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在书院招生宣讲会上的讲话

?教授在书院招生宣讲会上的讲话

    我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鼓一鼓劲儿,因为我认为**书院真正代表着咱们的教育方向,下面我要认真地阐述一下这个道理。在收到书院的邀请时,我在半小时之内,就把题目报了出来,这就是“**书院的‘教’与‘学’”。我的发言内容包括“一个缘起,三个层级,五个步骤”:一个缘起,是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思考;三个层级,是说现在高校里边都存在着三个层次的教育;五个步骤,则是我对**书院教育理念的一点思考。
    一、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反省
    从哪儿说起呢,我先给娃娃们真诚地汇报一下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反省。虽然教师是一种职业,但我毕竟首先是一个人,我应当从人的角度来反省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有一个大前提,我把这个大前提给大家提出来,咱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有非常深厚的传统。《诗经?大雅》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哲妇”自然是指苏妲己,“哲夫”则指的是像周公这样的人。在孔子将要去世的时候,也曾作《曳杖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的弟子子贡说:“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这里就引出来一个概念,叫做“哲人”,“哲人”和咱们所说的哲学家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究竟在哪儿?我建议大家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德里达到中国来访问,说了一句:中国没有哲学,但是中国有思想。结果中国哲学界马上就开始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作为民族自尊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2007年的时候,在武汉大学开了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复旦1978级入学,在美国任教三十多年且拿了终身教授,现在北师大兼职的倪培民教授,他说在海外一看到大陆在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羞愧得无地自容。原因是什么?他说这就像是弃儿乞求认领一样的心态(真正的民族自信根本不需要这样来表达),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非常好破解。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哲学家,但中国有一代代的哲人,哲学家和哲人的区别在哪?哲学家创造了一套理论体系,但这个理论体系可能体现在他的生活中,也可能根本就不体现。这就是以哲学为职业的哲学家。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卢梭写他的教育学著作《爱弥儿》的时候,他把他的儿女送到乡下去寄养。结果中国人说这卢梭是个双重人格,一方面教导别人怎么样爱自己的儿女,但另一方面他却根本不管他的儿女。其实这是中国人才有的幽默,西方人没有,卢梭也可以辩解说,我不把我的儿女送到乡下去寄养,怎么写我的教育学著作?我只有把他们送走了,他们才不捣蛋,我才能写书。但这也说明西方的哲学,西方的教育,他是以知识体系表现出来的一套理念。但是这套理念和这个人有没有关系?不一定。可是从咱们的“哲夫成城”到孔夫子的“哲人其萎乎”,这个“哲”首先是人生之哲,他的智慧就体现在他的人生当中,他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就做人而言,哲人的要求比哲学家的要求要高得多。中国人用哲人的标准来看那些带有光环的人,所以哲人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至于中国哲学有没有体系,冯友兰先生在30年代就表达的非常清楚,他说中国哲学没有外在的、形式化的体系,但有内在的、实质性的体系。20世纪,我们这些钻研中国哲学的人,就是试图把古人的思想体系给诠释出来。像《论语》中,到处是随机指点性的话语,在这儿说两句、在那儿说两句,但是孔子却明确的说“吾道一以贯之”,这就说明,其思想有非常强的内在体系,问题是后人应当如何把他思想体系给诠释出来。所以我在这里先远远地给咱们树立起这个“哲夫”和“哲人”的标准,我认为这才是中国人的传统。至于现在的学者经常编一个知识体系,在大学的讲堂上讲一通哲学概念,说这就是哲学家。我在这里可以用黄宗羲对祖师禅的讽刺来举个例子。修炼祖师禅的人必须凭借一通道具,黄宗羲用了一句非常辛辣的讽刺,说这些人“放下道具,便如愚人一般”。就是说当你拿着道具登台说法的时候,你是祖师禅的大师。可是当你放下了你的道具,结果你和平民百姓完全一模一样。对中国人来讲,这样的哲学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哲学没有意义。所以我就想首先树起“哲夫”、“哲人”的标准,请记住这个标准,然后我再给大家汇报我对哲学之“教”的认识。
