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素材: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先进事迹报道汇编(10篇)

党课素材: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先进事迹报道汇编(10篇)
目录
1.焦裕禄生平事迹介绍 3
2.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27
3.焦裕禄在洛矿的日子里 45
4.焦裕禄精神 46
5.女儿眼中的焦裕禄1:为了解一个村情况住牲口棚3天 47
6.女儿眼中的焦裕禄2 56
7.焦裕禄那些被“偷拍”下来的照片 60
8.晒晒焦裕禄的工资单 63
9.焦裕禄生命中的最后53天 65
10.焦裕禄在洛矿的日子里 70
焦裕禄生平事迹介绍
第一部分 在急风暴雨中成长
内容提要:一九二二年,正是军阀混战时期。那家军阀打过来,派捐要款;这家军阀打过来,抢粮抓夫,闹得民不聊生。就在这年八月十六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博山县北崮山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里。
焦裕禄青少年时代正处在万恶的旧社会。他饱赏了人间的苦难。后来,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他参加了民兵,入了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经历了战火的考验和锻炼。
一、大苦仇深 渴望翻身
焦裕禄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尽了苦难的煎熬。7岁上学,学习刻苦认真,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1932年,家乡遭遇灾荒,家境十分贫困,11岁的焦裕禄被迫退学,跟随穷乡亲推着独轮小车,运煤卖煤。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焦裕禄的家庭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焦裕禄十几岁时,日本鬼子侵占了山东博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被迫到黑山煤窑当小工。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得到的仅仅是一点橡子面,别说是养家糊口,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
焦裕禄的父亲因无钱还债,被地主活活逼死。眼泪未干,焦裕禄又被日本鬼子抓到抚顺的一个煤窑作苦工。在日本鬼子、汉奸的刺刀威逼下,他每天在煤窑里干十五个小时以上的苦工,和焦裕禄同志住在一个工棚的二十三个人中,两三个月里,就有十七人被折磨死去。每当工友们不幸死亡的时候,焦裕禄的心比针剌还要难受。他不忍受日寇的非人折磨,和工友一道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了虎口。

焦裕禄逃出了虎口,又掉进了人间狼穴。他逃荒要饭跑到江苏宿迂县,不得不给一个姓胡的地主当长工。焦裕禄进一步受到了残酷折磨,甚至在他生病的时候,地主还逼他干活。
这阶级仇、民族恨,在焦裕禄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45年,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焦裕禄的家乡解放了。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抱着要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回到了家乡。
二、走上革命道路
焦裕禄这个苦水里生苦水里长的青年农民,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民兵队伍。在地下党的启发教育下懂得了:劳动人民要彻底翻身解放,就心须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焦裕禄很快担任了村里的民兵班长,他经常带领民兵打土豪、除汉奸,配合部队消灭敌人。在斗争中,他总是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任务。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焦裕禄同志于1946年元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他在入党申请书上这样写道: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救星,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焦裕禄入党不久,领导上就把他调到八陡区武装部任干事。在武装部工作期间,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一个时期,民兵缺乏弹药,他就根据上级指示,带领大家积级学习自制地雷、布地雷阵。焦裕禄对学习造地雷和埋地雷干得非常出色。他经常带领民兵摸黑到敌人据点旁边埋地雷,埋好地雷后,就放冷枪、骂阵,故意刺激敌军。敌军一出来,就被炸得血肉横飞。
1947年春,盘踞在淄川、博山、章丘三个县的还乡团纠合一起,准备扫荡崮山根据地。当时,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要主力部队增援,时间又不许可。在研究对策时,焦裕禄提出了一个智退敌人的办法。派出6名同志在黑山、岳庄一带。在民房门上用粉笔写上“八陡x团x营驻”、“x团x营x连驻”等字样。当敌人经过这里,见到民房上的粉笔字时,大吃一惊,认为八路军主力部队马上就要开来,慌忙下令后撤。等到敌人弄清虚实,再转回头来时,我增援部队已赶到,粉碎了还乡团的阴谋,保护了崮山根据地。
三、随军南下 开辟新区
1947年7月,为了帮助新解放区人民翻身求解放,焦裕禄被调到渤海地区南下工作队,集训后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在南下途中,他经常替女同志和身体差的队员扛背包、背干粮袋。最多时,他一个人竟背了四个人的背包。
为了在沿途做好对新解放区群众的宣传工作,大队党委要求一中队在较短的时间里,排演一曲反映河南农民在国民党统治下悲惨生活的大型歌剧《血泪仇》。焦裕禄主动报名扮演剧中的主角王东才。没有排练时间,他就边行军边背台词。休息和宿营时,他就抓紧时间集中排练,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20多天后,《血泪仇》在阳谷县首场演出。当晚,方圆十几里的群众,扶老携幼,赶来观看,场上人山人海。焦裕禄同志激昂悲愤的唱腔,严肃逼真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全场观众。台上在哭泣,台下在流泪,全场到处是哭声和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怒吼声。群众异口同声的高呼,“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演出结束后,当场有很多青年报名参军。
1948年2月13日,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焦裕禄同志被分配到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他坚持依靠贫雇农,广泛发动群众,经常在彭店古会上作政治宣传。在彭店区委的领导下,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接着建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没收了地主的浮财,分了地主的土地。
对彭店出现的新局面,盘踞在彭店边缘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1948年3月的一天,鄢陵县保安团长、大土匪头子洪启龙亲自带领四百多匪兵,杀气腾腾地向彭店村扑来。当时,村里干部、民兵总共只有十五人,三支短枪,十来支长枪。焦裕禄同志镇定自若,把干部、民兵分三个组,一面组织群众转移,一面指挥民兵掩护。当敌人离村子只有几十米时,焦裕禄鸣枪发令,十多支枪一齐射击,埋伏的群众蜂涌而起,齐声高喊:“冲啊!冲啊!”贪生怕死的匪兵一看这声势,以为遇到八路军主力部队,吓得惊慌失措,仓皇逃跑。
1948年5月,焦裕禄调到尉氏县宣传部任干事。正当小麦要开镰收割时,县委突然接到情报:敌七十五师准备扫荡我五分区,抢收麦子。为了保护群众的劳动果实,焦裕禄迅速赶到彭店区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讲明敌情和县委指示精神,带领群众一面抢收麦子,一面隐藏转移。待敌人赶来时,田里的麦子已收打完毕。敌人不但没有抢到麦子,反而连遭伏击,被迫仓皇逃走。
1948年冬,淮海战役打响了,隆隆的炮声敲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丧钟。火线上,解放军战士英雄杀敌;火线下,人民群众奋力支援。焦裕禄同志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带领担架队,在尉氏县支前总队部的领导下,投入了支援淮海战役的伟大斗争。
焦裕禄同志对担架队员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自己积极带头,埋头苦干,以模范行动影响别人,使运输工作提前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淮海战役结束时,豫皖苏五分区奖给这个大队一面“支前模范”的锦旗。
1949年春,焦裕禄同志完成支前任务后,由淮海前线返回尉氏县,被任命为大营区副区长,负责剿匪反霸工作。根据大营区的实际情况,区委决定的对敌策略是分化敌人,教育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顽固分子。党的政策和策略发挥了巨大威力,把恶贯满盈的地主黄老三抓了回来,判处了死刑。“毙了黄老三,大营晴了天”。从此,群众消除了顾虑,大营区的剿匪反霸斗争,一个接一个地取得了巨大胜利。1950年夏,焦裕禄同志被提升为大营区委副书记廉区长。
1950年冬,焦裕禄同志任共面团尉氏县委副书记。面对新的工作,新的环境,焦裕禄同志没有犹豫,力挑重担,在实践中摸索,在干中学习。一上班,他口袋里就多了一个小本本,专门记党的大事和团的业务。多少个夜晚,他伏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认真地学习党的建团决议,党关于青年运动的指示和团内文件。
焦裕禄同志善于做青年的知心人。他每次下乡,总是随身背着那把南下时带的二胡,给乡村里的青年伴奏。他对青年情同手足,青年有什么困难和想法总要和他一起拉拉。由于工作需要,县、区绝大多数团干部经常被抽出去做党的中心工作。一些同志认为,团的工作难做,搞不好中心,党委批评,搞不好业务,上级不依,存在着畏难情绪,不愿做团的工作。焦裕禄却形象地说:“团的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是头颅,团是手足,一个人只有头颅,没有手足怎么能行呢?”
1952年春,焦裕禄同志调陈留团地委任宣传部长时,参加地委工作组到杞县搞土地复查。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青年,调查青年思想实际,趁着各种间隙找团干部谈话,了解青年工作状况,常常是通宵达旦。一位团干部说:“团的工作就比人家事多,熬眼多”。焦裕禄笑着说:“年青力壮的时候不为党多做点事,将来老了,只怕想干也干不成了!”
