因为故意隐藏了真实姓名、性别、身份，从未公开露面的作者埃莱娜·费兰特“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她到底是不是个男人？”（《纽约书评》：Italy’s Great, Mysterious Storyteller by Rachel Donadio）
这是一个颇具戏剧冲突与黑色幽默感的问题，答案已在主语“她”有交代，但人们对此似乎不满意、不甘心。
因为有不少学者认为费兰特的文风像男人？还是说她的成就太大不像女人？
在新书《偶然的创造》中，费兰特直接发问，“某个有威望的男性作家表示：我们女作家很厉害。这就让人想问：我们和你一样厉害吗？超越你了吗？还是只是在女性中显得很厉害？也就是说，我们的才华卓越，只是和其他女性进行比较，还是说我们打破了‘闺房文学’的限制——这通常是市场对文学、文学价值的影响和限制，我们是不是颠覆了这一点？”还是说“你决定承认：现在女性写作中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像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女性一直都在学习和研究男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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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埃莱娜·费兰特 著
陈英/邹颖迪/陈杨琪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4
这番话或许引起你的不适，甚至想立刻反驳，但这或许正是一个好的开始，是阅读费兰特的开始。
01
以《我的天才女友》为代表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小众文学成为大众流行，西语写作强势进入英语、中文等语言系统，一个不营销、不露面、不混圈的作者成为舆论追捕的对象，被热爱、被热议也被诽谤，巨大的成功、名利、流量截至目前无人认领。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来说，惊奇程度不亚于看见恐龙与汽车拼速度。
“费兰特热”也照见了长期浸泡在信息洪流的我们对某一类型“信息”的超级缺乏与超级渴望——跳出“房间里的天使”与“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两种女性形象光谱，找到真正代言“我”的女性文学肖像。事实证明，两个女孩一生的故事，也能掀起巨浪。原来“文学已死”，只是死去的是纵横千年的性别为“他”的文学传统，将笔视为“阴茎”的古老比喻正在死去，而女性主义文学正值青春期，跃跃欲试也夹杂忧虑与压抑。
无论费兰特是谁，性别如何，30年的创作与躲藏行为构成了一种有机统一的文学景观，就像一件装置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一半悲壮，一半热血。
悲壮在于匿名的女性作家背后有种相似性，从勃朗特三姐妹到J. K. 罗琳与费兰特，为逃脱被全社会审判的命运，收起翅膀，藏进黑暗洞穴，以换取创作的自由。对女性创作的贬低失去靶心，只能对着空气抡拳头。但赞美、喜爱与荣耀也一样。注意，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自由。
代价即失去文本创造者的“权威”，父权制一直引以为傲并抑制女性的重要手腕。萨义德指出“作者”（author）与“权威”（authority）的亲密关系，“这个作者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创造了、导致了某种事物存在的人，是孕育者、创始人、父亲或祖先，他还用笔写下了自己的思想。”而描述性的虚构作品则是小说家们“从心理方面也从审美方面来显示自身权威”。中文语境有类似表达，“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留名青史的最妙方法。而她们的匿名从根部瓦解了父权制规定的权威，让“权威”像一条无人认领的丧家犬。
热血之处在于，以失去姓名为代价，费兰特在辽阔的文本上复活了女性。在阅读中看到了许多人的影子，关于你的母亲、祖母、女儿、女性朋友的故事，以及你自己。阅读成为历史见证，缄默已久的嘴巴被撕下封条，象征父亲的造物主怒不可遏，而你终于觉得自己活着并有了姓名。
“有关文学的父性特征的比喻的最后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作者以同样的方式既创造了又囚禁了他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他一方面赋予其笔下的人物形象以生命，另一方面，他又剥夺了她们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剥夺了她们独立言说的能力），迫使她们沉默。”然后，“使她们处在静止状态下，或者——将她们镶嵌入艺术的大理石之中——从而杀死她们。”（《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
所以，不是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都能称之为女性主义文学，如果未能逃脱“迫使她们沉默”的文学传统，就无法成为费兰特这样的作家。同理，如果能让女性人物说自己的话、贡献出革命性的描写，男性也可以成为女性主义作家。这也证明了藏匿除了悲壮，还有反讽，姓名、身份或性器官是定义作家的标准吗？是他和她拿起笔之后的意志，决定了他们是怎样的作家。
02
然而书写暴露与身份隐匿这一行为艺术，也折射出女性主义创作的周遭，隐匿无法彻底消除伤害，只是将伤害值降到最低。
学术界大胆推测、小心论证，数十名学者组成研讨会，耗时多年，通过搭建语料库，将费兰特的作品与40名作家及150部小说进行文本分析，倾向认为费兰特为一名意大利男性作家。而费兰特的书信集《碎片》在2016年出版时，又认为这些“碎片”出自多人之手，男女皆有，还包括一位神秘出版人，隐隐指向一场“密谋”。而到2020年《成年人的谎言生活》出版时，研究结果又恢复为男性作家。
一名意大利记者则采取粗暴手段，直接调查涉及个人隐私的购房记录与汇款单，推测费兰特是一名女性译者（目前许多网站仍在介绍费兰特时配上女性形象的图片）。