    我是78年上的大学,82年大学毕业。但是那时候我们都是国家分配工作,所以一分到单位你就是教师,然后呢教研室主任就给你安排课,如果你想上课,外面有课也给你介绍,就整天忙着上课。85年,我在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哎呀,那一天的紧张程度,你们这些娃娃身体肯定吃不消。早上天不亮骑着车子到师大来听四节课,中午在师大吃饭,吃完饭赶到**。当时**在**,我在那儿上四节课。我的课堂,来**书院上课的娃娃都知道,如果能不休息的话,我是绝对不休息的。四节课一口气上完,上到6点,然后跳上车子,赶回教育学院。晚上7点还要给教育学院上课,有1个小时在路上随便吃点饭。骑着车子,从(晚)7点到10点,给**市进修的教师上3节课。然后十点半回到家,往沙发上一蹲,人就缩成一团了。上一整天课,对气的消耗太大了。人在讲课时候大声说话,非常耗气,我就坐在沙发上抱着茶杯就一下就缩成一团。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贫困,我们也贫困,我不断地在**市这四郊上课,长安县、户县、坊新村、土门、纺织城,这些地方的课我都上遍了,那时候上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到90年代的时候,生活状况有所改变,评了副教授,收入也高一点了。这时候来个朋友、来个亲戚,不担心在外面吃顿饭、喝顿酒了。工资从最开始58.5到80再到120,一上了副教授之后就拿到400块钱了。虽然物价在涨,但是生活方面的待人接物基本上不存在问题了。这时候我就开始思考,这个教师虽然是一种职业,但是我不仅仅是干教师这个职业的,我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可是按照现在的样子,我就有可能以这种忙忙碌碌的上课终结我的一生。
    这时候,一次偶然在《读者》上读到了一则小笑话,这个笑话说起来非常简单,大家司空见惯,但一下子就触动了我。那是台湾的一个教授写的,就说如果教师给学生们说:“我用手指头触一下含羞草,含羞草的叶子马上就卷缩回去。”这个学生都能明白,它是一个生活经验的问题。为什么是含羞草?因为只要有人一接触它,它的叶子马上就缩卷。但这个教师把说法一变,你看这些学生有什么表现,教师说:“如果你给植物一个刺激,植物马上会做出反应。”结果这些学生马上掏出笔记本,赶紧记笔记。我由此想起我们给学生灌输的这一套知识体系性的教育,真的和学生的身心性命、和学生的做人精神是密切相关的吗?这可以说是我对这个问题思索的起始。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在讲课当中,把“我用手指头触摸一下含羞草的叶子,含羞草的叶子马上缩卷回去”,堂而皇之地在课堂上表达为“我给植物加上一个刺激,植物马上会做出它的反应”,然后学生马上开始记笔记,有没有这种现象?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咱们是把知识不断的稀释化,稀释到就像咱们现在时髦说的“鸡汤”。然后呢,你们就像是机械化养鸡场、养鸭场里面一波一波的鸡和鸭。这件事是我真实经历的,我在咱们**书院开张的时候,就讲了这个事情。
    大概是01年,我乘坐咱们的校车从田园都市那边拐过来,到这来上课,但六点多是堵车最厉害的时候。一个架着高高满满的大卡车和校车挤在那里,你向前挪一挪,我向前动一动,就这么挤着。我就在边上坐着,这时候就看到对面儿非常小的笼子里面,有一只只的鸡,这些鸡是从现代化养鸡场运出来的,它们完全是一种茫然失措的眼神。等车再向前一点,我就问起对面司机,这些鸡养了多长时间?这师傅说这鸡养了快50天。我说把这些鸡送了干什么去?他说明天十点钟以后,它们就会出现在**大小的餐桌上。我忽然一下想起这些鸡茫然失措的眼神,其实对于现代的教育体制,我也是一种茫然失措的眼神。在现代的教育体制下,我们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明天早上十点钟以后,这些鸡就上了饭店的餐桌;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一趟,我们是不是一工作就三十年,然后退休回了家里面,这一生是不是就像只鸡一样?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想,但是我不敢找任何人交谈,一个人坐在那里流泪。我想如果人的一生将这样度过,其实不过是比鸡度过更长一点时间而已。比如说鸡是48天,人在工作岗位上可能不到48年,是不是这么个样子?所以我一下子深刻地理解了那些鸡茫然失措的眼神,现代文明把现代人在现代的传送带上“滚动”地失掉了人的本质。我也同样带着一种茫然失措的眼神,所以我一个人坐在那流泪,但是我不好意思给任何人说,因为我如果给人一说,人就说这家伙简直矫情的很呐,人家看《三国》流眼泪,你看这些鸡也流泪。我说鸡是不是一种生命?鸡作为一种生命,和我们人作为一种生命,实际上是一样的。这只鸡还没有在农家小院里成长过,它还没有在沙土里面找一只虫子,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来找一个麦粒;它都是吃饲料,随着流水线这样一路走来,然后就上了餐桌。其实现代文明、现代体制对人也同样如此。娃娃你们想一下是不是这样?我当时在咱们书院开张的时候,就举了这个例子。