1953年夏,焦裕禄同志任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一位在尉氏县工作过的团干来看他,老战友相逢,格外亲热。焦裕禄问:“这次到哪里去?”他说:“转业了,到省里待分配工作”。焦裕禄说:“是啊,团干部总要转业改行的。可咱们做过团的工作的人不能忘了青年,要永远把教育青年的任务担在肩上。”
第二部分 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
内容提要:一九五三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道上迈出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党从各个方面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派往工业战线。
焦裕禄怀着无限激情,抱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崇高理想,从农村工作岗位,来到了洛阳矿山机器厂。
解放前,焦裕禄只读过几年小学,文化低,科学知识更差,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崭新的、十分艰巨的课题。如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他想:单凭热情,不懂业务、技术,根本不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工厂党委深切体察到焦裕禄的心思,就派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在学习和实习的过程中,他刻苦钻研。艰辛劳动,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时,他是优秀党员;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时,职工称他是:“最棒的车间主任;”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任调度科长时,大家热情地称他为“政治科长”。最后终于由外行变内行,成为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
一、新的课题
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党需要大批优秀干部加强工业建设,同年7月,焦裕禄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筹建处资料办公室秘书组的副组长,负责搜集洛阳的水文、地质、气象等历史资料,为选择厂址提供科学根据。从农业战线到工业战线后,焦裕禄决心从头学起。厂里要抢修一条由金谷园车站直达建厂的金矿公路。任务重、时间紧,新组合的班子和调来的干部都没有修过桥和路,产生了畏难情绪,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焦裕禄吃住在工地,认真帮助解决工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督促施工进展,检查工程质量。
1954年8月,金矿公路刚刚通车,厂党委决定焦裕禄和一部分转业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当时,个别干部因家庭有困难,怕学习坚持不下去。在焦裕禄的带动下,强调家庭有困难的同志也都到哈尔滨考工业大学去了。他们在哈尔滨复习课程时,刻苦钻研工业管理知识,为由外行变为内行奠定了理论知识的基础。
二、成为管理工业的内行
1955年初,洛阳矿山机器厂决定提前开工生产。焦裕禄同志又被分配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担任实习车间主任。焦裕禄问起重机厂的同志:“学会工厂中的管理业务,得多长时间?”对方说:“有一两年时间大致可摸到点门儿”。焦裕禄决心加快步伐,缩短实习时间,整天同工人一起劳动。凡是同管理业务有关的问题,他都刨根问底。有时为弄清某个零件的加工过程,他一连跑几个车间。为了早日掌握工业管理知识,他一面跟调度员学调度,一面跟计划员学安排生产计划。一次,他要求计划员让他自己安排一次计划试试。计划员觉着焦裕禄同志实习才几个月,不可能编好计划。焦裕禄看他有点犹豫,便用商量的口吻说:“你在一边看着,我安排错了,你马上纠正。”计划员无法拒绝,只好让他试试。结果,焦裕禄竟很快就把计划编排好了,而且编排的既周密准确,又切合实际。
1956年7月至10月,《起重机厂报》连续发表了题为《减速机工段党小组是怎样保证完成计划的》、《对工段长工作方法的几点体会》、《谈谈前方竞赛中的问题和意见》等焦裕禄同志的署名文章。文章强调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全面发动群众,改善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意见。
同年11月11日,《起重机厂报》登载了“机械车间被评为前后方竞赛优秀单位”的消息,并以整版篇幅刊登了焦裕禄写的《机械车间三季度竞赛总结》。12月,焦裕禄为车间基层干部总结了十条工作经验。这十条工作经验是:(1)要依靠群众;(2)要发扬民主;(3)要经常总结工作;(4)要学习政治;(5)要利用积极分子做工作;(6)要了解群众思想,关心群众生活;(7)要依靠党的领导;(8)要搞好团结;(9)要学习党的政策;(10)要主动向上级汇报情况。厂党委采纳了这十条经验,改进了管理方法,调整了生产。
1956年底,焦裕禄同志满载学习成果,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一金工车间主任,带领职工投入了紧张的设备安装工作。
1958年春,一金工车间的设备安装,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厂党委却已经下达了试制两米五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当时,设备不全,人员不齐,缺乏经验。为了突破难关,完成任务,焦裕禄日夜不离车间,始终和工人劳动在一起,打水、送饭、递工具、喊吊车。实在困极,就把大衣铺在一条长板凳上合一下眼,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我国第一台新型两米五双筒卷扬机制造出了。因为生产成绩显著,1958年底,一金工车间被评为全厂的红旗车间。
1959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又任厂里的调度科长,担负起全厂的生产调度任务。他工作起来细致、踏实,经常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帮助车间解决困难和问题。在他随身携带的兜兜里,经常装着好几种工作手册,分门别类,记载着各车间的情况。从生产任务,设备条件,劳动力量,以致哪个工人有什么思想问题,家庭困难等等,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工人们说:“焦科长不仅谙熟业务,还善于抓政治,抓人的思想,跟着他再重再难的任务,我们都乐于接受”。
就这样,焦裕禄同志在党的培养下,很快地就成了管理工业的内行。
第三部分 县委书记的榜样
内容提要: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当时,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很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焦裕禄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起县委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斗志,掀起了挖河排涝、封闭沙丘、根治盐碱的除“三害”斗争高潮。
在除“三害”斗争和各项工作中,焦裕禄以身作则,带病实干,严于律己,关心群众,后来,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一、激励兰考人民抗灾自救的斗志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同志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重重的困难,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焦裕禄同志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深入到农机调查访问去了。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开座谈会,全面了解灾情及其原因,寻找救灾办法。同时,焦裕禄同志教育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深入到每家每户,了解情况,宣传政策,进行思想发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通过教育和发动,兰考人民明确了前进方向,振奋起抗灾自救的精神,坚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信心百倍地改变多灾多难的旧兰考。
焦裕禄同志经常住在农民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群众中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农民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更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焦裕禄通过调查,感概万千。他说:“兰考的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他们有改变家乡面貌,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就象在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干柴一样,只要崩出一个火星,就可以引起熊熊烈火。”二、统一县委领导班子思想
兰考是一个老灾区。当时整个县上的工作,大部放在救灾上。县里有些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乏信心。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改变灾区面貌,还是两手向上,依赖救济呢?面对这种情况,焦裕禄同志感到:要改变兰考面貌,干部是关键。“干部不领,水牛掉井”。群众在灾害面前两眼望着县委,县委领导挺不起腰杆,群众的积极性就得不到充分发挥。
1963年元月,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带头到困难村去,与基层干部同甘苦、共患难,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作出贡献,为基层干部作出榜样,真正做到心不离群众,身不离灾区。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雨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开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踡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对同志们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焦裕禄再也讲不下去了。几位县委领导低下了头,而心里却豁然开朗,明白了风雪夜车站之行的含义。县委一班人受到了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思想教育,增强了率领广大干群团结奋斗,努力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
回到县委后,焦裕禄同志又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鼓励大家象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后来,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县的革命斗争史。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就这样,一个“如何战胜灾荒,改变兰考面貌”的大讨论在全县讯速展开了。县委领导干部,纷纷走出县委机关,到农村住队蹲点。焦裕禄到许多重灾村调查研究,通过走、看、问、记,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发现了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他对县委同志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只要看得准,干下去,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同志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县委的领导,感染了全县的党员、干部和群众。
三、亲自掂一掂“三害”的份量
1963年2月,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斗争,成立除“三害”办公室。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服“三害”,要把它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已相当严重,许多同志劝他不要下去,劝他在家里听汇报。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他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在兰考的原野上日夜奔波。追沙,他一直追到沙落地;查水,他又是查到水归槽。干旱季节,他亲自用舌头辨别盐碱的种类和土的含碱量。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焦裕禄同志不顾重病缠身,忍受着严重疾病的折磨,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坚持度过了一百二十多个白天和黑夜,跑了一百二十多个大队,跋涉五千余里,终于摸清了兰考“三害”的底细,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泻洪图。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幸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从而县委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在这个规划上,焦裕禄同志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从此,一场群众性的除“三害”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除“三害”的斗争中,为了取得经验,焦裕禄同志亲自率领干部、群众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然后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焦裕禄同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同干部、群众一起出力流汗。他给自己规定,把参加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下乡时就地劳动;在机关值班时,临近劳动。不论在治理“三害”的土地上,还是在平时田间管理中,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群众都把焦裕禄看成是“跟咱一样的庄户人。”
通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总结除“三害”的工作时,焦裕禄同志作了明确透彻的总结。治沙;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基本情况;有林就有粮,没林饿断肠,这是重要性;以林促农,以农养林,农林相依,密切配合,这是方针。造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杆见影。三管齐下,效果良好。这是方法。治水:兰考地形复杂、坡洼相连,河系紊乱,这是客观情况;以排为主,排、罐、滞、涝、台、改兼施,这是方针;舍少救多,舍坏救好,充分协商,互为有利,上下游兼顾,不使水害搬家,这是政策;夏秋两季观察,冬春干燥治理,再观察再治理,观察治理相结合,这是方法。治碱:分清轻重,区别对待,这是方针;翻淤压碱,开沟淋碱,打埂躲碱,台田试种,引进耐碱作物,这是方法。这段精辟的总结,是焦裕禄同志斗争实践的产物,也是对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的真实写照。
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除“三害”斗争开始以后,焦裕禄同志发现抗灾斗争发展不平衡,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焦裕禄同志认为,要从根本上制服“三害”,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抓典型、树样板,打一场除“三害”的人民战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焦裕禄同志亲自到最困难的队去蹲点调查,访贫问苦。在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和林业技术人员一道,研究泡桐的生产特点,并亲自带头植桐,全县人民雷厉风行,营造了浩瀚的桐林。为美化兰考大地,尽快改变灾区面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然后,他深入全县农村调查,发现和培养了双杨树、赵垛楼、秦寨、韩村、坝子五个先进典型。
韩村的精神:城关公社韩村生产队社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组织起来割草三十余万斤,除安排好社员生活外,还置买了农具,巩固了集体经济。焦裕禄同志说:“韩村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精神,就是活生生的南泥湾精神,这是贫下中农的风格!这就是革命。”
秦寨的决心:固阳公社秦寨大队社员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蚕吃桑叶”的方法,深翻压碱,改良土壤。焦裕禄同志说:“秦寨是个好地方,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眼下困难多,不要怕,在困难面前要挺起腰杆,才是真正的英雄哩!决心要比困难大,什么东西都怕决心。困难面前我们要找出路。”
赵垛楼的干劲: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社员,在大雨成灾,一片汪洋的情况下,挖河排涝,一季翻身,把余粮卖给国家。焦裕禄同志说:“赵垛楼大队战胜自然灾害,支援国家,支援灾区,这是崇高阶级感情,高度的爱国热情,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双杨树的道路: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的社员说:“穷,咱穷到一块;富,咱富到一块”。他们兑钱、兑鸡旦,买种子,买牲口,巩固集体经济。焦裕禄发现这个典型后,给县委写报告说:“双杨树社员坚持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坝子的风格:红庙公社坝子生产队的社员,抗灾夺得丰收后,压低口粮标准,卖粮食支援灾区。焦裕禄同志亲自给县委起草报告,通报全县表扬他们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焦裕禄同志在《穷棒子精神万岁》一文中写道:“我县连续遭灾,很多生产队在生产、生活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困难主要表现在‘穷’字上。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有了困难只要去斗争,困难只会减少,克服一分困难,就是一分胜利。要克服困难,必须不怕困难,发扬革命精神。各地都要抓住这样的典型,树立旗帜,鼓舞胜利信心”。同时,焦裕禄同志还主张,对改变穷困面貌有强烈要求的困难队,在政治上鼓舞,在经济上扶助。采取“穷、硬、明、纯、快”五字方针。穷,就是连年遭灾,底子特别空的队;硬,就是不怕困难,人穷志不穷;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明;纯,就是领导班子内没有坏人;快,就是一拉就起来,很快翻身。
焦裕禄同志从这五个典型中看到了全县除“三害”斗争的希望,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焦裕禄同志激情满怀地为这五个先进典型,大喊大叫,鸣锣开道,请他们上主席台,让他们介绍经验。他把这五个典型归纳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坝子的风格。焦裕禄同志:“这五个先进典型所走过的道路就是兰考的新道路。只要我们以他们为榜样,全县就会出现好多的硬骨头生产队,迅速掀起除”三害‘高潮,多灾多难的旧兰考,就会变成社会主义新兰考。
这次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大战“三害”的动员会和誓师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鲜艳的旗帜一树立,在全县各个角落,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县委的领导下,焦裕禄同志率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向“三害”发起了猛烈的总攻。
五、贫下中农的帖心人
焦裕禄同志说:“新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不能明确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老干部长期不参加劳动思想就要起变化,要变颜色”。焦裕禄同志身体力行,无论工作多忙,总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经常开襟解怀,卷起裤腿和群众一起干活,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他经常和群众一起翻地、封沙丘、种泡桐、挖河渠……就在县委决定他住院治疗的前几天,他还挥舞铁掀在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和群众一起劳动。因此,他经常要求下乡的干部一要带毛主席著作,二要带劳动工具和行李。
焦裕禄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给他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焦裕禄还经常教育子女做脏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穿衣要朴素,生活要节俭。有一次,焦裕禄同志发现大儿子去看戏,问道:“戏票哪来的?”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后来,他又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特殊化。
《干部十不准》的具体内容是:
1、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
2、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
3、不准赌赙;
4、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挥霍浪费;
5、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唱戏、演电影办集体和其他娱乐活动,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会摊派;
6、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到外地营业演出,更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大肆铺张浪费;
7、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提取国家统购统派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
8、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的或生产队的物资,坚决禁止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和剥削社员的破坏活加;
9、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反对弃农经商,反对投机倒把;
10、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不是不准结婚),做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这个“十不准”的通知,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说它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时刻应该想到的,做到的起码准则;说它不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准则,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有力批判。焦裕禄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的委托,为革命掌权。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崇高革命精神的表现。
从焦裕禄同志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他的办公桌、文件柜都是原兰封县委初建时买的,有不少地方破损。当时有人劝焦裕禄同志换个新的,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且修了修,照样使用。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钉,褥子上有36个补钉,同志们劝他换床新的。他说:“我的被子破了,是需更换新的,但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其实,我这就很好,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焦裕禄同志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很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虽然破旧得很历害,但是焦裕禄同志总是舍不得换。他的爱人徐俊雅同志最后生气了,不给他补,他就自己动手补。一次,有位干部提出要装璜一下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焦裕禄同志严肃地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焦裕禄同志就是这样,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心里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个冬天的黄昏,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同志望着风雪,心里惦记着群众:住的怎样?吃的烧的有没有困难?生产队的牲口咋样?他让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雪天六项工作: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安排好群众生活。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保证不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由哪个大队热情接待,保证吃得饱,住的暖。第五、教育全体党员,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情况迅速报告县委。
这天,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同志的屋里的电灯亮了一夜。第二天黎明。他就把同志们叫起来开会。他说:“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要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说罢,就领着大家,顶风冒雪出发了。
这天,焦裕禄同志冒着风雪,忍着剧烈的肝痛,一连走访了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群众。但是,却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他来到梁孙庄梁俊才的家里,老大爷卧床不起,老大娘双目失明。老大爷问:“你是谁呀?大雪天来干啥?”焦裕禄同志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老大爷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还是党好,社会主义好。”
六、与病魔顽强斗争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同志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他开会、作报告,经常用右膝顶住肝部,不断用左手按住疼处。有时,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椅子,一头顶住肝部。天长日久,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他从不把自已的病放在心里。他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侮你了。”组织上劝他住院治疗,他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开了药方,他嫌药贵,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让他服下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可当他发现别的同志有了病时,却总是关心备至。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在乡下患病,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患慢性疾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摧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同志想的总是别人,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有一次,焦裕禄同志和县委办公室一位同志去三义寨公社检查工作。走到半路,他的肝病发作,疼得厉害,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到公社,大家看他脸色不好,劝他休息一会,他笑笑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焦裕禄同志一边听着汇报,一边按着作疼的肝部记笔记。剧烈的肝疼使他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中掉下来。但是他仍然坚持听下去。这种顽强的革命精神,使同志们非常感动。
