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婧：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微观路径与当代论域——从阿尔都塞谈起
摘 要：阿尔都塞认为，任何社会若要实现社会赋型都要进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其中主要涉及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个人、主体和大主体，其中个人被“唤问”为主体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主体对大主体的“镜像承认”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关键环节，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同、承认以及主体对大主体的“自动臣服”则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根本目的。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结果就是要使个体归属、居留于某种社会意识形态中。所以，只有全景展示和全程描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才能从本质上搞清楚意识形态是如何让不同的主体同时承认其意义并建立相应联系的。这对于从微观视域把握意识形态运行的内在机制与规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科学性以及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唤问;镜像承认;自动臣服
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是现代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探讨意识形态理论时，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一定是一位绕不开的历史人物。目前研究的着眼点往往放在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批判维度，从而忽视了他对意识形态内在运行机理的深刻分析。为了进一步把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我们必须从微观视域着手，从共时态维度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进行全景展示和全程描述。这样才能从本质上搞清楚，意识形态是怎样让不同的主体承认其意义并建立相应联系的。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稍显不足，仍待进一步加强。全程描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对于我们把握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在规律，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科学性以及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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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谱系：从“特拉西”到“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兴起于18世纪，是由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在法国国家研究院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他用思想、观念性的科学来定义意识形态的内涵，实质上就是要进一步对思想观念的组成要素及其源头进行分析。特拉西认为，若要实现人的思想观念的解放，彻底摆脱形而上学、封建神学的约束，就要以人的理性来引导人的心理活动（意志、情感等）。在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期间，意识形态是被作为宗教的替代品而建立起来的，这也充分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诉求，此时意识形态显然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代名词，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积极向上的、肯定的意义。所以，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意识形态定位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十分精准的。
意识形态社会学、政治学层面的含义则来自拿破仑（Napoleon Buonaparte）对它的批判，当时已完成专制统治制度建构的拿破仑亟需使人们在情感层面、观念层面对他绝对的臣服，以求获得公众的认可和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他对特拉西等人的理论、主张表示强烈不满，并指出其理论属于非理性的和非现实的范畴。他认为，法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磨难都是由某种观念体系的变迁引起的，不应将“政治、立法建立在一种从第一原理推论出来的种种玄妙原理的形而上学上面”。[1]由此可见，拿破仑对这些（以特拉西为代表）意识形态理论家的批判维度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维度是不尽相同的。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是以超越、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角度对意识形态问题展开分析和批判的，而拿破仑则是从捍卫封建专制主义的角度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批判的。
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阐释了他们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
首先，他们认为，如果从社会构架和整体结构来看，意识形态隶属于人们的精神层面——上层建筑，它受到社会生活（经济基础）的直接影响且反向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经济基础）。他们阐明这一观点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启蒙运动以来兴起的理性哲学。按照传统理性哲学的进路，哲学只要能实现对人的理性的变革，就能够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都阐明了现实社会的革命与传统理性革命之间的本质性区别。
其次，他们认为，在任何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的意识形态永远都是统治阶级所持有和代表的。他们指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身政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需要，一般都会将本阶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理念推广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这一直是意识形态本身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指向。这种分析充分揭示了意识形态内部的各种力量一直是处于抗衡与较量的状态。
最后，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是具有虚假性的。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社会生产过程及自身生产环境的反映往往是颠倒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种观念体系时，并不是一种真实的社会意识的表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实质上就属于直观的、自然的、非历史性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人们关于现实生活的表象意识，而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现实的颠倒。他指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2]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颠倒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中，而其根源就内蕴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一方面，是物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发生了错位与颠倒，继而导致社会生产的终极目的发生了改变，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并占据了统治地位。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成为人们生产的终极目的，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退而居其次，这就是哲学意义上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另一方面，商品生产中资本与劳动关系的颠倒，这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发生的二次颠倒，这也是马克思经常说到的“活劳动”被“死劳动”所支配。也正是因为这种二重颠倒性的存在，才产生了商品拜物教意识，这也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问题的“母题”。
