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材料：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页）的现实背景下，要更加关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实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代化。
一、深刻认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深刻指明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重要意义。具言之，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网络是人们交流信息、传播观点的重要途径，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加速传播的重要场域。但在治理中存在着网络舆情意识形态化导致的“塔西陀陷阱”风险、道德失范冲击网络社会秩序的风险以及网络谣言、恶搞信息污染网络环境的风险，一些人在网络随意宣泄自身情绪，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冲突问题、道德失范事件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了人们共同生活的网络空间。因此，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代化，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的网络行为，提高广大民众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辨别能力，自觉抵制不良意识形态的侵袭，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稳步推进。在国家治理的大局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再是单纯的文化安全，而是与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安全局势紧密交织在一起。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也包含了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网络通信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等多方面要求，这对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增强国防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其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事件的导火索往往是社会性矛盾问题，例如治安、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事件，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社会问题甚至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因此，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代化，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加强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批判，加强社会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基本遵循。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人们交流、沟通、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在此背景下，网络空间的人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在网络空间的简单映射，而是兼具现实基础和虚拟身份的“网络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所赋予的，而“网络人”则成为新形势下党巩固和扩大执政地位的重要对象。因此，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代化，把握好“网络人”这一重要对象，积极引导网络舆论导向，实现“网络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并使其转化为外在行动，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地位。
二、全面审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升级和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也呈现诸多新的特点，其中既有“新瓶装旧酒”的传统安全风险，也有“新瓶装新酒”的新型风险，这些风险之间交织叠加、不断扩散蔓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
碎片化传播方式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
网络传播时代打破了既有的传播格局，迎来了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等趋势，信息的传播变得难以控制，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一方面，碎片化的传播方式容易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性和整体性，容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系统性逻辑产生割裂和解构，影响人们完整准确地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真谛。另一方面，在碎片化的传播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极易“失真”，甚至会造成对本意的歪曲和误读风险。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的内容往往并非事物的本身，而是经由信息生产者或传播者的加工或多次加工的碎片化信息，这些信息经过选择和理解，其本身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极易掺杂一些片面内容甚至是不良内容。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传统传播中心衰落甚至走向去中心化，媒介和信息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人人皆是传播者、都有麦克风，传统话语权威被颠覆、被解构，庞大的网民以及各种自媒体在网络空间中大肆制造和传播自己的思想观点，不仅分散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其中许多捕风捉影的谣言和带有个人情绪的宣泄内容更严重污染了网络风气，挤压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从而导致价值失序的产生。
信息算法推荐技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算法等新型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极大提高了信息流通效率和配置绩效，为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确制导、个性化散播提供了广阔平台，但这也蕴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一方面，“信息茧房”效应的产生带来了个体价值观偏离风险。在推荐算法针对性的信息推送下，受众失去了与其他种类信息联结的可能性，慢慢会消解自我主动搜索和向外获取信息的能力，不但会造成信息闭塞，阻碍主流意识形态对不同“茧房”内用户的价值渗透和共识凝聚，也容易受到各种暴力、低俗、拜金等非主流的价值观念内容的深度影响。另一方面，算法推荐技术导致的“过滤气泡”容易加剧社群分化和意识形态极化风险。智能算法推荐使受众只能看到与自己价值观吻合或感兴趣的信息，也更容易同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产生联系，使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发生分化，形成一个又一个“圈层”。这种“圈层”使得受众沉浸于被“过滤”和“隔离”的信息环境中，陷入意识形态迷失的危险境地，产生偏激化、极端化的价值观念，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效度构成严重威胁。
西方媒介霸权威胁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媒介技术的“先天优势”，力图在全球媒介体系中谋求霸主地位，从而形成“媒介帝国霸权”，不断向我国倾销西方精神产品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严重威胁着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安全。一方面，媒介技术霸权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网络媒介的核心技术都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掌控，在技术上的“一家独大”也助力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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