一九六四年三月。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到了严重关头,兰考人民除“三害”的斗争也达到了高潮。他心潮汹涌澎湃,兰考人民抗灾斗争的情景一幕幕映现在眼前,他从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实干精神中,预见到兰考美好的未来。他满腔热情地坐在桌前,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文章,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班子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变,外地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文章只开了个头,肝病又严重发作了,病魔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党组织决定送他到外地治疗。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除“三害”斗争。正象一个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的前几分钟,他还在认真地布置工作,要县委的同志们抓好抗灾斗争。
在医院里,焦裕禄同志以钢铁般的意志,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无论肝疼得多么厉害,从来都不让护士多照顾自己。
焦裕禄同志的病越来越严重,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里不治之症。送他去看病的赵文选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恳切的向医生说:“医生,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人民需要他,需要他呀!”
五月初,焦裕禄同志的肝病更加严重了。护士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他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治疗,便摇摇手说:“我不需要了,省下来留给别的阶级兄弟吧!”
县里的同志和兰考的群众代表前来看他,他不谈自己的病,首先问县里的工作、生产情况。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咋样?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他还嘱咐同志们:“回去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叫他们把我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他的大女儿到医院里去看他,他深情地说:“小梅,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那里面,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
省、地、县各级领导同志来看望他。这时,焦裕禄已经病危,他用尽全力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死了不要多花钱 ……省下来钱支援灾区建设……我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位普通的领导干部,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焦裕禄同志走完了他那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灿烂的一生,与世长辞了。终年四十二岁!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
焦裕禄同志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念念不忘党的工作,表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第四部分 挥泪继承壮士志 誓将遗愿化宏图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病逝了。焦裕禄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迫悼会上,一位农民泣不成声地说出了兰考人民的心里话:“俺的好书记,你是为俺兰考人民活活累死的呀!”“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这就是兰考人民最重要的誓言,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以更大的干劲,更多的汗水,努力改造着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过的兰考大地。
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实事求是、艰苦创业的精神,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精神,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忘我奉献的精神,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在党的领导和焦裕禄精神的鼓舞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决心彻底改变兰考面貌,在这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焦裕禄同志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遗愿,正在兰考人民的继续奋斗中逐步变为现实。焦裕禄同志逝世后,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焦裕禄同志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连续发表社论,高度赞扬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1966年9月15日,毛主席亲切接见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并合影留念。同年10月1日,毛主席又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周恩来总理也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风。董必武代主席亲自写五言长诗,歌颂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题目是:
学焦裕禄同志 董必武
1966年2月9日
兰考存三害,多年患未除,勇哉焦裕禄,受命困难摅。
首抓领导班,思想同一趋,思想革命化,万难排无余。
为了摸情况,县委走各区,访贫兼问苦,同吃亦同居。
亲历邑四境,形势指掌如,灾重可救止,领导决心须。
群众性积极,奋发愿驰驱,农村潜力大,往日久忽诸。
君今一提倡,前进辟坦途,水知来去迹,疏浚理河渠。
风口在何处?膏药贴沙墟,台田暨沟洫,碱洗即成腴。
结合干群力,建设绘蓝图,蓝图非臆造,施行利建初。
自力以更生,粮食云足粗。惜君撄痼疾,功莫赌全敷。
长抱肝癌痛,劳累损其躯,不避风雨恶,不作饥寒呼。
关注人民事,忘身直若无。阶级观点强,斗争岂容诬?
死犹念沙丘,坦骨欲与俱。学毛有独到,自与常情殊。
吾党悼焦君,模范孰能逾?
又一首吾爱焦裕禄,毛公好学生。利人如不及,忘我若无情。
路线依群众,方针视斗衡。一心为革命,敢与困难争。
郭沫若副委员长写“水调歌头”——《赞焦裕禄》
水调歌头 赞焦裕禄同志
郭沫若
1966年3月15日
红日照天下,涌现振奇人。
尽管病魔缠绕;奋起棒千钧。
甘愿粉身碎骨,敢下五洋捉鳖,倒海索奇珍。
兰考焦裕禄,耿耿铁精神。
盐碱净,内涝治,风沙驯。
弦歌声起,杨柳东风万户春。
借问津梁何处?万事认真实践,全意为人民。
群众中来去,天地共翻身。
全国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党组织都发出通知,要求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要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原稿1966年2月7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象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就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去了。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和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一位副书记谈心去了。在这么晚的时候,副书记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副书记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
“对。”焦裕禄说:“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进行除“三害”的斗争,将是不可能的。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候车室里。他们正等待着国家运送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从这里开过……。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鼓励大家象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个地区,在一个月内曾经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订出来了。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闭塞眼睛捉麻雀”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都参加了这次调查。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着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调查中,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蹲在泥泞里歇息……。有一次,焦裕禄从堌阳公社回县城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想:“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察看洪水去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不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区。三个青年恳求他:“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没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着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一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暴雨连连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三十六万人和两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
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
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善于从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汲取营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叫做“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他所说的“过电影”,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他说:“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现在,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象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此时此刻,他觉得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多么重要!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集中群众的智慧寻求解决困难的办法。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的要求和呼声,看到许多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梁穗。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二十七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八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七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正是最困难的一九六三年夏季,他们说:“不能干一天就干半天,不能翻一锨就翻半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内涝搏斗。一九六三年秋天,这里一连九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八万斤余粮。
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员们说:“穷,咱穷到一块儿;富,咱也富到一块儿。”
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禄十分激动。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他在县委会议上,多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
一九六三年九月,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会议,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会上,焦裕禄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请他们的代表到主席台上,拉他们到万人之前,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为四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他说: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声疾呼,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兰考三十六万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一九六三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十三天雨,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十一万亩秋粮绝收,二十二万亩受灾。
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紧急的生产救灾。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在这大风大雪里,贫下中农住得咋样?牲口咋样?”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他说,“我说,你们记住: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简短的几句话,象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北风响着尖利的哨音,积雪有半尺厚。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也没有披,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那时候,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疼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在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许楼,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他看到毛泽东思想象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
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必须靠毛泽东思想。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
但是,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焦裕禄对他说:兰考是灾区,比不得丰收区。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有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当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前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不更好吗?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呵!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阶级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满眼流着泪,说,“焦裕禄同志,你放心……”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以后,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
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二十四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内涝。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翻身,卖余粮了。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他在抗灾斗争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得就不错了。”夏天他连凉席也不买,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
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问,原来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里来的票?”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他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
“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痛法。县委的同志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病情,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疼得蹬不动车,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肝区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看来还是神情自若的样子,说:
“说,往下说吧。”
一九六四年的三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在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象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等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在这位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医生们为他和肝痛斗争的顽强性格感到惊异。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诊察,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
那是个多么令人悲恸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志,不相信这个诊断,人象傻了似的,一连声问道:“什么,什么?”医生怀着沉重的心情,低声说:“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
赵文选呆了一下,突然放声痛哭起来。他央告着说:
“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
在场的人都含着泪。医生说:“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在他进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不过,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那种革命精神,来尽快攻占这个高地。”
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有一次,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
“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干瘦的手握着他的手,两只失神的眼睛深情地望着他时,这位副书记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没有。”
“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副书记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
这时候,副书记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晌,问道:
“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
副书记迟迟没有回答。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副书记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呵,我明白了……”
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颤地交给这位副书记,然后说道:“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副书记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匆匆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事隔一年以后,一九六五年春天,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看见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
一年前,他还在兰考,同贫下中农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人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是他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中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谁能够想到,象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兰考的大地。
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三十六万兰考人的心声:
“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硬把你给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的亲人、阶级战友的痛悼,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
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用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一九六五年粮食初步自给了。全县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除三百来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陆续自给。许多队有了自己的储备粮。一九六五年,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正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奋力集体完成。在这篇文章里,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膏药,扎了针”,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人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
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前进。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
焦裕禄在洛矿的日子里
焦裕禄精神孕育形成在洛矿,弘扬光大在兰考。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教育下成长的。——习近平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英雄辈出,模范无数,但像焦裕禄这样被党的几代最高领导人一致赞扬的英雄模范还真不多。学习焦裕禄的活动每隔几年都会掀起一个高潮,且社会效果积极,群众反响热烈。对焦裕禄的学习,目前主要是以他在兰考科学治理“三害”、走群众路线和带病工作等感人事迹为教材。焦裕禄精神感人至深,但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生活总共才475天,“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垒土”,焦裕禄精神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也不是焦裕禄到了兰考忽发奇想发挥出来的,它是焦裕禄在之前的日子里特别是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以下简称洛矿,即现在的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9年间孕育养成,到了兰考大地才发扬光大的。今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接见焦裕禄的子女时,焦守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的拍摄情况,总书记当即问道“洛矿有没有拍”,“铜像有没有拍”,可见洛矿对焦裕禄的重要性。
共和国“长子”的担当
经过3年经济恢复,1953年,新生的共和国制定了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雄心勃勃地迈出了奔向工业化的步伐。一大批重工业基地得以确立,156项由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开建,一批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被抽调到筹建的厂区。焦裕禄就是在那年6月份从共青团郑州市委第二书记的岗位上被抽调到洛阳重型矿山机器厂筹建处的。
而今的洛矿荣誉等身:“共和国长子企业”、中国制造业500强、世界最大的矿山和水泥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但当年焦裕禄到职时,那里还是一片荆莽丛生的空旷河滩,住所是一排排的席棚,“电灯不明,马路不平”。这与焦裕禄的想象也是有差距的,他之前以为洛阳是大城市,应该很气派。但面对这种荒凉,焦裕禄并没有沮丧,他很乐观又很有气魄地劝慰工友:“我们是干什么来了?我们是建设大工厂来了。我们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啊,不是说吗,我们是共和国重工业的长子。什么是长子?长子就是大儿子,一个家里的老大,就得有一份担当!”
