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我升入麻城第五中学,是该校第二届初中生。正好赶上“整党整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政治运动,当时的校园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教室、办公室、寝室、图书室、乒乓室、厨房、过道以及运动场周围,只要有墙壁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在醒目的位置,大字报几乎天天刷新,覆盖一层又一层,场面颇为浩大。
我们学生中只有高年级的少数同学被卷入这场运动,我记得有一首词“天高云淡,老师在吃面,不吃三碗非好汉,屈指吃了五碗;三百学生闻风,个个怒气冲冲,今日老师吃面,何日师生相同?”。这是高年级的同学恶搞的,那年代提倡师生同吃同住,学生能吃得上大白面条就是最大的奢侈。现在回忆起来,虽然这首《清平乐·吃面》填得不差,可是内容多么幼稚可笑,哪有半点师道尊严啊?!
我们作为学生,每天课余饭后就守在大字报前,看看老师们对时弊犀利辛辣而又幽默风趣的批评,我记得有位年轻气盛的老师,出了一张内容放荡不羁的大字报,题目是《为什么有的老首长要娶嫩姑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被划为右派,像我们当地的杨老师就是右派平反后复职的。我那时候不懂这些,注意力更多集中在赏析文字笔墨上。
那年代,普通百姓、商店老板、账房先生、药店医生,凡是写字都离不开毛笔,更何况教书的老师呢。我看大字报不如说是欣赏一幅幅书法作品。每一位老师都有着不同的书写风格,有的大气,有的厚重;有的清丽,有的凝练;有的豪放,有的稳健;有的险峻,有的平和;有的拘谨,有的洒脱。为了醒目,他们还用红墨水圈上标题。
老师们的字体都有个性与风格,就如同他们的学识与才华一样,各有千秋。
有一些本地德高望重的老教师以带文史为专长。
屈祖培老师解放前曾经在县一中当过校长,教我们的历史课。他讲述麻城近代的夏斗寅,其人从参加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开始,到跟随蒋介石杀害革命志士成百上千人,以致后期不受蒋介石调令,自悔反共恶迹而跑到台湾,最后流落香港看相算命,而死于香港。他对这一历史人物的传奇经历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现在,麻城木子店的夏斗寅故居已成为“麻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加以保护。
还有林欣老师带我们一(二)的班主任,教语文,很有风度。他会唱京剧,他教李承运唱京剧《打渔杀家》,而且他们师生分别扮演渔家父女,扮相很形象生动,唱得字正腔圆,表演得很成功。林欣老师的才艺在那时候真是凤毛麟角,别说那时,就是当下,民间有多少人钟情于京剧呢,国画、京剧还有书法都是我们的国粹啊!
有一些老师是大城市的知识分子,那年代参加工作靠分配,是政府分配他们到地方学校的。教二(1)班语文的老师还是报社编辑呢。
教我们地理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李志云,武汉人,武汉师范学院毕业。她讲地理能引人入胜,讲到哪里就好像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地方,比如讲季风、热带雨林气候特点,她都能绘声绘色,让我们有身临其境的体验。她眉清目秀,声音清脆悦耳,身材苗条,加之穿着城市的服饰,用当下的话说就是颜值很高,是一位才貌双全的老师,这也是同学们都喜欢地理课的原因之一。
王心求老师多才多艺,担任体育、音乐和美术的教学。他教我们音乐,从音阶入门,然后识谱,他讲倚音、滑音和装饰音,我都有些印象,我能识一些简谱,就得益于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王老师有时在他房间门口拉二胡,会招致好多同学围观,我们听得多了,就知道是《二泉映月》、《空山鸟语》,或刘天华的《病中吟》这些二胡名曲。他一边放留声机一边跟着拉,那熟练的程度已是炉火纯青,与留声机完全乱真了。有时上课铃响,同学们还不舍离去。
那时的学校与现在似乎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是一所普通中学,但是学生的发展是多方面的,不同兴趣特长的学生都有他们活动的空间。课余时间,操场上龙腾虎跃,篮球羽毛球,单双杠,跳高跳远,垫上运动,跳木马,走平衡木,应有尽有。校园里歌声、琴声、欢乐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勃勃生机。
班主任杨焰老师让我主持班里的墙报,主题是老师定的,内容是同学们投稿的,我的工作是编辑板报,比如,写标题、编者按;配图、点缀润色、绘制边框等等,使版面充实丰富起来。这样一来,被教导主任胡民生发现了,后来我便成了他的得意门徒和助手。