    然后又过了几年后,我觉得我脑子越来越清楚。在咱们学校的通识教育中心成立大会上,尤西林老师也把我叫去了,说你一定要发表看法,因为你是真正研究儒学的,我们希望从儒学的角度听到这方面的批评。当时咱们的书记、校长也都在座,因为我这个人自小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一种摁都摁不住的性格,只要我想说什么,那是肯定要说出来的。我当时就对通识教育提出来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直到今天我一直没有变,一、尊重人性;二、捍卫人道;三、开拓人伦文明。这就是人的使命,是儒者的使命,也应该是通识教育的使命。这也是我们从上个世纪90年代,看到大学里面丢失了人文精神,想通过通识教育的方式把人文精神找回来。但要把人文精神找回来,没有这三个“人”,是绝对找不来的。
    我举个例子,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为什么现在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晕倒,所有人都绕开走,不敢去援救?就是因为好多年以前,南京发生了一起“彭宇案”,这个彭宇看到一个晕倒的老人,他把老人送到医院里边,并且交了一笔抢救费。等这个老人抢救过来,然后老人的子女说是彭宇把这个老人撞了,彭宇说他没有撞,而是看到老人倒在地上,他不忍心,就把老人送去抢救。可是老人和子女,把彭宇告上法庭,让他出医疗费、养老费等等,结果法官居然支持这个老人和子女的要求。法官的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你没有撞人,你为什么要去救她?还要给她付医疗费?你看法官这样一个逻辑,就包含着一个前提,只有在撞了人的条件下,你才可以救她;你没有撞人,就没有必要救她。这完全是一种丛林逻辑,也是把人向丛林世界引领,那么在这样一个非常坏的案例的示范下,所以我们就看到**,三个8、9岁的小男孩,让一个老太太抓住,说这三个小男孩把她撞了,她躺在地上,要让这三个小孩的家长要负责她的养老问题,她的子女跟着同声提这样要求。再下来,我们还看到一个老太太从车上下来,在道沿上没有踩稳,倒在了地上。司机在前面坐着,从后视镜当中看到这个老太太半天没有人理,就把车停下来,把这个老太太扶到车上,拉到医院去。结果这个老太太在医院里面,咬牙切齿说就是这个司机把她撞的,她恨不得把这个司机杀了,她的子女也异口同声地这样说。结果交警把十字路口摄像头拍的录像,原原本本地让老太太和和她的子女看,老太太说这是你们重新合成的。你们说这是把人向人的路上领,还是向比禽兽还坏的路上领?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简直举不胜举。因为一次错误的判案,就会形成一种范导作用。
    我把这个案例向前推:商鞅和公子昂是发小,当秦国强大起来之后,商鞅和公子昂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要进行一场决战。商鞅做了一件什么事?他给公子昂写信,说咱们几十年没见了,明天希望你过来,咱们只叙友谊,不谈国事。公子昂是真诚的相信商鞅,因为他们小时候关系非常好。可是商鞅早就埋伏了士兵,当公子昂到了之后,他马上把公子昂给俘虏了。这当然决定了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命运,但是这后边的范导作用非常之大。这就把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给彻底摧毁了,任何一个人对其他人都不敢相信,都认为其他人是狼,随时准备加害自己。而每一个人也都要以防狼的心态对待他人,你说这是一个什么社会?所以当咱们学校提出成立通识教育中心的时候,我就提出在从90年代人文精神失落到新世纪大力推行专业教育,可是这个专业教育实际上是职业教育,是把人培养成单向度的人,是把人培养成没有人情味的人。所以现在你在大街上走,不管是小伙子还是姑娘,长得体体面面的,但是你不敢和他说话,你就和他说一句话,他的那种教养就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坏人。有没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简直太多了。有时候你在大街上,如果能和人平和地、相互尊重地对话,你感觉到喜悦的不得了。所以这个通识教育就是以感性认知的方式,把人之为人的精神,把尊重人、关爱人的人道情怀给呼唤回来,这就是通识教育的使命。但是现在全国这么多大学,有哪一个大学的通识教育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呢?