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其社会形态之间的深层关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对二元对立的、旧唯物主义体系与唯心主义体系的扬弃与超越。
阿尔都塞承袭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他指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3]阿尔都塞认同恩格斯将社会划分为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经济领域等三个领域，并得出如下结论，即不论在任何形态的社会中，虽然具体的社会组成形式不尽相同，但基本的政治架构、经济行为、意识形态形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当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某种表象意识或表象体系时，从本质上看，是从社会历史生活的架构及基本构成要素的维度来理解意识形态的。而从意识形态它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功能来看，不管它的存在形式如何，它将始终存在并永远不会消失，即使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所以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因此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4]由此也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方式显然受到了列宁的影响，列宁没有延续马克思、恩格斯从批判的维度去理解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稳定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要素，这样他就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结论，即无产阶级也要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正是在列宁理论的影响下，阿尔都塞开始从逻辑结构和具体内容两个方面来把握意识形态的建构问题。他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上面，其目的就是要分析意识形态内在运行的规律与机理。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意识形态是如何能够实现‘使那些东西’和那些人自动‘运转起来’这项壮举的”，为此，阿尔都塞以“唤问”（interpellation）理论为起点，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揭示，并在此基础上对意识形态是如何作用于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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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机制：从“唤问”到 “自动臣服”
我们可以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微观机制作如下描述：任何社会若要实现社会赋型都要进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中涉及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个人、主体和大主体，其中个人被“唤问”为主体是前提条件，主体对大主体的“镜像承认”是核心环节，而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同、承认以及主体对大主体的“自动臣服”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根本目的，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结果则是使个体居留于、归属于某种意识形态。
(一)阿尔都塞阐明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
阿尔都塞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若要实现社会赋型就要对上层建筑进行再生产。他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项研究的笔记)》中指出，生产关系再生产与生产力(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再生产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两个主要方面，两者的关系非常紧密。尤其是在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不但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前提而且也是基础。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仅从生产实践中获得生存的技能已经不够了，他们还要从教育机构和其他类似的场合中获得，这些机构和场合是意识形态融入社会并作为上层建筑的主要载体和媒介。也就是说，工人在获取劳动技能的过程中，还要学习如何服从既有的统治规则和秩序，否则就无法获得维持自身生存和工作的全部劳动技能。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对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是完全依靠意识形态的运作来实现的，换句话说，“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国家政权在国家机器——一方面（镇压性）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运用来保障的”。[6]他认为，国家机器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通过暴力保障社会运行的警察、军队、行政机构、政府等“强制性”国家机器；二是通过文化机构、媒体、工会、家庭、学校和教会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开展教化活动。二者共同保障了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阿尔都塞认为，若想对社会中的意识形态进行再生产，必须通过特定的国家机器来遮蔽人对其自身生存条件和生产关系的认知，或者也可以说通过意识形态建构出一种关于人与自身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如果从这一维度看，意识形态便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或实践，而不完全是一种精神性的观念体系。正如阿尔都塞所说：“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一种机器当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某种实践或多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7]阿尔都塞正是以这种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为切口，指出如果没有作为载体的实践活动，人就无法以“我的”来持有某种思想观念，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性是永远存在的，两者互为载体、缺一不可。即实践不可能在没有意识形态规制的前提下开展，而意识形态存在的前提也在于人的实践活动。
（二）阿尔都塞抽象出了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要素和过程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过程涉及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个体、主体和大主体。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上帝为了让摩西臣服于自己，与摩西进行了交流，在两者的这种对话关系中大主体即为上帝，它是一种作为（他者的、中心的、独立的）的存在。他指出：“摩西和无数是上帝百姓的主体则是这个主体的唤问——对话人，是他的镜子、他的反映……这个大主体需要那些小主体，正像人需要上帝，那些小主体需要大主体一样。”[8]而相对于大主体而言，主体并非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是在意识形态的镜像承认中被建构出来的，这是意识形态基本功能的体现，即将每一个普通的个体建构成主体，任何社会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皆是如此。至此，意识形态与主体性哲学二者之间的关系被阿尔都塞充分揭示出来。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利用“唤问”方式来建构个体的主体性的，具体来看就是将个人或个体唤问成实际的主体。由此也可以看出，阿尔都塞的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拉康（Jacques Lacan）的影响。拉康认为主体的思想观念属于某种想象与幻觉，在他的镜像理论中，描述了征象性的主体向自我转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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