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就应该冲锋在前
下庄是个天坑村,地形像口井,从“井口”到“井底”垂直高度有1100多米。全村4个社96户人家400多人就住在“井”底。没有修村公路之前,下庄出村只有一条108个“之字拐”的小路,到县城要走3天。全村的生产生活物资,都是靠背篓背进山;由于道路危险,先后有23人在悬崖上摔死,75人摔伤、残疾;由于外出太困难,18岁嫁到下庄的袁大香直到94岁去世,都没有回过娘家,好多女娃娃出去打过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
我父母亲都是党员,母亲担任过村妇女主任,他们从小教育我说:“有事莫往后面躲,要往前冲!”在父母的影响下,1992年,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97年,我接任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下庄的闭塞和贫困,成了压在我心口的一块大石头。那年7月,我从县城参加完村干部培训回来,坐在下庄井口的岩石上,看着井底的下庄,我就想:改革开放恁个久了,下庄还是老样子,我这个村支书啷个向村民交待?啷个向党组织交待?当时,我心里就起了修村公路的打算。心想,就算再难,我都要带头冲一冲!
听说要在悬崖绝壁上修路,村民们都议论纷纷,有的怀疑、有的担心,甚至有的说我疯了。当时,下庄的路还没有列入全县规划,在全村党员干部会上,我对大家说,“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一辈人过上好日子!”我们再和村民们反反复复地打嘴仗、算细账,最后大家形成了共识——修路!当时缺钱、缺物、缺劳力,我带头拿了我母亲的700元养老钱,作为第一笔修路资金,村民们也自发东凑西凑,筹集了近4000元,我又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贷了1万多元,又给上级写申请打报告,乡政府和相关部门看到我们的决心很大,同意了我们自己修路,还提供了炸药和钢钎等物资。
1997年农历冬月十二,我带领村民在“鱼儿溪”炸响了第一个向封闭与贫困宣战的开山炮。
没得钻机,我们就腰系长绳,趴在箩筐里,吊在几百米的悬崖上打炮眼;没得挖机,我们就在悬崖峭壁上先放一炮,炸个“立足之地”,然后再用钢钎和大锤凿。全村青壮年不分男女全部上工地,分几个路段施工。大家吃住都在山洞里,晚上睡在山洞口的同志还要在腰上系个绳子,一头系在树桩上,免得夜里翻身掉下悬崖。就这样,我们以最原始的方式,在空中荡,壁上爬,用钢钎撬,用雷管炸,用两脚蹬,在半山腰炸开一处处缺口,“步步为营”向前推进。
尽管我们采取了很多安全措施,反复提醒千万要注意安全,但在那样的绝壁上修路,事故还是发生了。1999年8月,26岁的沈庆富被峭壁上落下来的一块大石头砸中头部,掉下悬崖。当我们把他拉上来的时候,他早已僵硬冰冷,全村人当时都哭了。
但我心里明白,不修路,出山死人的风险更大。擦干眼泪,我带领大家又一头扎进了工地,继续修!
同年9月,34岁的黄会元在用钢钎撬动被放炮炸松的岩石时,突然一方巨石当头滚落,黄会元被直接砸到300多米的深沟里。当我们用绳子把他的遗体拉上来时,他已经摔得不成人形。接连两个月,两个活生生的年轻人就在我面前消失了,我内心非常愧疚。送黄会元的遗体回家时,我已经做好了挨骂挨打的准备。可黄会元的父亲,已经72岁的黄益坤并没有责骂我们,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们把会元找回来了。”
我既感动,更难受,那一刻我动摇了:这路还能修吗?要是再死人又啷个办?站在黄会元的灵堂前,我问大家:今天大家表个态吧,这个路还修不修?“修!必须修!”人群中黄益坤第一个站出来,之后,村里的男男女女都把手臂高高举起来!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泪水一下就流出来了,我暗下决心,我绝不辜负我的乡亲们!
到2004年,整整用了7年时间,我们克服了一个个困难,终于在悬岸绝壁上抠出了一条8公里长的“天路”。这是村民们盼望了几辈人的出行路,是下庄与外面世界沟通的连接路,是下庄人不等不靠、挑战贫困的希望路!
如今的下庄村,变了模样。100亩的脆李、100亩的桃子、200亩的西瓜、650亩的柑橘,应季水果直销重庆主城;种小麦、种油菜,绿色农村土货供不应求;2016年,下庄村在全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今年,我们全村人均纯收入达9000余元,比20年前翻了四番不止,我们还建成了91栋122户风貌统一的乡村民宿,欢迎大家来我们下庄旅游,寻访这条“天路”。
看着现在的下庄,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事要带头去做,作为党员干部,就应该冲锋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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