焦裕禄的担当就是在“修路总指挥”的岗位上,带领大家修了一条从洛阳老城区通往工地的公路。期间他和其他党团员让出工棚给群众住,带领大家连夜修浮桥,用“百年大计”的标准修筑了涧西大桥……
泥腿子走进高等学府
焦裕禄祖辈曾发达过,而今焦家在山东淄博的老宅是独门小院,七级的高台阶和南北房各3间,占地4分左右。但到了焦裕禄父亲一代,由于不善经营,家势已败,焦裕禄也只读了4年书。对于要操作精密机器的“长子”来说,要应对大工业生产,就必须加强学习。1954年,焦裕禄与其他4人被厂里选派到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
由于基础太弱,校方给他们的学习计划是:先学习速成课程,在达到高中文化程度之后再编入本科班学习。
要在几个月内完成初中、高中的课程,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几个人翻着书头都大了,一个个公式像是天书。同来的王明伦特别沮丧:“有人说,让扯牛尾巴的土八路来搞大工业,简直是胡闹。我听了这话就不舒服,想回去,还做农村工作去。”焦裕禄很沉着,他说:“光扯牛尾巴是搞不了大工业的,咱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
几个人于是用上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白天上课,晚上自习,集体熄灯后,他们还打着手电讨论数学题。可是,学习是一种科学,自有其规律,不是单靠干劲就能达到目标的。很快,第一次考试时间就到了。不出所料,5个人的战绩是“全线飘红”——满纸的红叉,一个都没过关。这可让他们愁坏了。但焦裕禄心有不甘,找到教务主任软磨硬泡,终于争取到了一个补考的机会。这一次,他们更是如履薄冰,倍加勤奋。还好天道酬勤,终于补考过关了。
就要转入本科阶段学习时,由于工作需要,厂里调整培训计划,急召他们立即返厂。厂里的信让他们如被凉水兜头,几个月下来,最难的关口都已经闯过来了,却要半途而废,太不甘心了。其他4人表示:不要工资、不要助学金也要坚持留下来学习。
焦裕禄也很纠结。他一个人在院子里默默走了半夜,觉得还是要服从组织安排。他对同伴说:“回吧。厂里需要我们回去,我们是党员,就得服从组织。”他还告诉同伴:我们在预科班系统地学到的知识,总有用得上的时候。现在厂里让我们回去是承接更大的任务,这说明我们已经是骨干了。
婉拒大连起重机器厂挽留
学以致用。为了尽快掌握管理工厂的本领和技术,培养更多的人才,1955年春天,在厂里的安排下,焦裕禄带领哈工大预科班原班人马和其他12名职工到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焦裕禄任第二金工车间实习主任。
当时的东北是共和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那里无论是硬件基础还是技术水平,都是全国一流。焦裕禄第一次下车间,看着比篮球场还大的车间、一台台运转的机车,不禁大吃一惊。带他熟悉流程的车间主任告诉他:要熟悉厂里的管理业务,怎么着也得两三年。这让只有一年实习期的焦裕禄吓了一跳。
当规划员拿着一周的生产计划表请主任审批时,焦裕禄看着一张张表格上的奇怪符号、莫名其妙的机械名称以及弯弯曲曲的俄文和英文字符,简直要晕头转向。但他并不气馁,而是像小徒工那样从最基础的地方学起。为了弄清钢材的材质分类,他除了苦读教科书,还积极主动向老工人请教。老工人教给他一个土方法:用砂轮打一下,通过钢花分辨钢的型号材质。焦裕禄为此经常在口袋里装上各种钢样。这种简单而有效的工作方法,多年后他在兰考治理风沙的时候再一次使用:听从老农的建议,用胶泥护住泥土不流失。
焦裕禄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接触了二胡,几乎无师自通。在工业文明发达的大连,他的特长再一次得以发挥:在厂报上发文章,用二胡表演节目,提出经营管理、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建议……厂领导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来自河南的实习车间主任。为此党委做了一个决定:派出两名能独当一面的工程师到洛矿工作以换取焦裕禄留下。焦裕禄婉拒了这份厚意。他对工作环境不抱怨、不提条件的品质在此后更得以发扬:6年后,组织派焦裕禄到条件最艰苦的兰考任职,他二话不说就走马上任了。
制造首台2.5米卷扬机
回到洛矿,焦裕禄任第一金工车间主任。他的办公桌就在车间里,用板材隔出半间房子,里面只有一张白木桌、一条长凳子。
尽管是骨干,但焦裕禄从未放松对业务的钻研。他常常拿着图纸钻到机床下,务必弄清楚每一个部件。一次,计划员告诉他根本不必这样辛苦,因为“图上都标着号”,还说完全可以让技术员标上部件名称,但焦裕禄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那可不一样,要了解一台机床,就得亲自把每一个部件都看明白。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后来在兰考大地闪烁光芒的金句子,就是这样诞生的。
1958年,第一金工车间设备还没有完全安装,就接受了一个重大任务:制造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设备不全,技术不足,经验为零,但焦裕禄善于做思想工作,他在车间用通俗的语言就鼓动起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在制造卷扬机期间,他吃住都在车间,那条大板凳竟然还被他当成“床”使用了50多天。期间,他不迷信苏联专家,用灵活实际的土办法解决了整铸齿轮、烘装大齿轮等问题……终于成功完成了任务。该机器的诞生不但给洛矿带来了荣誉,也让全国轰动,这是共和国重工业起步的一个里程碑。
此后,焦裕禄被调任厂调度科长职位。调度科是指挥全厂生产的枢纽,他真正成了比厂长还忙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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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精神
淄河水蜿蜒流过,岳阳山苍翠依旧。今年的8月16日,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诞辰95周年的日子。在他的家乡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们用一场简朴但不失庄重的纪念活动,来寄托对他的追思怀念。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淄博市博山区北崮山村。村中至今依然保留着他的故居——一个北方农家四合院,院中有三株槐树参天挺立,正房、厢房里的摆设,一如焦裕禄离开时的样子。
“我1964年春节才见我叔,那时候我还没过门呢。”76岁的赵新爱,是焦裕禄故居的管理员,也是焦裕禄的侄媳妇。她的家与焦裕禄故居比邻而立。53年前的那次相逢,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即便如此,依然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赵新爱说,当时的焦裕禄身穿一件灰色旧大衣,头戴一顶棉帽,脚蹬一双老汉鞋。“别说是干部,穿得都不如村里的老百姓哩。”赵新爱记得那时候焦裕禄脸色发黑,可在奶奶(焦裕禄母亲)面前,他从来不显病态。直到焦裕禄病逝后,村里人才慢慢知道,他那时已经抱病在身,却一直坚持忘我工作。
故居向北不远,便是博山焦裕禄纪念馆。纪念馆前,几名工人正忙着浇筑水泥基座。基座上放置着一台硕大的煤矿卷扬机,齿轮上仍留有未擦拭干净的机油。
博山焦裕禄纪念馆馆长焦玉星说,焦裕禄在河南兰考治理“三害”的事迹可谓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工业领域也是一把好手。
“这台卷扬机,是洛阳矿山机械厂生产的。”焦玉星告诉新华社记者,焦裕禄25岁作为南下干部离开山东,之后的17年转任多地,其中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长达9年。在这9年中,他推动研制了当时国内首款直径2.5米的双筒卷扬机,填补了国家卷扬机科研项目的空白。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也回来了。从两岁起,她在北崮山村度过了9年的童年时光,然后随父亲去了河南。在她的儿时记忆中,父亲一次次地外出远行。
“那时候,几乎每年一次,我爸在哪儿,我们就去哪儿看他。我记得奶奶的大手拉着我的小手,走出山村,坐上火车,要好久好久才能见到父亲一面。”焦守云说,那些年她追随着父亲的脚步,去过大连、洛阳、郑州。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在纪念活动上,焦守云又吟诵起这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山河如故、乡音绵绵,“95岁”的焦裕禄,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
女儿眼中的焦裕禄1:为了解一个村情况住牲口棚3天
父亲去世已经50年了。
1922年8月16日,父亲出生在山东省博山县的小山村自耕农家庭里,小学毕业生,青少年时代他曾逃过荒、要过饭,做过长工、打过短工,还当过挖煤工。父亲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随军南下,曾经在河南尉氏县搞过土改,他工作最长的时间是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以下简称“洛矿”),他在那儿工作了9年。
在洛矿,父亲完成了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深造。厂里把他作为选干生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毕业后他又到大连起重机厂当了2年的实习车间主任。父亲在洛矿担任过车间主任、调度科长等职,1962年年初,他又调到当年参加土改的尉氏县,当了半年的县委副书记。
1962年冬天,他调到河南兰考县,任县委第二书记,几个月后任县委书记。父亲在兰考的那段时间,也是大家最熟知的时期。
带头治“三害”,就是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兰考县位于河南东部,与山东搭界,北依黄河,是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地方。黄河多次改道,给兰考留下了大片的沙荒地、盐碱地及内涝。风沙、盐碱、内涝“三害”给兰考带来了多年的灾难。
1962年冬天,父亲到兰考工作,这一年也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三害”加上自然灾害,兰考的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点,亩产只有43斤。当时兰考有36万人,灾民近20万。兰考紧邻陇海铁路,火车一来,大家都哭着喊着往火车上挤,灾民要逃荒到丰收区去。
在兰考,父亲组织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县火车站召开,因为当时灾民每天都集中在火车站。父亲指着逃荒要饭的人群对参加会议的委员说:“同志们,灾民们背井离乡去逃荒,党把兰考36万人民交给我们,我们不能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是我们失职啊!”