那时的教育坚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方针,胡主任亲自抓宣传工作。他温文尔雅,衣着端庄,写得一手很规范的美术字。在教室长廊的洁白的墙壁上,在数条高高的廊柱上,他都精心设计打好格子,描上字影,然后用鲜红的油漆写上。他有时特意点我帮他填写字影,我受到他的指教,于是开始认识和学习各种体式的美术字,比如大宋体、小宋体、黑体,以及它们的各种变体。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国际上中苏友好,苏联专家要来福田河区双庙关乡参观考察油茶生产。此前有一次社会活动,学校响应政府的号召,带领学生去双庙关治山治水,开发油茶林园,我也参加了。学校组织了一个宣传队,胡主任安排我在队里书写标语牌。宣传队的同学们举着红旗,打着红红绿绿的标语牌,翻山越岭,走到劳动现场,向当地社员(那时农村是人民公社的体制,所以生产队的农民就称为社员)宣传治山治水、把穷山恶水变成金山银山的政策。通过这次社会活动我受到了劳动锻炼。
多少年后,我落户双庙关。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双庙关乡政府的办公室了看见了两副相框,一副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合影,一副是武汉长江大桥的照片(1954年武汉长江大桥有苏联专家参加建设),据说都是苏联专家当年参观油茶时赠送的礼品 。我想,这两帧珍贵的照片堪为中苏友好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也是双庙关油茶历史上的一个亮点。
从那时治山治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双庙关的漫山遍野都长满了油茶树,而且每一棵油茶树上都是硕果累累,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
学校教导处的周元龙老师和蔼可亲,说话轻言细语,他写得一手端庄精美的小字,精于在钢板上刻写蜡纸字,蜡纸就是油印的底版。他经常让我刻写一些教学资料。用油印机出版校园文艺期刊,如《百花园》,我从中学到了印制出刊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我记得三年级的潘龙一同学在《百花园》发表了很多诗词,难怪他后来考取了武汉师范学院,早就初露锋芒了,我自愧不如啊!
教我们《文学》的(现在叫《语文》)是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戴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他才华出众,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他会作诗,也会写毛笔字。
他很有趣,不修边幅,虽然蓬头但不垢面,生活很随意,经常敞着房门,房间也很狼藉。我们要好的几个同学有时乘虚而入,偷看他胡乱摊放在桌面上书写的东西,其中有诗歌甚至情书的手稿,我记得有个同学边看边念着这样一句“我愿意静静地……直到那地老天荒的时候。”
我毕业时,他在我的日记本上亲笔题诗留念,其中“又送新苗又一枝,园丁圃上意迟迟,此心愿化风和雨,更护成阴結果时。”这几句寄托了他对学子依依不舍的情愫和殷切的期望。他的书法以行草见长,与诗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简直是精妙绝伦。他就是麻城一中高中特级教师余绍秋老师。
二零零五年,我受邀参加了母校麻城一中的百年校庆,很荣幸获一套精致的纪念品,其中有余绍秋老师主编的诗集《杏花楼诗词读本》,在此,让我奉上余老师的墨宝,表示对他的怀念和敬仰,以便让他的学生们一睹他的尊容和大作。
物理课也是我喜欢的学科,余品璋老师教我们的物理。他上课不拿备课本,只拿课本和实验器材。上半节课基本是提问、讨论上次课所学的内容,下半节再上新课,课堂气氛很活跃,同学们都喜欢他的课。
他是本地人,和学生交流,乡土味重。他教导我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还进一步强调“将来科学发达,能够把荒山变面包”,“你们不好好读书,是废品,将来进棺材”。当时,听到这样的话,余老师似乎说过了头。现在回想起来,没有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技能,就会落后,被时代所淘汰。他的预言也变成了现实,荒山何止变 面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最好的印证。
他还是一位跨界老师,教我们的音乐,讲台上放置一台风琴。他很会拉京胡。《毕业歌》《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渔光曲》等等歌曲都是他教唱的。
他还组织同学们排练节目、主持文艺晚会。我和我的同桌汪澜涛(原名汪仕永)被他安排,在一次晚会上登台演唱了一曲《茶馆小调》。晚会是在操场上搭的舞台,两盏高光的汽油灯 把舞台照得通亮,台下坐着全校的三百多师生。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舞台体验,虽然有些紧张,但是我们排练的很熟练,演唱很成功,赢得了大家的夸奖。我很激动,而且很自信。演唱的是一首说唱叙事的市井小曲,讽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人们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当时人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蔑视和愤慨。