    咱们早都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说法,在《论语》当中也可以看到孔子对伯鱼的要求,伯鱼就是孔子的儿子,孔子“中庭而立,鲤趋而过之。”孔子问:“学诗乎?”伯鱼说:“未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以比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表达与人的沟通,那叫“雅言”。所以咱们国家在宋代以前,凡是人家真正的大户,就是真正的贵族,都是以诗礼传家。又过了一段时间,孔子“又中庭而立,鲤趋而过之”,孔子问:“学礼乎?”伯鱼说:“未也。”孔子说:“不学礼,无以行。”就是说不学礼,你简直犹如“面墙”而已,一步也走不动。你在人前的举手投足、言谈举止,让人感觉简直像个野孩子,没有一点文化素养。这种现象,甚至不仅仅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就像我,我也是到40岁,拼命地寻找怎么样才能和人顺畅的沟通。所以我在**书院带着大家读王阳明的时候就说,王阳明称徐爱为曰仁,过去人的名字只有两方面可以直呼,父母可以呼一个人的名,老师可以称一个人的名。再下来,这个名永远在作为自己的自称,是我给父母讲话,名就代表我本人,因为我的名是父母给命的。我和老师说话,我的署名也一定是我的名;但是他人和我说话,则一定称我的字。年岁不同,往往称字。对于官位高者,往往称官位,这是对人的尊重。可是现在我带研究生,看到他们发的短信,就要在这些方面给他们操心,他们知道不知道给外面的老师写信要怎么写,知道不知道落款要写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写自己的号。对老师是称老师,还是要称先生,还是要称教授。这不是说好像就专门讲究这些,而是如果认真体会,你就会发觉这些“礼”会给人营造一种对人尊重、关爱的氛围,创造一种非常融洽、协和的人文环境。可是你们有没有几个同学相互见面,没说几句话就感到话不投机,气哄哄的走了。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估计肯定是有。这不仅仅是个礼的问题,这是对人的心态问题。所以我说咱通识教育应当从“尊重人性,捍卫人道,开拓人伦文明”的角度来开设。我当时发表这“三人”之后,尤西林老师,还有其他老师都说你把通识教育的本质说出来了。
    二、现代高校教育的三个层次
    当我对“教”,对“人文精神”,包括对现在的教育体制进行这样的反思之后,我把咱们现在教育排成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所谓专业教育,第二个层次是通识教育,第三个层次则是书院教育。
    第一个层次就是专业教育。咱们现在所谓的大学就是进行专业知识的教育,但是我敢说这些专业知识的教育其实非常的皮毛,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你学了这些专业知识,出去就能打天下,其实离打天下还差的远的很呐!当然这些老师讲的可能都是干货,都是扎扎实实的知识,但你出来充其量是一个“工匠”而已,你不过是现代化体系当中的一个螺丝钉、一道工序。这无关乎你这个人怎么样,你这一生过得怎么样。其实老百姓有两句话说的非常好:“天上下雨地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当然这个话就源于孔子“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做人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在你们这个年龄没有这个经历,但在我这个年龄,可以有许多这样的经历。这明明是个农民,是个普通的劳动者,甚至是个扫垃圾的,但是人家为人让人尊重;处事让人尊重,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化的哲人。至于那些“哲学家”、“艺术家”,倒不一定比人家更值得尊重。人和人是要用心温暖着心、是用精神温暖着精神的。
第二个层次就是通识教育。之前我每年都要去上一次通识教育课,每次课有两三个系,往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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