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中的汉寿里
记得还是在我不到7岁的时侯，我们家搬来到了汉寿里2号，我们住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那是汉寿里最南端的一栋两层楼。
我的小学和中学岁月是在汉寿里度过的，儿时的许多记忆还历历在目，虽说显得平淡无奇，但那是我自幼小到成熟的一段真实的人生经历。时光荏苒，已有50个年头过去了，我已迈入中年人生的行列，我家搬离汉寿里也有近40年了，但汉寿里那有着自身特色的门栋风貌，和谐的邻里氛围，妈妈、外婆以及邻居阿姨们日常的生活琐事，还有我那儿时的同学、伙伴，都会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都会让我回忆、品味一辈子。
——汉寿里的风貌——
听老一辈的邻居讲汉寿里在武汉市过去的老里分中也称得上是整洁、体面的居住区。多年来都是一些家境较为殷实的商户、职员在这里置办房产，居住生活。
据传是在民国初年，一位营商致富的江西富商在汉口投巨资兴建了这长长的汉寿里，同时他还兴建了前进四路东边的永康里、江岸区的汉润里等一些有名的里分，交人经营打理，可见其财力之雄厚。后来几经辗转，由湖北的富商接盘经营，直至新中国成立。
另外，就“汉寿里”这名称，无形之中都给这一片街区罩上了一层“荣誉”的光环，虽说这与当年的关二爷“汉寿亭侯”其实八竿子都打不着，但国人一直有着崇敬英雄的传统，以致爱屋及鸟，对汉寿里抱有着一种莫名的好感也就一点不觉得奇怪了。这也惠及到了这里的居民，使得我们居住的汉寿里和临近的永康里以及前进五路边上的华中里、联保里都给人一种“上等里分”的感觉。
再则，汉寿里的区位确实优越，它的最南端就紧抵着楚风剧院，与中山大道相隔仅有几十米，它的东边紧邻着前进四路一直向北延伸，直到民主一街的武汉市第一中学，确实是好长、好长的。
从汉寿里建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几十年时间里，汉寿里整条里分的建筑风貌保持得还是很完整的。门楼都为一致的石库门风格，都是乌黑对开的大木门，左右大门上都镶嵌着门环，门框左右和上部都为灰色的麻石条。进门后就是一个不大的天井，穿过天井到后面上二楼。楼上楼下都是共用厨房，没厕所。
我们居住的2号和紧挨着的4号等双数号牌的房子位于汉寿里的东边，单数号牌的房子则都在汉寿里的西边。我记得沿着双数号牌的房子大门前有着一条长长的明沟，由南往北一眼望不到头。汉寿里的路面是砖铺和水泥的，上面有多条垂直的、短的明沟与这条长长的明沟相连，这在我看来是汉寿里独有的一个风貌，与我见到的别的里分是一个明显的不同。
总的来说，当时汉寿里西边的房子样式显得整齐划一，格调一致，而东边的房子有几处显然是后来整修过的，房子的样式就显得很随意。比如我们2号的房子和紧邻的4号房子的后面就有一个大大的、共用的露天院子，很独特。我记得当年为了响应“备战、备荒”的号召，要在我们的这个大院子里挖防空洞，这把我们一帮小伙伴可高兴坏了。但挖着挖着地下水就浸出来了，用盆子、水桶往外不停地排水，边排水边挖掘，再挖着挖着就停下来了，说是房子地基受不了，只好又回填了，这让我们这帮不嫌事大的小伙伴们好失望的。
我们住在2号和4号楼上的人们每天都不从前面的大门进出，直接走后面的院子上楼，因为楼梯就做在房子的外面，楼梯上面做了一个长长的、倾斜的雨棚，把整个楼梯罩住用以挡雨，这个房子的结构型式真是再特别不过了。约在1974年前后，汉寿里2号和4号进行危房改造，连同后面的大院子一起，重新建起了一栋新的两层楼，各家的房屋都扩大了一些，楼上也不再是“鼓皮”结构了，楼顶上还第一次有了公共平台，为此我们各家都还自己搬到别处过渡了一年多呢。
——淳朴、和睦的汉寿里——
我们搬来汉寿里时，正值我上小学的前夕。那时，我妈妈才30岁出头，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她很讲究，衣着很得体，她的一些朋友们称赞她的衣着是少而精。妈妈很注意卫生，家里打理得很整洁。那时，多数人家都只有一间房，没有客厅、卧室概念。我记得妈妈说过每个家里爱不爱整洁从床铺上就可以看出来，床铺就像一个人的脸面一样。妈妈做得一手好菜，对我和弟弟从小要求很严，不准骂人，不准玩泥巴，不准邋遢。她也一直喜欢唱歌、看戏。我小时候，妈妈总是带我到民众乐园看京戏、越剧还有黄梅戏以及看杂技。耳濡目染，我也有了这样的爱好，后来学唱样板戏也是有板有眼的。所以，我说妈妈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