“三害”不除,兰考就永远摆脱不了贫困。面对大家的畏难情绪,父亲动情地说:“小鸡凭着一双爪子挠食吃还饿不死,我们有党的领导,有36万兰考人民,每人都有两只手,还愁治不了灾,养活不了自己吗?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生产自救的决心。只要我们发扬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一定能够挖掉穷根。是共产党员,就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当时兰考的沙土地有24万多亩,风沙非常大,一刮风水井都会被沙填平,晚上关好的门第二天就能被风沙堵住。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兰考的沙丘,一刮风,沙丘就随风滚动,危害很大。
“必须查清风从哪来、到哪去,哪儿是风口,不能再让沙丘到处流动。”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风最大的时候就是父亲他们查风口的时候,风刮得他们睁不开眼,一张口就是满嘴的沙土,合上嘴,嘴巴里就咯吱咯吱乱响。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查清了兰考的风口和风沙走向。
查出了风口,如何治理风沙?大家着急。一天早上,父亲在村口看见一个农民拿黏土封坟,父亲问他为何这样做。农民说,这是他母亲的坟,一刮风,坟头就没了,拿黏土封上坟,种上草,再大的风也刮不动,只要一个上午就能封好。当时父亲就想,兰考36万人还愁封不上那些沙丘吗。回去后,父亲立即召开会议,提出“贴上膏药、扎上针”的计划,贴上膏药就是拿黏土把沙丘封上,扎针就是种上树,时间长了再大的风也刮不动沙丘了。沙丘不流动了,沙土地就好治理了。
但执行计划时又遇到了困难,大家吃不饱肚子,怎么干重体力劳动?父亲召开了动员大会,他说:“你们出去要饭,是小要饭的,我出去要,是大要饭的。如果你们留下来治理沙丘,我保证你们能吃饱。”
兰考的土地上不长粮食,父亲组织多个小分队用救济款去丰收区采购萝卜干、红薯片、粉条等代用粮。于是,许多村民就留下来勒紧裤腰带干,有了领导干部带头,村民也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很快,他们就用最简单、最实用的办法解决了封沙丘的问题。
兰考有16万多亩盐碱地,寸草不长、颗粒不收,铁路两边都是白花花的,像刚下过小雪。上世纪50年代,那里的老百姓卖小盐,不交税。要是地里全是盐还好,地里有盐、有硝也有马尿碱,必须区分开来。当时兰考没有盐碱化验器,父亲就说:“我有一个从老农那学的办法,这个设备人人都有,结果准确、携带方便,那就是咱们的舌头,咸的是盐,凉的是硝,又骚又臭的是马尿碱。”父亲领着大家尝遍了兰考的盐碱地,把土地做了一个大致的分类。治盐碱非常难。父亲下乡的时候发现一个农民的菜长得特别好,问其原因,才知道是农民把一米以下的土挖上来翻到上面来种地,土质能维持一两年。“兰考急需生产自救,这样做起码能解决当年的吃饭问题。”于是兰考就开始了土地深翻工作。1963年,在经过改造的盐碱地上,终于种上了庄稼,兰考取得了1958年以来最好的收成。
兰考位于黄河最后一道弯的拐弯处,黄河泛滥给兰考留下了许多坑坑洼洼的地方,根本种不了庄稼。更可怕的是一旦下雨,就会造成严重内涝。1963年8月2日到9日,下了整整8天的大雨,兰考人称为“白帐子雨”。雨又大又急,洪水横流。除了留下两位值班的同志外,父亲带着县委其他同志去各地考察水灾情况。
面对这样的大雨,有村干部犯愁,写了一首打油诗: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烧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进门愁、出门愁,愁来愁去没有头。读完后就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一些村干部也跟着哭。平时性情很好的父亲当时就急了:“哭有什么用,天还是要下雨、地还是会积水,哭要是有用,我就带头哭。”于是趴桌子上做了一个哭的样子,同志们看他这样就破涕为笑了。父亲说:“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群众都眼巴巴看着县委,干部如果不能挺直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这叫‘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在父亲的带领下,一支由水利技术人员、当地干部和县委工作人员组成的考察队伍出发了。父亲生前就画了许多兰考地形图,但还有很多没画完。父亲去世时,群众打出的横幅是:“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他管村里的大娘叫“娘”
在治理“三害”过程中,父亲提出了“深入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要求,每次到农村,他都要去最穷的那家人家去吃百家饭。“只有到最穷的人家去,看屋里有没有粮食,床上有没有被子,老人身上有没有棉衣,才能了解这个村到底是什么样的。”为此,他曾经在一个饲养员老大爷的牲口棚里住了三天三夜。
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父亲和同事到了一个五保户家里,那家里一共两口人,老大娘是盲人,老大爷是个病人,躺在床上不能动。父亲到了他们家,习惯性地看了一圈后,就坐到老大爷床头问寒问暖。这时候,大娘摸摸索索地走了进来,拉住父亲的手问:“你是谁啊,大雪天,你来干什么?”父亲拉着大娘的手喊了一声娘:“娘啊,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父亲喊人家娘,不是到兰考的习惯,在解放初期参加土改运动时,他看见村里头和他母亲年龄相仿的女同志,都喊人家“娘”,一是出于他亲近群众,二是他离开他娘的时间太长了,也一直没时间回家,他把这种感情寄托在老百姓身上。
当时,一个农民的孩子病得比较重,因为没钱给孩子治病,家里已经准备等孩子咽气了,送到村外去掩埋。父亲下乡的时候知道了这事,赶到孩子家里,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孩子还有呼吸呀,这是咱农民的孩子,赶快把孩子送到县医院去,想尽一切办法救活他。”后来这孩子被救活了。父亲去世后,孩子就改名叫张继焦,今年继焦已经50多岁了,一直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工作,他经常对别人说:“我这辈子就做好一项工作,就是为我的焦裕禄爸爸守坟,焦裕禄爸爸的坟,我是离不开了,只要我能动,我就守在这里。”
父亲在兰考就留下了4张照片,那时候,照相是奢侈的事。4张照片中只有一张是他自己愿意照的,是那张他站在泡桐树下掐着腰照的相,其他都是别人偷着拍的。在兰考他没有一张工作状态的照片,他当时总是对搞宣传的同志说:“你应该把镜头对准群众。”镜头对准群众,群众干劲就更足了,他们说:“使劲干哪、使劲干哪,你看他们给咱照相呢!”
父亲虽然贫穷,但给我们留下了精神金矿
父亲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不贪不占。他身体不好,但凡是照顾性的东西,他都不要。我11岁那年,有一次父亲回到家,母亲端出一碗米饭,那时候米饭很金贵。我们姐妹几个都眼巴巴地看着父亲的碗,父亲就往每个孩子碗里拨一筷子米饭,拨完后自己也没剩多少了,他问我母亲米是从哪里来的,母亲说是县委考虑他身体不好,就照顾了几斤。父亲听了后说:“这可使不得,这些大米你赶快给研究泡桐的南方大学生送去,他们吃面食吐酸水,我们不老不少的,吃这个干什么。”
父亲有6个孩子,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严格要求我们,他爱我们但不溺爱我们。
在兰考那段时间,哥哥还小,不懂事。有天晚上,父亲见哥哥高高兴兴回来了,就问哥哥做什么去了,哥哥说去看戏了,父亲问他谁给的钱买票,哥哥说没买票,售票员知道他是焦裕禄的儿子,就让他进去的。父亲当时就批评了哥哥:“你不能这样做,演员叔叔阿姨在台上又唱又演的,满头大汗,不买票就去看白戏,你现在会占小便宜,长大了就会占大便宜。”第二天,父亲领哥哥补上了2角钱一张的票,又给售票员承认了错误。
1963年夏天,姐姐焦守凤初中毕业,许多好单位都给她送来招工表。姐姐拿着这些表去给父亲,请他当参谋,当时父亲就问姐姐的同学是否都有这些好工作。姐姐说没有,还撒娇说是沾了爸爸的光。父亲当时就脸色一变:“这些单位你都不能去,走出学校门,你就进了机关门,你缺了劳动这门课。”后来,父亲给姐姐想了三份工作,一是留在县委大院打扫卫生,包括打扫厕所;二是去学理发,因为当时那是一门技术活;三是当工人。
母亲一听说让姐姐去扫厕所,不同意;让一个16岁的大姑娘去给人家剃头,也不同意。那时当工人光荣,社会地位也高,姐姐和妈妈都觉得这份工作好,可一问父亲到哪儿当工人,才知是让姐姐到县食品加工厂工作。那里其实就是个手工作坊,主要干两种活:腌咸菜和酿酱油。姐姐尽管不愿意,但还是去了。
食品加工厂劳动强度大,厂里味道不好,更糟的是,需要两只手伸到咸菜缸里捞咸菜。姐姐的手被磨出许多口子,伤口再被盐水一浸,整个手都是肿的。更让姐姐不能忍受的,是要走街串巷挑着担子去卖酱油和咸菜。一个不大的县,县委书记的女儿很多人都认识,特别是姐姐的同学,因为大家都觉得姐姐该有很好的工作。
姐姐哭过闹过罢工过。有一天,父亲和姐姐说:“爸爸今天事情不多,陪你卖酱油吧。我爷爷开过油坊,我小的时候,也走街串巷卖过油,我来告诉你怎么喊能把酱油更快卖出去,怎么挑担子更省劲。”姐姐一听可高兴了。
刚开始,姐姐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可后来,她觉得不对,父亲是县委书记,怎么能让父亲也干这样的活,就对父亲说:“爸爸你回去吧,以后我再也不闹了。”
那段时间对姐姐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姐姐现在在开封生活,经济情况不太好,她孩子多,下岗、待业的都有。如果姐姐去找领导,请他们给孩子安排工作,也不是件难事,但我们姐妹之间约定,一定要守卫好父亲这面旗帜,虽然不能为父亲争光,但绝不能给他抹黑。父亲是一个贫穷的父亲,但他给我们家子孙留下了精神金矿,祖祖辈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他身边的物件,都成了与疾病斗争的见证
到了1963年11月,父亲的病越来越重,肝疼得也越来越厉害。他越来越瘦,脸色又青又黄,颧骨高高耸起,变得憔悴不堪。他身边的一切物件,都成了他与疾病斗争的见证。
刚开始,父亲肝疼时,就用茶杯盖上的疙瘩使劲顶肚子里的疙瘩。如果在写字,父亲就会用钢笔伸进去摁着;如果两只手都被占用,他就用刷衣服的刷子一头顶着肝一头顶着藤椅工作,时间长了,藤椅上就被顶出个窟窿。
有好几次,父亲工作结束了,还没站起来,就倒到了地上,那么大的个子,半天起不来,那是肝太疼了。母亲哭着劝他去看病,他说:“别着急,我把该安排的工作安排好了,就会去看的。”后来发展到肝疼得睡不着觉,他就把那些平时用的钢笔、杯盖搬到床上。母亲说那段时间父亲睡觉都是趴着睡,如果不趴着,那些东西就顶不住肝。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可他依然坚持工作。有次,父亲到农村听大队领导汇报工作,因为肝疼,冷汗一个劲地出,用来做记录的钢笔,两次从他手里掉了下来。在场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紧张,立即把他送去开封地区人民医院。
到了地区人民医院,父亲被诊断为肝癌。当时大家不相信,送他到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去诊断。父亲最终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皮下扩散。据医生说,父亲肚子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小的像黄豆那么大,父亲的生命最多只有20多天了。
他们带着父亲回到了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那20多天里,父亲遭受了最大的苦、最大的罪。开始他还打止疼针,满怀希望自己能好起来,再回到兰考领着大家除“三害”。当他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时,开始拒绝打止疼针:“止疼针只能止疼,不能治病,这个药这么短缺,我能省一针就省一针,把药留给最需要的人吧!”
