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上磨 方立得住
——王阳明的一生（上）
王阳明的一生，证成了“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气象万千、光耀千古。他一生三次证道，36岁时贵州龙场悟道“心即理”，48岁时南昌悟道“致良知”，55岁时余姚天泉证道“四句教”，最终形成了其哲学思想的完整体系。这一切皆是建立在他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基础上的。他的一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息息相关。
“不第非耻”追求圣贤境界的青少年时代
王阳明知止而后有定，自少年立志，便确定了一生的努力方向。《王阳明年谱》记载，他出生于1472年，13岁时，母亲郑氏去世，对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他志存高远，心思不同常人。有一次，他与私塾先生探讨“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说：“第一等事就是读书登第，像你父亲那样。”王阳明直言不讳地说：“先生，恐怕不是的，我觉得第一等事乃读书做圣贤。”自此之后，他穷尽一生去探求追问、躬身修行实践，最终成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经天纬地之才。
英宗正统年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在王阳明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1486年，15岁的王阳明出居庸三关，考察边患、察看地形、谋划防务，跟北方少数民族学习骑马射箭，刻苦勤练，箭术一流，可以做到“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他凭吊古战场，缅怀先辈于谦，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
“失踪”一个多月后他风尘仆仆回到家里，腰间配剑，一副仗剑天涯的侠客模样。1487年，鄂豫陕交界地区发生流民暴动，建国号为“汉”，震动京师。16岁的王阳明觉得这是自己为国效力、显露身手的机会，他写了一份长篇奏折，结合他的兵法知识和考察经验，审势谋策，请缨带兵去征讨。他托父亲把奏折转呈皇上，父亲痛斥他为“狂生”。
事实上，孔夫子曾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王阳明之所以对“武备”如此重视，在于他坚定地认为：儒者如只会读圣贤书而不会用兵，那无疑是一种耻辱。他看到历史上有太多以文章词句欺世盗名、粉饰太平的儒者，一旦遇到社会危机、国家变故，真真就剩下了束手无策、百无一用。
王阳明天生活泼好动，自小是个谐谑搞怪、率真淘气的人。20岁的时候，为“备战”科举，他日夜读书，沉浸于经史子集中，经常废寝忘食。有一天，周围的人突然发现王阳明的气质变化了，变得正襟危坐、谨言慎行，这种与过去的反差让有些人觉得好笑，王阳明正色回敬道：“我过去放任不羁，如今知道自己错了。春秋时期卫国的籧瑗最后活到50岁，他是到了49岁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现在刚刚20岁，悔过自新还不晚吧。”圣贤书让王阳明脱胎换骨，21岁时他在杭州中举浙江乡试。然而，22岁时他却在京师会试中落榜了，这还不算，三年之后的科举考试中，王阳明再次落第。他的状元父亲开导他说，“此次不中，下次努力就能中了”，他坚定豪迈地笑笑，
回应可谓语出惊人：“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孟夫子曾说，“吾四十不动心”，意为40岁便不会再让心被外物得失绑架，而王阳明则是在25岁就显示了如此的气概。儒家之学，在王阳明看来分为举子学和身心学两类。学习之目的在于科举进而升官发财的，无疑就是举子学。而读圣贤书旨在修养身心、自我完善进而治国平天下者，乃是真正的身心学。站在身心学的立场上，当然就会认为“不第非耻”，而一旦一个人因为不第而影响了自己如如不动的内心，就说明其距君子气象还差得很远，是应当自以为耻的。
回归儒学并与奸佞正面冲突的中年时代
与人们想象中的圣贤不同，王阳明除了以思想家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更以一位终生未有败绩的军事家的形象永载史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无疑也称得上是一位最会打仗的读书人。青年时期的王阳明，因文才过人，一度驰骋文坛，1494年，23岁的他回到浙江余姚组织龙泉诗社。彼时，他在京师皇城和家乡绍兴都拥有词章盛名，与当时的诗坛领袖以文会友，意气风发，所谓“泛滥辞章一时期”，然而，他很快觉得“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于是，他毅然决然退出文坛，再转去研习兵法，得高士许璋真传，重燃经略四方之志。
