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会一课”党课稿：用好“三会一课” 加强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
“三会一课”是指：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和定期上党课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原则，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新时代，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现实需要，是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在要求，是加强教育管理、提高党员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的客观要求。
一、“三会一课”的思想渊源
任何思想和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三会一课”制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历程中，为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高度重视党的组织生活，把党的会议制度和党员教育制度作为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形成了一脉相承并不断发展完善的会议制度和党员教育制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三会一课”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营养。
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非常重视党的组织生活和会议制度，要求凡入盟者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并在其中起作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六章第二十四条规定：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第二十八条规定：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一次，支部每月联系一次。每个区部至少每两个月向总区部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每个总区部至少每三个月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第七章第三十三条规定：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遇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这一思想还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国际工人协会活动中，马克思根据《共产党宣言》的思想，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把加入协会的各国党组织当做协会的一个支部，在章程第三条规定，“每年召开由协会各支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希望通过党的会议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掌握党的活动开展情况，进而有效推进党的斗争活动进一步深入发展。
列宁对党的建设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宝贵探索。列宁认为，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他强调，“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并因此提出了“灌输论”。针对党内的小组习气和涣散状态，列宁强调党必须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必须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党，必须遵守严格的组织纪律，提出了“集中制”概念。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为了“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1921年俄共（布）十大决定实行由“战斗命令制”向“工人民主制”的转变，要求在党员大会、支部大会上经常讨论全党生活、地方生活中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使党的领导机关召开的公开会议成为一种制度，并吸收更多普通党员参加。列宁指出：“任何对党的一般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
二、“三会一课”的实践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又在实践中开拓创新，在党的组织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三会一课”制度，即支部党员大会一般每季度召开1次，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1次，党小组会每月召开1次。一般每季度上1次党课。这一制度的实施，有效保证了党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推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
1.“三会一课”制度的肇始。党的会议制度在建党初期就在党的章程中得到了体现。党的二大党章第十一条规定：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各支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每半年召集本地方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本区代表大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党的四大党章第十二条规定：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但已分成小组之支部，其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小组组长召集之；至支部全体会议，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各地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其有特别情形之地方，得改全体会议为支部书记或干事联席会议，但全体会议至少须两月一次）。1929年12月，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同时，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强调要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从而使党课制度得以形成和发展。党的会议制度，不但在党的章程中进行了明文规定，而且在日常工作和军事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充实会议的内容，增强会议制度的执行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
2.“三会一课”制度的发展成熟。随着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党的会议制度和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的制度更加成熟，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主阵地的作用。《总政治部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1935年）、《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支部工作条例（草案）》（1949年）等党内和军队法规，都对党的会议制度和党员教育、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党的六届x中全会上专门对如何实现党内民主生活作了详尽而精辟的论述，要求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通过延安整风，全党受到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它开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观念、形式、内容等诸多方面之先河，党的组织生活得到充分发展，也使党的“三会一课”制度越来越成熟。
3.“三会一课”制度的定型和规范。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组织生活的基本原则得以确定。1954年，中组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明确要健全支部的民主生活。党的八大党章规定：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坚持和发展党的组织生活进行了反思和探索。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应该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着手，使支部生活健全和活跃起来，切实改变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开小组会、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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