各路媒体执着于自问自答，费兰特找到了吗？费兰特是谁？费兰特是什么样的？她有什么难言之隐？位高权重？超级富豪？单亲母亲？精神病人？小说就是本人写照？
“追踪费兰特”的行动透露出一种干着急式的焦虑与尴尬。
这些由创作引发的连锁反应已逐渐偏离了费兰特希望大家关注文本的初衷，也撕掉了文学的遮羞布。费兰特认为，语文教育的缺失，文体批评的坍塌，“让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想象，或者恶意的推测。那些做评论的人盯着一个空荡荡的画面，那里本应该有作家的照片，他们没有技术工具，或者简单来说，他们没有真正读者的敏感和热情，所以很难用作品来填补那个空白。”（《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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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发表第一部作品《烦人的爱》时，费兰特明确告知出版方，不公开透露身份与性别、不接受现场采访、不参加任何研讨会与颁奖典礼。“营销一本书挺费钱的，而我将是你们最省钱的作者。”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出版社省钱。
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费兰特回应，起初因为害羞，“随后，我对媒体的抵触越来越大了，他们对于书本身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尤其会关注一些已经取得成就、有一定声誉的作者。”比如意大利文坛，学术背景，出版圈的地位，在其他领域有成就，能让他们获得成功的通行证，“就好像文学无法通过文本来证明自己。”
关于这个问题，在新书《偶然的创造》中，没有问题轰炸与逼问的情况下，费兰特用更松弛的方式回答。
只要有机会，费兰特就会去那不勒斯的“仁慈山教堂”去欣赏一幅十七世纪的画作《孤独的圣母》，作者为无名氏。那是一幅“小小的修女像，她双手合拢，眼睛紧闭，一副心醉神迷的表情。”
“我对这位画家的了解不是通过他的身份信息，也不是通过他的生活经历，而是通过他的表达方法。在他的表达方法中，我看到了另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是他作为艺术家的故事，也就是他的审美，他选择顺从还是违反，他的创作才能、图像的章法和布局，还有他呈现出来的情感。”为了方便，她愿意给这个艺术家起一个女性的假名，对应“她”的想象力、掌控力，而人们总会误以为“他们不是无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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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创造》满足了大众对文学隐者的所有好奇，费兰特通过写作展现出了多面形态——一个女儿，一位母亲，一个反复观看外孙女视频的外婆，一个曾经的重度烟瘾者，一个不焦虑的失眠者，一个讨厌省略号与感叹号的写作者，一个对男性主导的性爱叙事建言献策的观众，一个沉迷“把名著主角换成女性”游戏的读者，一个社恐又嘴笨的人，一个关心政治、社会问题但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日常絮语勾勒出了一个女性作家轮廓，虽五官模糊，学历、工作、收入不详，却让人清晰感觉到一个活生生的女性正站在文本另一端拼命朝你挥手。即便这只是虚构的真实（阴谋论者难免这样认为），打造某种人设，因为在“无名”的居所里，她是安全与自由的，“当我们开始自由创作时，我们没必要考虑读者看了是不是开心，我们只需要通过虚构的故事，让人们不带滤镜地看清人的处境。”然后，“我要努力写出言简意赅的句子，感受到它的粗暴””。用她擅长的方式反驳无端揣测与过度代言，因为她是一个作家，她还活着，她想说可以自己说。
她可以自由谈论与大自己三岁的男孩在汽车站的后巷约会，“他特别喜欢我抚摸他”，“我用一种贪婪、不知羞耻的方式吻了他。”
又或延伸讨论了《我的天才女友》开篇所描写的“恐惧”，像作家“下班”，脱掉戏服，坦言“我们这些能展示恐惧心理、勇敢的人，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失去自尊。”
她对于选择不孕的女性致以敬意。不加粉饰地讲述自己所经历的怀孕、育儿之苦，但也更加坚定的认为“孩子展示出女性身体伟大、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我们生孩子不是为了任何人，不是给那些疯狂的父亲，不是为了祖国、机器，也不是为了应对越来越残酷的人生。”
对于女性身份她时刻保持自省的清醒态度，“经过一个世纪的女权主义，我们还是不能真正做自己，仍然不能完全属于自己”，“不要过于漂亮、过于聪明、过于好强、过于刻薄、过于痴情、过于急切、过于独立、过于慷慨、过于霸道或过于客气。一个‘过度’的女人会引起男人的激烈反应，尤其是会激起其他女人的敌意。”同时提醒自己，无论多么讨厌一个女性，“我仍然会站在她们这边。”
又或让我们惊喜的发现，她对待女儿态度，更像一个女性主义者前辈对年轻一代的寄语，“即使她们身上有我的影子，她们也不怕做自己。”
以及她那必要又可爱的“双标”。“我永远不会对一个女导演说：这是我的书，这是我的视角，如果想把它改成电影，请务必忠实原文。”即便违背原意，甚至当成跳板，她也没意见。
这些想法是在得知女演员马吉·吉伦哈尔决定改编《暗处的女儿》时产生的。“现在有比捍卫我的创作更重要的事情，一个女人在那本书中找到了考验她创造力的契机。”
但如果是男性导演，“我不会让他随意篡改我的作品。男性作家拥有上千年强大、结构严密的文学世界。”所以，“我会要求他尊重我的视角，进入到我的世界，进入到我故事的牢笼，而不是把我的小说硬拉进他的世界。这对他的好处可能要比对我的好处大。”
以“第一次”为开篇，以“最后一次”结束，告别了为期一年的写作“练习”，即是这本《偶然的创造》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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