我们楼下的大院子，是我们男孩子打珠子、玩分子（摔纸牌）、躲猫猫的好场所，但我多半是一个看客。女孩子们在大院子里跳房子、玩布仔、踢毽子。我经常看见妈妈和几个阿姨也参与到她们之中一起踢毽子，妈妈踢毽子可称得上是一个高手，她先把毽子向上高高抛起，等毽子落到自己的左后方接近膝盖高度时，整个人向上跳起右脚向后、向上用脚踝将毽子踢出一人多高，等毽子落下后再次用同一动作将毽子向上踢出，一连踢出七、八个动作，有时甚至超过10个以上，我们都在一旁高声为她数数、喝彩，也有其他的阿姨可以踢出这种动作，但是我妈妈踢得最多，让当时的我非常自豪。
约在1970年前后，妈妈所在的自行车零件三厂按照“三线建设”的要求搬到了咸宁山区，那几年外婆来到了汉寿里和我们住在一起，以便照顾我和年幼的弟弟，我们又能和外婆待在一起了。
外婆很慈祥，她的鼻梁很直也高高的，我想外婆年轻时一定是一个美人。打小外婆就特别疼爱我，这可能一是我妈妈在家里是老幺，更是由于我自小就显得特别聪明伶俐吧。我脑海里一直还有着那一幕始终无法忘怀的“动态画幅”：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外婆坐在堂屋的靠椅上，让我骑在她的膝盖上面，面对着她，她用双手捏着我的小手，把我轻轻来回推荡，一边嘴里给我唱着好听的儿歌，那是一种用本地俗语唱出的、极为接地气的儿歌，虽说过去了五十多年，但直至今天我还能依稀地背唱出来，“歌词”是这样的：“（ti）推咕隆，耸咕隆，耸得三担瘪咕隆，瘪的喂鸡，饱的喂鸭，鸭子生的蛋给刘毅咽饭，鸭子（wo）屙的屎给刘毅嵌牙齿”。只是这“歌词”太过方言化了，要用书面语言完整、精确地表述出来有些难度，估计超过了我的能力所限，我真的是好怀念我的外婆啊！
汉寿里2号最南边的山墙外，就是武汉楚剧院，这里原来是个大剧场，20世纪70年代初改造成了能放映电影的大剧院。“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改称为长征剧院，后来定名为楚风剧院。楚风剧院每每放映好看的影片时，我们邻居的一些孩子们，就时不时通过我们2楼邻居家的窗户跳到楚风剧院2楼的露天楼梯上，溜进剧院里，逃票看免费电影。这种“勾当”我也参与过，但“东窗事发”也落在了我的头上，够倒霉的。
我依稀地记得那一次是放映《英雄儿女》故事片，这引得我们几个邻居小伙伴们不得安分，我们相约再冒险一次闯关，也就当是最后一次。我前面第一个跳到楼梯上的是一个小姐姐，她比我大一岁，我跟着跳下去时，剧院二楼那扇正对着我们窗户的侧门里出来了几个工作人员，一下子把我给截住了，这场接二还没有连三的“闹剧”就戛然而止了。我前面的小姐姐倒是机灵，一下子从那个露天楼梯上飞快地下到一楼，跑进了一楼过道上的女厕所避难，逃过一劫，而我自然是劫运难逃了。
然而事情往往就是巧在不经意间，转机偶尔也会出现在绝望之时，这几个工作人员中有一位正是我们汉寿里4号楼上的邻居，他在楚风剧院当着一个“小官”什么的，今天他正好带领一哨人马“照场子”，将我逮个正着。他惊叫道：“这不是我们隔壁楼上的刘毅吗？你这个鬼伢，平时那么文静的，在学校还是个什么“大干部”的吧，今天怎么也这样胡闹，我回去一定要跟你爸爸、妈妈讲的”。我害怕得浑身哆嗦，也难堪到了极点，只恨不能变成隐形人。但见他和那几个随行同事耳语了几句，又转过头来对我说：“看看摔到了那里没有？以后不许再这样了，听没听见呐？今天就让你看看这个电影也好，受受教育吧，赶紧进去找个角落坐下来，安安静静看一下电影，莫影响别个”。看看吧，我就这样“劫后余生”，翻墙接受了一次革命教育。
在汉寿里生活的那个年代，也是我处在由懵懂走向成熟的年龄段，我们所居住的汉寿里处在武汉市的中心商业地带，街巷纵横交错，市民人烟浩穰，故而呈现出典型的市井文化氛围。但汉寿里的邻居之间那质朴、友善的民风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些后来人。
——汉寿里的小伙伴——
1967年，我们踏进了小学校园，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我就读的小学就坐落在汉寿里的最北端尽头与大兴巷的交汇处，名叫风雷小学，其实这个小学原来一直是叫桃源坊小学，是一所建于民国时期，年份久远的学校。“文革”风暴袭来，烙印无处不在，我们居住的汉寿里就一度更名为向东里了，桃源坊小学改称为风雷小学，我们的邻校前进二路小学变成了挺进小学；燕马巷小学变成了育红小学。校名革命化了，教学内容却空洞化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是一周上三天课，逢单或者逢双上课，即使这样，上课也是半天课程。课余的时间是如此的丰富，真是乐坏了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娱乐、嬉闹是我们固有的天性，自然也是我们享有的特权。