1958年,我读初中,我们老街也办起了大食堂,学校放假了,我就跟大人一起去大食堂吃饭,听说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不仅如此,学生读书不收学费钱,人人都有助学金,每个月六元钱的生活费,这样搞了一学期。
飞鸟恋旧林,1959年暑假,我和几个同学到母校——福田河中心小学去玩,恰逢福田河公社在学校举办国庆十周年的大型展览。当时有麻城画家黄土岗的余敏文主持布展。
一个大展览厅,四周墙壁是挂图,内容是总结建国十年各个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图文设计非常醒目可观。
展厅中心是一个大型沙盘,布置的是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远景的立体模型。沙盘中有青山绿水,山边高大的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柿子。田野上收割机正在收获稻谷。宽广的公路各种车辆络绎不绝,公路沿线敷设电线,电线杆上路灯闪闪发光。河流、桥梁纵横交错,阡陌交通。成片的楼房林立,绿树红墙相互掩映,电灯光如同天上的星光眨巴眨巴从楼房射出来。村头的大槐树上,高音喇叭正播放着《社会主义好》和“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这样的歌声。
沙盘里的景致在灯光变换映照下如梦如幻。一幅人间幸福美好生活的蓝图美不胜收,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更赏心悦目,使我们流连忘返。
时代的步伐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沧桑巨变,我生有幸,不仅见证了祖国六十年前展望的宏伟蓝图成为现实,而且身居其境,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初中学习的三年,正是祖国的困难时期,特别是物质匮乏。我们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却度过了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和同学们遇上了许许多多有才华的老师,他们的为人治学德艺双馨,堪为我们的表率。同时,在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下,同学们沐浴着七彩阳光。学校有优质的教学设置:运动器材、理化生实验室、图书室、风琴等器乐、农场、校办工厂……一应俱全。学校经常举行球赛、举办晚会、编印校刊。教学活动中,不偏废所谓副课体音美,课外活动让有专长爱好的同学尽情陶冶性情与发挥特长。
学校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引导学生参加校办工厂农场的活动,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美德。学校配合政府,领导学生参加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学生真正成为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后来,我也成为老师,教初中,时值改革开放初的四十年前。如果两相比较,我的学生们生活条件比起我们那时候优越多了,他们基本上是衣食无忧。但是,他们是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学习,单纯地死记硬背应付考试,当年我们教育组的熊组长戏言“小猪不长天天称,称也不长”,以此批评考试频繁枉费徒劳之弊端。当然所学的书本知识不能通过实践而转化为技巧技能,说不上全面发展。当时国家人才青黄不接,急需更多更快培养人才,难免发生这种现象。
现在通过回忆和对比,深切的感受到在初中时代的求学环境是优越的,所受的教育是全面的,学有所乐,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受益终生,当年美好的时光值得珍视与留恋。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教我的老师们大 都已是期颐之年,有些人可能作古了,但是我仍然地由衷地缅怀他们祝福他们!感谢我的母校麻城第五中学!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作者简介】李承元,1944年生,湖北麻城人,1963年麻城一中高中毕业后,插队落户务农,1979年受聘于福田河双庙关中学任教。业余爱好写作与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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