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之治”的新境界——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国家治理是国家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的重要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进入新时代，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风险挑战的增多，国家治理的水平和能力也将经受更多考验，也直接推动国家治理结构和方式的加快转型。同时，作为超大型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国家治理涉及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是一项治理难度大、治理水平要求高、治理风险性强的系统工程。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政治命题，并将其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十五年”的奋斗目标，进而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和经验的系统总结、提出重大任务和举措，我国国家治理蹄疾步稳、系统推进、成效显著，充分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和制度自信，中国特色“大国之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说服力、感召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专门就“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进行了集中阐述，系统地分析了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条件、显著优势、实践基础和现实挑战，对相关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指导和推进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和根本行动指南。
一、深刻认识和理解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
改革开放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着眼于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开启了以“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得到“系统性整体性重构”，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更加明确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推进”“要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抓紧就党中央明确的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进行研究和部署”。由此可见，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和战略定力的同时，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通过改革不适应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制度法律，持续增强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在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国家治理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关键和最核心的内容，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的建设等各项改革平稳有序、协同高效推进提供坚强的政治、组织和制度保证。通过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国家制度供给、制度创新和制度执行能力的不断增强，
不仅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推进夯实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基础，而且促使各级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的制度意识和法治意识不断提升，形成社会各界高度的思想认同、制度认同和行动自觉，确保各项改革联动集成、行稳致远，发挥总体效应。
二、坚持和巩固国家治理的中国道路
国家治理是世界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是，不同国家对于治理制度和治理方式的选择在符合社会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可以也应该存在一定的差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和经验教训充分证明：国家治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更不等于美国化。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是以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根本目的和根本方向，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弦更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进而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对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国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我国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不仅体现在区别于西方国家政治和文化道路的政治自觉和道路自觉，而且体现在从中国国情、历史、文化等方面实际出发，通过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举国体制优势，把西方国家办不到、办不好的大事难事办成办好办实。我国近代政治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多党竞争、全面普选和三权分立为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无法移植到中国，最终只能以破产而告终。
与此同时，我国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还表现在新时代转型国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社会转型加速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的日趋复杂化，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国家和社会、国家与市场等方面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在国际局势急剧变动背景下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国家安全形势面临更多的风险挑战。对于国家治理面临的新特征新挑战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作出了更为深刻的分析，认为我国当前“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面对着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因此，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面对国家治理的国内国际环境和复杂形势，我们必须保持制度定力和战略定力，“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以“斗罢艰险又出发”的斗争精神和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富强、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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