沿着汉寿里自南向北居住着我的几个好同学，都是铁杆玩伴。汉寿里南端有刘家园、容世雄、陶远方；汉寿里中段居住着有段红林、范云斌、周红英、冷春香；汉寿里最北端的有崔贤年、辜建生，前进四路上还居住着有肖汉平、易恒学、金胜强。
我们时常结伴到前进四路最北端的单洞门玩，那里是京广铁路线，在那里看火车，数一数每一列火车到底有多少个车厢，依稀记得当时一列货车车厢多的可以达到近60个，厚铁皮车厢的载重量是62～65吨，当时每列货车的最后一定有一节小车厢称作守车，上面配有一个铁路工人的。有时我们又沿着前进四路向南跨过中山大道，沿民生路一直去到长江边看轮船，带着自制的、用厚纸板做成的苍蝇拍子沿途打苍蝇，还要把打死的苍蝇用纸盒子收集在一起，等到了江边统计一下往往有两三百只死苍蝇，最后倒进长江，看着一大堆苍蝇被江水冲走，我们觉着好有成就感的。
当时的我，称得上是“红人”一个，是班上的班长。有一段时间学校把连级称为连，每个班级则称为排，所以我自然就成为了排长，每个年级又设置一名连长，因而我又晋升成为连长。学校成立了红小兵团， 我又成了主要负责人，可谓是“连升三级”。
我的这些“成就”要归功于我们的班主任杨汉荣老师，是她给我创造了许多锻炼的机会，包括严格要求我说好普通话，并且不准说话带拖腔；经常点我站起来要用标准的普通话朗诵课文；学会主持讲用会；在学校甚至到她家里反复强化训练我写好作文等，这些都促使我在小伙伴们中“颇”显得成熟了几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定格了我后来的人生，杨老师是我铭记一辈子的恩师。
后来随着“复课闹革命” 最高指示的传达，教育形势有了一定的改善，我们这些“铁杆”玩伴也自觉收敛了许多。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又有了新的活动内容，而且后来的活动内涵要比以前显得更有“正能量”多了。按照学校要求，每个班级都要动员起来，分别成立了“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天傍晚都要集合到中山大道上的市工商联大楼门前，或者其他人流多的地段，牵起手来围成一个圈，跳“忠字舞”，唱革命歌。
我们甚至做过在今天看来近乎是奇葩的“革命行动”，那是我们这群小伙伴佩戴着红小兵臂章、拿着“红宝书”有模有样地上街执法。在课余时间或者星期天，我们多次站在位于前进四路上的解放军后勤部大院门前，看见骑自行车后架上带人的就立即追上前去制止，必须把他们连人带车带到路边，然后打开“红宝书”，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朗读“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单的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然后要求他们认错，并且保证不再重犯，最后放行。也有好多次发现骑车带人，但我们人小腿短，追撵不上，只好放弃了。
这样的情景在今天看来确实是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当时所处的“文化大革命”政治环境中，人们在革命的潜意识感召下，竟然大部分都服从于我们这群红小兵的“执法”和指挥。我们这群不具备执法资质的小伙伴，用不规范的执法方式成功地参与到了维护交通次序和安全的社会行动中。用现今的眼光来看，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参与的“革命行动”也确实显现出了满满的正能量吧。
晃眼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当年的那些小伙伴们，你们都还好吗？你们也会为我们当年看似萌态的“革命行动”感到自豪还是感到自嘲呢？我好想念你们的。
汉寿里的历史已经走过了近100年，汉寿里伴随了我们的成长，也为我们提供了生活、成长的舞台，更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充满着和谐温馨的家园。依照武汉市的建设规划，汉寿里即将走入历史，即将淡出人们的视野，我们对她充满了不舍，深深地感激她，她见证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也将在变革与进步的大潮中迎来新的脱变。
我心中的汉寿里！
作者的童年时期
作者童年时期在东湖红旗阁（今行吟阁）留影
汉寿里的东向出口之一
汉寿里及周边红线图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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