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重塑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 最近，“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热门话题，广受关注。国内外一些人对这一战略转变有一些疑虑和误解，认为中国经济将走向封闭的“内循环”。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再一次澄清了一些“误读”。那么，应当怎样正确理解新发展格局与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关系呢？ “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 为了更好地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进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础弱、底子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产力相对落后，决定了供给不足；人民收入水平较低，决定了需求有限。怎样打破生产和消费的“低水平”循环呢？我们抓住了发达经济体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发挥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优势，打开国门对外开放，选择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路子。得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珠三角地区，以发展加工贸易起步，率先对外开放；长三角地区紧紧跟上，大力引进外资，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为出口而进口”
，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迅速形成了沿海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格局。 “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符合经济学比较优势原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国际生产分割的快速发展以及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日益增强，产品内分工和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国际分工已经深入到产品生产环节，各国参与国际分工不再以“产品”为界限，而是以“要素”为界限。一件最终产品的全部价值已不再完全是一个国家的本土要素独自创造，而是多国优势要素共同参与生产的结果。从本质上看，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可称之为“要素分工”
。以要素分工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跨国公司通过整合和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和资源，通过发布订单和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等具体形式，将不同产业和产品生产不同环节和阶段，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并服务于全球消费市场。显然，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突破了一国必须在整件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才能参与国际分工的传统约束，而只需要依托优势要素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就可以参与全球生产，从而使得生产能力不足（供给约束）得以破除。 与此同时，由于全球生产体系的构建对应的是全球消费市场，或者说本国的生产并非一定要与本国的消费对接和循环，从而收入较低形成的需求约束得以破除。也是就说，在以要素分工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有其现实的分工基础和客观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成为融入全球要素分工的可依托优势，同时也迎合和满足了跨国公司将自身技术、资本优势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劳动力等优势相结合的现实需要。 以要素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使中国逐步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以及全球出口平台。“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外贸顺差并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从而解决了经济发展起初阶段面临的资金、外汇的“双缺口”问题。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在“两头在外”
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中，中国通过发挥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优势，更确切地说，依托中国人民的汗水和智慧，以开放的姿态积极迎接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的扩散和转移，把握住了向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先进经济体的学习机会，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进程，实现了中华民族几代人的工业化梦想。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同时，也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最重要贡献者。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8年，中国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到了28%以上，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实践证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不仅收获了分工和贸易创造的巨大财富，更重要的是，大大提升了财富创造的生产力。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它为我国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依托国内大循环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战略和机制，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内外环境的正确选择，把中国这个大国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化成了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现实优势。但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客观条件逐渐成熟。 ***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依托国内大循环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目前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经具备了现实基础和条件；二是由于体制、机制等约束，国内大循环尚不畅通，内需潜力尚未得到有效释放。 首先，从所具备的基础条件看，经过几十年的开放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超大规模市场，尤其是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我们拥有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目前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备持续提供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高质量的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局面正在改变。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 其次，从内需大市场形成角度看，由于受体制机制等问题约束，地区间行政壁垒严重，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尚未形成，供给质量有待提升，内需潜力尚未得到有效释放。或者说，潜在的市场规模优势尚未完全转变成实际的竞争优势。而国内大循环一旦得以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就会迅速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具体来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机制是：一是依托庞大的内需市场，可以充分发挥需求引致创新的作用机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卡脖子”的关键生产环节和关键技术，构建强大的产业技术链，实现产业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二是超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可以形成对全球优质要素的虹吸效应。国际头部企业会更加看重国内市场，将研发中心等创新要素配置到国内，实施“逆向创新”战略，从而有助于我国发展创新型经济，推进产业升级，夯实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产业基础。 三是充分发挥巨大需求的进口溢出效应，通过扩大进口所产生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作用、短板产业补齐作用、高端要素虹吸作用以及倒逼改革作用等具体机制，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四是利用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促进构建互利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依托国内大循环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显然不是要放弃国外市场，回到封闭经济状态，搞自我经济循环。实际上，各种经验事实均表明，凡是具有生命力的体系或系统，都必须同体系外或系统外进行能量、物质或信息交换（交流）。开放性和“输出—输入”
通畅，是任何生命体系的重要特征，经济体系也不例外。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产业成长于全球化、壮大于全球化、协同于全球化、兴旺于全球化，就是证明。 可以说，在现代产业发展中，越是开放的产业领域越是充满着竞争和创新的活力，体格和筋骨就越强健并具有市场适应性。因此，以新发展格局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仅要重视国内开放性，更要具备国际开放性，并以国内开放和国际开放实现双循环的有效协同。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显然，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开放，意味着要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起来。 而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则在于，要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要让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全世界生产性要素（包括人才、资本、金融等）都愿意去的场所，将中国市场打造成一个高度开放、安全和自由流动的市场。为此，一方面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重点突破要素市场的改革难题，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 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就需要加快制度型开放的步伐，即从以往“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拓展、延伸和深化，建立形成与国际高标准经济规则相接轨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行政管理体系。如此，才能更好实现从以往“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循环格局转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作者张二震，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开放经济方向首席专家、南通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戴翔系南京审计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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