不打止疼针怎么办,父亲有时趴在床上,有时跪在床上,甚至还会把香烟点燃来烧自己的胳膊,他说这是他发明的肝疼转移疗法:“我其他地方疼了,肝疼就会稍微好一点。”胳膊上的皮肤没用了,他又开始烧肚子上的皮肤,大家见了都扭头落泪。
当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来看他,他拉着两位领导的手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达到兰考人民对我的要求,我心里很难过。”这两位领导说:“组织上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你对后事有什么安排、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你就和我们说吧。”父亲沉默了一会说:“我对组织上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死了以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我死了,也要看见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父亲临终时,把母亲叫到身边,说:“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要走了,我走了以后你会很难,你一定要教育好孩子,你再苦再难,都要把孩子抚养成人,把他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你还要记住,再苦再难,也不能向组织伸手要钱要东西要救济。”这是他对母亲最后的交代。母亲当时才33岁,需要照顾两家的老人,还得抚养6个孩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还是给她约法三章。
1964年5月14日上午9时45分,父亲永远停止了呼吸,那一年,父亲42岁。父亲走了,我们家的天也塌了,母亲领着我们6个孩子,谨遵父亲临终前的嘱咐,艰难地生活。我们的日子是在母亲的泪水中度过的,父亲走了她没有了精神支柱,母亲流了许多泪,老了后还留下眼疾,不哭也流泪。
父亲不是苦行僧,但在兰考他舍弃了一切爱好
父亲不是苦行僧,也不是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罪,实际上他在生活中也有许多爱好与追求。
他身高一米七八,皮肤黝黑,但长得非常英俊。到兰考前,父亲一直在哈尔滨、大连、洛阳等大城市工作,接触的都是新潮的东西。当时父亲有些文艺范儿,他二胡拉得非常好,舞也跳得好,还是个出色的男中音。早在南下工作队的时候,他就在文工团工作,他们工作队排练了歌剧《血泪仇》,由父亲出演男一号。
父亲对生活是很热爱的,工作再忙,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衣服再旧,也洗得干干净净。父亲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还爱钻研。他在大连起重机厂时,给他们的厂报、广播电台写了很多文章。父亲这辈子穿的一件最好的衣服,就是母亲用他的稿费买来的。
但在兰考艰苦的环境下,首先面临的是解决民众温饱的严峻问题,父亲只能舍弃了他一切的爱好,一门心思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就像兰考一位领导干部说的:“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是跑步度过的。”兰考后来出了一本书,叫《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就是根据父亲在兰考日日夜夜的情况编写的,全部都是真实的写照。
女儿眼中的焦裕禄2
“他不是傻大憨粗,他很聪明”
关于焦裕禄的事情,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他长期留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主要来自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他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披着中山装、双手叉腰、笑着望着右前方的照片。同名影片中,焦裕禄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只会干活的干部,但焦守云眼中的父亲则更亲切。
焦裕禄是山东人,其1.78米左右的身高属于典型的“山东大汉”。但这个汉子可不简单,不仅有一身力气,更重要是非常有智慧。曾有记者问焦守云:“现在的县委书记还要不要苦干?”焦守云说:“过去是治穷,现在是致富,目的不一样,但本质都是为老百姓服务。我父亲在‘洛矿’(洛阳矿山机器厂,即现在的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重工”)9年,是与精密仪器打交道的,做事都是靠脑子。种植泡桐就是父亲多次观察,从一个年轻人那里学到的。我父亲不是傻大憨粗,他是很聪明的人。”
为了进一步说明父亲的聪明,关于种植泡桐“治沙”,焦守云讲得很详细。她说,父亲曾多次观察兰考的地质,也曾询问了很多老农,但大家都苦无良策,“父亲那段时间就一直和百姓吃住一起,默默观察。有次他发现一个年轻人去上坟,觉得很奇怪,因为兰考风沙大,大多数坟头都留不住,但这个年轻人的祖坟却有坟头。父亲就问他用的什么方法,年轻人说,他也是从一位老年人那里学来的,就是把坟头用胶泥封住,然后再培上黏土,再种上草,这样坟头就能保持住了。父亲很受启发,考虑种树是不是也能治住风沙之害,经过多方考察,最终选择了种植泡桐”。
“洛矿”当年生产2.5米提升机减速器中间(齿轮)装置,需要一台剃齿机,而当时没有这种机床。焦裕禄和工人师傅一起反复琢磨,对一台旧机床进行改造,苦干十多天达到了目的。
关于这一点,中信重工的纪检委书记、工会主席何淳说得更具体。作为“工二代”、老“洛矿”,他父亲与焦裕禄当年一个车间,生活中还是邻居,至今何淳与焦守云也一直保持联系,互相问好。他说:做机械工程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动脑子,车、铣、刨、磨、钻……加工过程中,错一点点都不行。焦裕禄当年在生产调度科,相当于部队的作战部,是要统领全局的,哪个环节都要了如指掌。他在洛矿已经形成了科学生产的理念。他为什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找出治理兰考的办法?这和他在洛矿养成的科学素养有关系,那就是科学、求实。“说他聪明,不如说他是善于钻研的人。”
“他是个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
现在一提焦裕禄,就是他怎么苦干硬干拼命干,似乎是一个工作狂人。但焦守云眼里的父亲还是一个感情色彩丰富、爱跳舞唱歌、擅长拉二胡的“文艺青年”。
现在的中信重工有很多关于焦裕禄的传说,但关于他文艺特长方面的内容则少有人提及。事实上,焦裕禄只受过四年的学校教育,文化素质还不足以满足新中国向工业化迈进的需要。当年的洛矿是典型的“共和国长子”,而焦裕禄他们则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工人。1954年8月,焦裕禄被派到哈工大学习,可以想见的是,在那里他不但钻研了业务,也培养了多种爱好。
1955年初,焦裕禄被派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当年的大连是工业城市,领时代风气之先,焦裕禄的特长更有发挥的舞台。焦守云在不同场合都提及的是:父亲擅长唱歌、跳舞、拉二胡。
焦守云分析:那时候的洛矿有苏联专家支援,他们工作就是工作,休息就是休息,两不干扰。而中国工人刚当家作主,又属于“领导阶级”,所以干劲十足,没有工作和休息之分。要是在周末请苏联专家帮忙的话,总得有个由头,那就是请他们跳舞唱歌,以便趁机请教问题。
徐俊雅(焦守云的母亲)在解放前读过初中,是秀才的水平,很有见识和能力,眼光颇高。她看上了英俊有才的焦裕禄。焦裕禄喜欢拉二胡,徐俊雅就远远地听,后来就走近听,再后来就和着曲子唱。
焦裕禄喜欢打篮球,可以想象,身材高大的他在球场上很活跃,也很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对于戏曲艺术,焦裕禄也非常喜欢。当年在工作队中,他出演了歌剧中男主角,风度翩翩。他的跳舞水平让苏联专家都很佩服,认为一个拉牛尾巴的能把舞跳得这么好,很了不起。可见,在生活中焦裕禄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这也难怪徐俊雅会喜欢上他。甚至多年以后,徐俊雅都认为这些孩子中,没有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能超过焦裕禄的。
讲到父母亲的爱情故事,哪怕只是转述,焦守云也一副神往的样子。她说:那时候谈恋爱也没什么地方,一条路就那么长,来回走,走来走去也不嫌烦,似乎什么话都没说,似乎又都说完了。焦守云微微笑着,很陶醉。也许,当年她妈妈就是这样甜蜜蜜地回忆与焦裕禄的恋爱过程吧。
“他对家人要求很严”
这两年关于“家风”的讨论很多,在今年习总书记接见焦裕禄后人的时候,焦守云负责向总书记汇报情况,当她提到“家风”的时候,总书记若有所思,重重地点了点头,重复了三次:“家风!家风!家风!”
焦家现在有后人27位,目前只有一个在领导岗位上,那就是焦跃进,现任开封市政协主席,其他大多退休。第三代人中以打工的居多,包括焦跃进的子女。对于“红二代”,焦守云也有理解。她说:“之前老母亲一直摁着,我们焦家儿女这些年从不敢乱说乱做。拉关系,走路子的事情别说做,想都不可能想。”
“当年大姐毕业以后要工作,母亲就问父亲怎么安排,父亲说,一个选择是在机关打扫厕所,一个选择是去咸菜厂当工人。”母亲听了很高兴,觉得当工人很不错。没想到焦裕禄竟要求女儿不但要在咸菜厂干活,还要挑着担子在大街上卖咸菜。“当年大姐是一个大姑娘,脸皮薄,父亲又是县委书记,怎么也想不通”,僵持了很久,焦裕禄说,那我和你一起卖咸菜。“这样才做通了大姐的思想工作”,不过女儿也不可能让父亲陪着满大街卖咸菜。
5年前,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也是在兰考接见的焦家兄妹,他还一一道出了他们的名字和故事。比如他指着老大焦国庆说:“你就是当年那个‘看白戏’的孩子吧?你看了一场‘白戏’,你父亲还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而这些,在焦守云看来就是家风。
多年来,常有单位请焦守云做讲座,无论多久,她基本都能一直端端正正地坐着讲,既不喝水,也不起身,非常讲究。讲到父亲的在她心中的形象,她说父亲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补丁摞补丁,穿得又脏又破,其实不是这样。老父亲非常讲究,非常知书达理,见到人,脸不笑不开口,没有称呼不开口,衣服也是尽量穿得干净。“他毕竟是县委书记,是一名干部”。焦守云强调道。
这两月来邀请焦守云做讲座的特别多,她明显应接不暇。“我也实事求是说一句,我不可能全部都去的,毕竟精力有限,但我会多多义务宣扬焦裕禄精神,这样也算参加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了吧!”
