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范畴及认定——新修订党纪处分条例系列案例评析
基本案情
蒯某，党员，某省东林市林海县县长。
2015年3月，蒯某任县长期间，某建筑公司经理刘某在承建县政府办公楼维修工程过程中，为了感谢蒯某在工程款结算时给予的关照，到蒯某家送给其2万元人民币。同年11月，东林市纪委对蒯某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立案审查。2016年1月，蒯某与刘某串供，订攻守同盟，纪委在找刘某调查谈话时,刘某作虚假陈述，否认蒯某存在受贿行为。
分歧意见
纪律审查人员在违纪行为的表述及适用新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蒯某对抗组织审查，构成串供违纪行为，且涉嫌受贿犯罪问题。依据新《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2003年《条例》第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合并处理追究蒯某党纪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蒯某构成对抗组织审查违纪行为，同时蒯某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应依据新《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合并处理，给予蒯某党纪处分。
评析意见
在本案中，既存在新《条例》实施后，对抗组织审查违纪行为的表述、违纪行为上位和下位概念的问题，同时又存在新《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问题。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蒯某违犯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构成串供违纪行为
新《条例》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列在突出位置，明确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反政治纪律条款。要对上述违纪行为准确定性，必须先搞清楚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范畴是什么，包括哪些具体违纪行为，又如何准确认定。
新《条例》第五十七条所规定的对抗组织审查行为，是指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规定，妨害、对抗组织审查工作，按照规定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行为。其违纪主体必须是有责任能力的党员，且存在主观故意，并在客体上侵犯了正常的组织审查活动。
新《条例》第五十七条所规定的“对抗组织审查行为”概念是上位概念，不是具体要素行为概念，也不是下位概念。对抗组织审查违纪行为是个范畴，该条款既给出了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上位概念，也规定了该范畴的具体内容，同时规定了下位概念，即规定了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具体违纪行为，包括：（一）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二）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三）包庇同案人员的；（四）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五）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其中，因为对抗组织审查行为下位概念行为存在多元性，不可能将所有的违纪行为全部列举，因而设定了第（五）项为兜底性条款。
再看串供违纪行为，是指违纪行为人与证人、共同违纪案件的行为人之间,在互相串通或约定的基础上,所作的同样内容的虚假陈述。串供的表现形式是共同违纪的各行为人之间，证人与行为人之间在陈述内容上的一致，这种一致表现在不符合案件的法律事实、客观事实，又对行为人极其有利。需要注意的是，在审核、认定串供违纪行为证据、事实时，只有行为人暗中商订供词后，在组织审查时做了串供陈述的，才构成串供违纪行为。如果暗中商订了供词，但在组织审查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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