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新史学》
戊戌变法，及其以后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压力作出的反应而出现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
“国与国比较，而强弱见”。一向唯我独尊的中国，逐渐步入弱者、贫者、劣者的行列，面临着“为天行大圈所淘汰”的威胁。于是，在中国，就渐渐萌生向被视为强者、富者、优者的西方学习的愿望，产生打破封闭循环传统，开始了变法维新。在史学领域，作为政治鼓动家的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新史学》。他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几近全盘否定旧史学。他认为中国的旧史学维护专制统治，是愚弄人民的工具，是“霸者的奴隶”。继而指出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提出历史是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对国民的精神成长理应具有启发功能。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弊二病”，他把旧史学与新史学相比，“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人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他认为中国的旧史陈陈相因，不去思考历史事件造成何种影响，不探究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尤其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不明白人物只能作时代的代表，却反过来把时代作为人物的附庸。结果，旧时代的正史便成为人物传的汇集，“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只重政治史，简直是帝王的家谱。“呜呼，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只有对旧史学进行革命，才能使之成为“国民运动之资鉴”。梁氏对旧史的批评确实攻势凌厉，具有廓清摧陷之功，这是因为他的批判集中到旧史即“君史”这一根本问题，痛陈其奴化国民思想、阻挡时代潮流的危害，而以“民史”即以写出民族群体之兴衰这一崭新价值体系取而代之，这就为史学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他介绍了“新史学”的具体含义，”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历史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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