焦裕禄那些被“偷拍”下来的照片
作为全国最知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留下来的照片非常少,以至于在兰考的焦裕禄纪念馆内,很多场景只能靠绘画和雕塑再现。
身披上衣、双手叉腰、眼望远方——这是焦裕禄在兰考留下的屈指可数的几张照片中流传最广的一张,而这张曾登上邮票的珍贵照片竟是当时的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刘俊生偷拍下来的。
按时下大部分人的观念,作为县委通讯干事,又经常跟随书记下乡,理应有大量领导调研的照片,实际却并非如此。
“在跟随焦裕禄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给群众拍的照片有上千张,但给焦裕禄拍的却只有4张,其中,还有3张是偷拍的。”在离“焦桐”仅有1公里多的家中,80岁高龄的刘俊生拿出泛黄的影集,一张张给记者讲述他为焦裕禄所拍的4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焦裕禄下乡时,只要见到我,总让我拿着相机跟他一块下去。最初,我以为焦裕禄是想让我给他照相,可每次把镜头对准他,他不是把身子躲开,就是摇摇头、摆摆手,不让我给他照,我很不理解,以后也不好意思再给他照相了。”
据刘俊生讲述,1963年9月的一天,焦裕禄在老韩陵检查生产,又通知他带着相机过去。“我到了之后,发现焦裕禄正在一块红薯地里锄地,我看到他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体力劳动,又激起了我给他拍照片的念头。怕他阻止,我就把身子转向另一侧,把镜头对准他,偷拍了一张他锄地的照片。”
“之后,焦裕禄放下锄头,走向一块花生地,蹲下身子,一面拔草,一面查看花生的生长情况,当时旁边站了很多人,我透过人与人的空隙,又拍下了他蹲在花生地里劳动的镜头。当天上午,我成功偷拍了两张焦裕禄的照片。”刘俊生说。
吃过午饭后,焦裕禄又继续到胡集大队查看泡桐生长状况。刘俊生回忆道:“下午四五点钟,来到朱庄村南,焦裕禄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放,很高兴地说,‘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啦,十年后,这里就会变成一片林海’,这时,我看到焦裕禄心情喜悦,就掏出相机,当他叉腰走到一棵泡桐树旁时,又偷拍了一张他的照片。”
刘俊生说,这就是如今传播最广的那张焦裕禄照片,焦裕禄身后的那棵泡桐就是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的“焦桐”。
据刘俊生讲述,拍完这张照片后,一同下乡的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孟庆凯向焦裕禄建议合个影。焦裕禄却说,咱照相有啥用?这时,刘俊生趁机问出了长久以来憋在肚子里的问题:“焦书记,每次跟你下乡,你都告诉我带上照相机,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照相呢?”
接下来的这番对话,刘俊生至今仍记忆犹新。焦裕禄说:“下乡让你带相机,是让你多给群众拍些照片,这对他们是鼓舞,又很有意义!你不要想着跑前跑后给领导拍照片,要想着给群众多拍照片!”
刘俊生说:“要是把你和群众在一起劳动的镜头拍下来,不是对他们更大的鼓舞吗!”
焦裕禄听后笑笑说:“你这是找理由想给我照相呢,那今天就照一张吧。”
刘俊生问:“怎么照?”
焦裕禄说:“我爱泡桐,就在泡桐树旁,给我们照一张吧。”
刘俊生建议焦裕禄把上衣穿上,焦裕禄穿上后,没有扣上扣子,他们走到几棵泡桐树旁,每人扶着一棵泡桐树,面向南方,留了一张合影。
刘俊生说,后来,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之后,新华社记者穆青向他要焦裕禄在兰考的照片,他却只能拿出这几张。
“焦裕禄在兰考有很多感人的镜头,我却没有拍下来,这是一个通讯干事的失职。”刘俊生说,他至今仍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或许是为了弥补这一遗憾,焦裕禄去世后,他一直致力于宣传焦裕禄事迹,弘扬焦裕禄精神。如今,在纪念馆里展出的焦裕禄遗物,不少是他用心保存下来的,其中就有那把著名的藤椅。
采访结束后,腿脚不便的刘俊生坚持拄着拐杖送记者出门,他希望更多人知道焦裕禄为数不多的照片背后的故事。他说:“宣传焦裕禄事迹、弘扬焦裕禄精神是我的终生职业。在这个事业上,我永不退休!”
晒晒焦裕禄的工资单
褪去“人民的好干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耀眼的光环,焦裕禄和普通男人一样,上要赡养老人,下要哺育幼儿,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回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焦裕禄生活着的时代,工资收入几乎是每个家庭全部的收入来源,想知道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收入有多少,焦家的经济条件又如何,看看焦裕禄的工资单,可能就会真相大白。
1952年,国家进行工资制度改革,全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自上而下分为29级,工资随级别而定,当时作为县委书记的焦裕禄被定为14级干部。“我记得,当时我是21级干部,一个月工资是51.5元,焦书记因为级别比较高,一个月工资有130多块钱。”时任兰考县委宣传干事的刘俊生说。
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时的工友张兴霖回忆,当时每个月他的工资只有50多块钱,但是由于当时物价低,所以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对富足。“我当时已经是高等工了,工资也不到60块,很多工人当时只有40多块钱。”张兴霖说,“那时候工资低,物价也低啊,我记得一斤猪肉好像才几毛钱,早上在外头个吃早饭,吃油条、喝粥也就几分钱。”
很明显,当年与大部分普通工人相比,作为领导干部的焦裕禄已经算得上是“高收入”了,但是在那个物资稀缺年代,凭票购物的“票证经济”中却存在“有钱吃不饱饭”的尴尬情况,焦家就是其中之一。“计划经济时代要凭票购物,粮票是按照职务、工种配给的,当时工人分粮多,干部粮食少。我记得我一个月有59斤粮食,焦主任是干部,一个月只有22斤粮。”张泉生回忆说。张泉生1958年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后,与焦家是邻居,当时的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械厂一金工车间任主任。“吃不饱啊,焦主任家当时人口多,2个大人,2个老人,还有孩子,就那么点粮食怎么吃得饱啊!”张泉生说,“我家没有孩子,就两口人,口粮还多,有时候想帮帮他们给他们点粮票,但焦主任从来没要过。”
“有钱买不到”的现实无奈中,焦家人日子过得清苦也就罢了,但“高工资、低消费,有钱没地儿花”的情况下,焦家却没有存到任何积蓄。焦裕禄去世的时候,除了腕上常年带着的那块手表以外,没能给家人留下什么物质遗产。这不得不让人猜疑,焦裕禄的“高工资”都花哪去了?
焦裕禄曾连续3个月住在兰考县葡萄架村大队调查情况,葡萄架村大队会计孙世忠回忆,3个月里焦裕禄每天都会交一斤二两的粮票和四毛钱作为伙食费,“赶上老百姓家里有啥就吃啥,好的时候能吃到馍,有时候就吃萝卜缨子、木薯干什么的。”刘俊生说:“焦书记每次下乡不但交的伙食费只多不少,有的时候碰到农民家里条件差的还会给钱资助。”
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人吴永富第5个孩子出生时家里经济困难,焦裕禄送去了10元钱;工人刘辅臣妻子生了小孩,想喝点小米稀饭,焦裕禄把家中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大方慷慨的人,在回老家时居然因为经济拮据,没能按照家乡的风俗给初次见面的侄媳妇包个红包。
钱都花哪去了?清清楚楚的工资单背后却是一堆理不清的“糊涂账”。然而,正是这笔连焦家人,甚至焦裕禄自己都算不清楚的“奇怪”账单,老百姓却能给你讲个明明白白。
焦裕禄生命中的最后53天
“兰考就是我的家,走得再远,你也不能不关心你家里的事啊!”这句话,郑大一附院的老专家杨璧卿记了50年。当她劝已经病重的焦裕禄少些操劳时,焦裕禄这样回答。
焦裕禄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是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郑大一附院前身)度过的。当时焦裕禄被“强制”送到医院治疗,他选择了消化科的普通病房。当年在这里上班的医护人员见证了病痛中焦裕禄的无私与坚强,也见证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挂念的还是兰考的老百姓。
住普通病房,没人知道他是县委书记
75岁的杨璧卿,是郑大一附院急救中心的老主任,头发已经花白的她,仍清楚地记得50年前的一位病人——焦裕禄。“一提起焦书记,总感觉他还在我眼前一样,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是1964年的春天,大学毕业的杨璧卿,分配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刚刚一年多。
当时,杨璧卿在医院内西消化内科病区当住院医师,正是焦裕禄的管床大夫。
她回忆,那时的治疗手段很有限,经常有癌症患者疼得不停呻吟。但有位病人,从来一声不吭,他就是焦裕禄。她记得很清晰,焦裕禄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喜欢披着衣服,很瘦。
由于病情较重,焦裕禄在郑州住了3天院,就被送到北京去会诊。会诊的结果是,晚期肝癌,全身淋巴结转移。
“查房的时候,经常看到他疼得满头大汗,可是他啥要求也不提。”杨璧卿说,那时,她和同事就在私下里议论,这人真坚强。
从北京回来后,省里有关方面的同志来医院看望焦裕禄,医护人员才知道他的身份——兰考县委书记。
现在有些县里来的干部,一来看病先自报家门,他们自己不说,跟班的也会过来交代。杨璧卿说,焦裕禄自始至终从没有提起过他的职务。
樊镜珍,时任内西消化内科病区护士。她说,当时医院也有干部病房,但焦裕禄选择住普通病房,后来医院为了照顾他,腾出一间大隔音间。“就是门厚点,玻璃是双层的,相对安静点。”
杨璧卿记得,焦裕禄的食欲非常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医生说用点营养药,他都不让用,说给更需要的病人。“伙食影响肝脏,我建议他到营养食堂要点面汤甩鸡蛋,但他还是不同意,每次就是稀饭面条。”
强忍疼痛,他把止疼针让给别人
在穆青等所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里,记录了一把藤椅。那是在焦裕禄带病坚持工作时,经常拿硬东西顶着肝部,时间久了他坐的藤椅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在郑大一附院,也曾保留过一把焦裕禄用过的藤椅。
“知道焦裕禄是县委书记后,医院的照顾就是在他病房里放了一把藤椅,高点,坐得能舒服一些。”杨璧卿说。
杨璧卿回忆,因为疼痛,焦裕禄经常用右手紧紧按住肝部,胳膊肘则顶住藤椅右边,没多久,藤椅的右边扶手下也被顶出了一个洞。
尽管病痛缠身,行动已经非常困难,但只要见到医生、护士进门,焦裕禄总是尽量起身迎一下。后来,杨璧卿和医护人员都养成习惯,一进焦裕禄的病房,赶紧先摆手说“焦书记,你别动别动”,然后快步走到他身边。
“后来他越来越虚弱,但不起身也要欠一下身。”杨璧卿说,这种尊重让他们非常感动,现在想起来还想流泪。
随着病情越来越重,焦裕禄只能坐到床上。当时焦裕禄的主管大夫郭蓬芝今年已经83岁,她回忆说:“可他就没有正儿八经坐到过床上,长一个淋巴结都疼啊,焦书记是全身淋巴结转移,他都是半坐半倚在床上。”
“有时候,看他疼得汗水直往外冒,说给他打一针吗啡,焦书记也不愿意打,他说给别人打,自己能忍住。”郭蓬芝说,当时的止疼针只有吗啡,一个病区只批2~3针。
樊镜珍回忆,她曾发现焦裕禄的胳膊上有几处灼伤,问了他爱人,才知道那是他是为了转移疼痛,用热烟嘴烫的。
牵挂兰考,见到家乡的人就显出兴奋
杨璧卿说,即使那么痛苦,焦书记也没有悲观和丧失意志。
杨璧卿查房时常遇到这样的场景,只要兰考县一来人,焦裕禄就会尽量起身迎到门口,拉着对方的手,说赶紧坐赶紧坐,精气神仿佛又回来了。
谈话从来不涉及病情,杨璧卿听到最多的就是泡桐树。“那时也不知道啥是泡桐,就听到他每次都关切地问,树长得咋样,种了多少亩了?”杨璧卿说。
杨璧卿回忆,到医院看望焦裕禄的很多是兰考农民。每次大家在外面等着,怕打扰焦书记,都是派两三个代表进来。焦书记一见到老乡,就会忙招呼让大家都进来,坐到床边上,用双手拉住大家,询问起兰考的情况:“前几天下大雨了,咱那里淹了没?”“咱种的泡桐树,长的咋样了?”