事实上，32岁之前的王阳明，因为各种机缘，曾深入学习过道家和佛家。他于各处求仙访道，修炼道家养生仙术，亦常参禅静坐修炼佛家空性。他厌弃世之纷扰，曾经决意出家，但顾念祖母和父亲，觉得子孙当尽孝养之道、赡养之责，此乃人之基本道义，几经思想斗争，最终弃佛回儒，“正德丙寅年元年，始归正圣贤之学”。
王阳明之所以创建心学，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正是针对明王朝令人失望的皇帝、官员及大众的道德沦丧而来。明代中叶之后，中西方海运航线开辟，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经济空前繁荣。与此同时，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被重塑。大众物欲膨胀、人心不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功利主义倾向弥漫的社会，正是孔子曾忧心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视国家社稷如儿戏，又有太监专权，宵人取胜，权倾万乘，威劫大臣；官员唯唯诺诺，阴谋者胜，阳谋者败；苛捐杂税极酷，国法恣睢，激变民心；明王朝天下之势，每况愈下。这些都让王阳明痛苦而无奈。
34岁的王阳明此时开始开门授徒，并与湛若水成为志同道合的密友，共倡圣学。朱厚照即位后，带来了急转直下的政治局势。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负责监察和谏言的“言官”戴铣、薄彦徽等人，忠肝义胆坚持上书皇帝，要求严惩刘瑾等权奸，端正国法，却反遭执掌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的刘瑾势力革职、贬官或暗杀。刘瑾假传圣旨，把与此相关的20余人抓进了锦衣卫监狱。一时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时年35岁的王阳明因上疏论救触怒刘瑾，被廷杖40，奄奄一息间也被扔进了锦衣卫的大狱。入狱后，王阳明想到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于身处困厄却奋发有为的历史人物的回顾。受这些人物激励，王阳明的精神始终坚定，胸襟浩荡，圣贤信念从未破灭。他学习周文王，在监狱里演绎《周易》，还为狱友们讲学，“累累囹圄间，讲诵未能辍”“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
37岁龙场悟道
经父亲的周旋请托，几个月后，朝廷裁决王阳明出狱，谪贬至贵州龙场做驿栈驿丞。王阳明从京城回浙江老家做赴谪准备，刘瑾派出的锦衣卫一路尾随追杀至钱塘江边。王阳明制造跳江的假象，江边遗下衣服鞋子和绝命诗，蒙过锦衣卫，得以逃脱追杀。绝命诗有云：“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百年臣子悲何极？日夜潮声泣子胥。”等他暗中到南京面见父亲王华，父亲对他说：“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他踏上路途，1508年春天，37岁的王阳明终于到达尚未开化的贵州龙场，目之所及“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王阳明和三个随从，因水土不服、生活条件艰苦，全部病倒。王阳明亲自劈柴、挑水、煮饭，照顾病情更重的随从，还努力调动生活气氛和心情，带给他们精神的支撑和抚慰。
这样度过一段适应期后，粮食快要吃完了，王阳明就“刀耕火种”烧山开辟了一片荒地，自己耕种粮食。他还教当地人打土坯、用木头盖房子，教化引导民众，受到百姓爱戴。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功名富贵都变得十分虚幻缥缈，一切荣辱得失似乎也都没有了意义，为什么要活着和如何活下去成了唯一需要思考的命题。在此期间王阳明写下《瘗旅文》，总结“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据《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意识到，以往到事物中去求理的方法和途径是错的，理不在心的外面。圣人之道，理本来就具足于人心。这样的一种体悟，史称龙场悟道。
孟夫子说“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马一浮先生说“学问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一个人学道，不是知道些名词、概念、道理就成为圣贤的，如同今人调侃的“我们都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知晓“心即理”三个字，和切切实实在自己的心中体验、体悟、体证到天理的存在，进而把此理扩充到全部生活实践，完全不是一回事。可以说，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几十年圣学之路苦苦探寻的一朝破茧，是他看破得失、超脱荣辱、参透生死后的豁然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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