杨璧卿记得,有的乡亲见到焦书记很激动,会用很大的劲拉住焦书记的手,有的甚至会抱住焦书记痛哭流涕,焦书记就安慰大家不要难过。看到乡亲们大老远挎着篮子带来的鸡蛋、花生,焦书记坚决不要,他交代乡亲,咱们现在很多人还贫困,我在医院啥都不缺,你们把鸡蛋拿到供销社去换点盐吃。
送别乡亲,焦裕禄总要吃力地让人扶下床,慢步送出很远,眼中满是依依不舍。杨璧卿说,一到下雨的时候,焦书记就会站在窗前往外看,问他看啥呢,他说,不知道兰考那边下雨了没,有些群众的房子不好,不知道有没有漏雨的。就在焦裕禄被送到北京会诊前,杨璧卿曾建议他在北京多住一些日子。可在北京只待了3天,焦裕禄就回到了郑州。焦裕禄后来解释,北京离家太远,还是郑州到兰考比较近,县里来人找他方便。
顽强斗争,枕下一直珍藏两本书
樊镜珍记得,从北京回来后,焦书记更虚弱了。白天黑夜,他都只能半坐着。因为淋巴结到处转移的结节,只要碰了就疼得要命。
来探视的家乡人常常给樊镜珍讲焦裕禄在兰考的事。樊镜珍这才知道,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800平方公里土地;他带领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却顾不上自己的身体。
随着病情加重,焦裕禄身上的疼痛也越来越重,人瘦成了皮包骨头。他常常疼得浑身冒汗,汗水浸湿了衣服。他使劲咬着牙,牙都咬得快出血了。看着他疼痛的样子,杨璧卿说,焦书记,你喊出来吧,可是他也不喊。
进入1964年5月中旬,焦裕禄开始持续昏迷。5月14日,他永远闭上了眼睛,终年42岁。
樊镜珍回忆,焦裕禄去世后,病房里一片痛哭声,作为焦裕禄的护士,她忍着悲痛,为焦裕禄擦洗了身子、换了衣服。“焦书记已经瘦得不成形,身上到处是癌症转移点,他的最后时刻,该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樊镜珍说。
从当年3月23日焦裕禄被兰考县委“强制”入院到离世,只有53天时间。
焦裕禄去世后,樊镜珍整理物品时,在他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精神财富,激励后人踏实前行
杨璧卿是民盟成员,她说,“像焦裕禄这样的共产党员,我打心眼里敬佩。”如今已经退休15年的她,仍返聘在郑大一附院急救中心,一周工作六天;郭蓬芝也是在80岁时才离开工作岗位;80岁的樊镜珍是河南胃镜操作的开拓者,1991年退休后,仍坚持到各个地市去授课,培训基层医生。
“虽然已经50年了,但每次说起来焦书记的事情,我都会忍不住掉泪。”杨璧卿说,焦书记那样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他时刻惦记兰考人民的那份感情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郑大一附院急诊中心总护士长王秀玲说,这些老专家是医院的宝,他们经常聚到一起,为医院的年轻人讲述焦裕禄的最后时刻。
全省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郑大一附院结合焦裕禄生前在该院住院的情况,精心拍摄了纪录片《焦裕禄最后的53天——追忆焦裕禄在郑大一附院治疗的日子》,通过当年医护人员的珍贵回忆,再现了焦裕禄同志病情加重后转到该院接受治疗时的感人细节。医院以此为教材,组织全院党员干部观看学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焦裕禄同志任何时候都心系群众,敢于和困难、同疾病作斗争的精神,处处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永远是全院医护人员学习的榜样。”郑大一附院党委书记张水军说,焦裕禄精神就像一盏明灯,激励后人踏实前行。
焦裕禄在洛矿的日子里
焦裕禄精神孕育形成在洛矿,弘扬光大在兰考。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教育下成长的。——习近平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英雄辈出,模范无数,但像焦裕禄这样被党的几代最高领导人一致赞扬的英雄模范还真不多。学习焦裕禄的活动每隔几年都会掀起一个高潮,且社会效果积极,群众反响热烈。对焦裕禄的学习,目前主要是以他在兰考科学治理“三害”、走群众路线和带病工作等感人事迹为教材。焦裕禄精神感人至深,但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生活总共才475天,“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垒土”,焦裕禄精神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也不是焦裕禄到了兰考忽发奇想发挥出来的,它是焦裕禄在之前的日子里特别是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以下简称洛矿,即现在的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9年间孕育养成,到了兰考大地才发扬光大的。今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接见焦裕禄的子女时,焦守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的拍摄情况,总书记当即问道“洛矿有没有拍”,“铜像有没有拍”,可见洛矿对焦裕禄的重要性。
共和国“长子”的担当
经过3年经济恢复,1953年,新生的共和国制定了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雄心勃勃地迈出了奔向工业化的步伐。一大批重工业基地得以确立,156项由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开建,一批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被抽调到筹建的厂区。焦裕禄就是在那年6月份从共青团郑州市委第二书记的岗位上被抽调到洛阳重型矿山机器厂筹建处的。
而今的洛矿荣誉等身:“共和国长子企业”、中国制造业500强、世界最大的矿山和水泥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但当年焦裕禄到职时,那里还是一片荆莽丛生的空旷河滩,住所是一排排的席棚,“电灯不明,马路不平”。这与焦裕禄的想象也是有差距的,他之前以为洛阳是大城市,应该很气派。但面对这种荒凉,焦裕禄并没有沮丧,他很乐观又很有气魄地劝慰工友:“我们是干什么来了?我们是建设大工厂来了。我们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啊,不是说吗,我们是共和国重工业的长子。什么是长子?长子就是大儿子,一个家里的老大,就得有一份担当!”
焦裕禄的担当就是在“修路总指挥”的岗位上,带领大家修了一条从洛阳老城区通往工地的公路。期间他和其他党团员让出工棚给群众住,带领大家连夜修浮桥,用“百年大计”的标准修筑了涧西大桥……
泥腿子走进高等学府
焦裕禄祖辈曾发达过,而今焦家在山东淄博的老宅是独门小院,七级的高台阶和南北房各3间,占地4分左右。但到了焦裕禄父亲一代,由于不善经营,家势已败,焦裕禄也只读了4年书。对于要操作精密机器的“长子”来说,要应对大工业生产,就必须加强学习。1954年,焦裕禄与其他4人被厂里选派到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
由于基础太弱,校方给他们的学习计划是:先学习速成课程,在达到高中文化程度之后再编入本科班学习。
要在几个月内完成初中、高中的课程,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几个人翻着书头都大了,一个个公式像是天书。同来的王明伦特别沮丧:“有人说,让扯牛尾巴的土八路来搞大工业,简直是胡闹。我听了这话就不舒服,想回去,还做农村工作去。”焦裕禄很沉着,他说:“光扯牛尾巴是搞不了大工业的,咱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
几个人于是用上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白天上课,晚上自习,集体熄灯后,他们还打着手电讨论数学题。可是,学习是一种科学,自有其规律,不是单靠干劲就能达到目标的。很快,第一次考试时间就到了。不出所料,5个人的战绩是“全线飘红”——满纸的红叉,一个都没过关。这可让他们愁坏了。但焦裕禄心有不甘,找到教务主任软磨硬泡,终于争取到了一个补考的机会。这一次,他们更是如履薄冰,倍加勤奋。还好天道酬勤,终于补考过关了。
就要转入本科阶段学习时,由于工作需要,厂里调整培训计划,急召他们立即返厂。厂里的信让他们如被凉水兜头,几个月下来,最难的关口都已经闯过来了,却要半途而废,太不甘心了。其他4人表示:不要工资、不要助学金也要坚持留下来学习。
焦裕禄也很纠结。他一个人在院子里默默走了半夜,觉得还是要服从组织安排。他对同伴说:“回吧。厂里需要我们回去,我们是党员,就得服从组织。”他还告诉同伴:我们在预科班系统地学到的知识,总有用得上的时候。现在厂里让我们回去是承接更大的任务,这说明我们已经是骨干了。婉拒大连起重机器厂挽留学以致用。为了尽快掌握管理工厂的本领和技术,培养更多的人才,1955年春天,在厂里的安排下,焦裕禄带领哈工大预科班原班人马和其他12名职工到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焦裕禄任第二金工车间实习主任。
当时的东北是共和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那里无论是硬件基础还是技术水平,都是全国一流。焦裕禄第一次下车间,看着比篮球场还大的车间、一台台运转的机车,不禁大吃一惊。带他熟悉流程的车间主任告诉他:要熟悉厂里的管理业务,怎么着也得两三年。这让只有一年实习期的焦裕禄吓了一跳。
当规划员拿着一周的生产计划表请主任审批时,焦裕禄看着一张张表格上的奇怪符号、莫名其妙的机械名称以及弯弯曲曲的俄文和英文字符,简直要晕头转向。但他并不气馁,而是像小徒工那样从最基础的地方学起。为了弄清钢材的材质分类,他除了苦读教科书,还积极主动向老工人请教。老工人教给他一个土方法:用砂轮打一下,通过钢花分辨钢的型号材质。焦裕禄为此经常在口袋里装上各种钢样。这种简单而有效的工作方法,多年后他在兰考治理风沙的时候再一次使用:听从老农的建议,用胶泥护住泥土不流失。
焦裕禄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接触了二胡,几乎无师自通。在工业文明发达的大连,他的特长再一次得以发挥:在厂报上发文章,用二胡表演节目,提出经营管理、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建议……厂领导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来自河南的实习车间主任。为此党委做了一个决定:派出两名能独当一面的工程师到洛矿工作以换取焦裕禄留下。焦裕禄婉拒了这份厚意。他对工作环境不抱怨、不提条件的品质在此后更得以发扬:6年后,组织派焦裕禄到条件最艰苦的兰考任职,他二话不说就走马上任了。
制造首台2.5米卷扬机
回到洛矿,焦裕禄任第一金工车间主任。他的办公桌就在车间里,用板材隔出半间房子,里面只有一张白木桌、一条长凳子。
尽管是骨干,但焦裕禄从未放松对业务的钻研。他常常拿着图纸钻到机床下,务必弄清楚每一个部件。一次,计划员告诉他根本不必这样辛苦,因为“图上都标着号”,还说完全可以让技术员标上部件名称,但焦裕禄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那可不一样,要了解一台机床,就得亲自把每一个部件都看明白。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后来在兰考大地闪烁光芒的金句子,就是这样诞生的。
1958年,第一金工车间设备还没有完全安装,就接受了一个重大任务:制造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设备不全,技术不足,经验为零,但焦裕禄善于做思想工作,他在车间用通俗的语言就鼓动起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在制造卷扬机期间,他吃住都在车间,那条大板凳竟然还被他当成“床”使用了50多天。期间,他不迷信苏联专家,用灵活实际的土办法解决了整铸齿轮、烘装大齿轮等问题……终于成功完成了任务。该机器的诞生不但给洛矿带来了荣誉,也让全国轰动,这是共和国重工业起步的一个里程碑。
此后,焦裕禄被调任厂调度科长职位。调度科是指挥全厂生产的枢纽,他真正成了比厂长还忙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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