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镇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调研报告
一、调研背景
贯穿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进程主要是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党中央关于集体经济发展的文件，二是集体经济不同时期的主体面貌和发展模式。整体表现为不同时期的土地政策和城乡关系。
第一阶段是1978－1984年，土地政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的特点，土地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基本均分到户，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是少量机动地、林地、园地和鱼塘等的发包和农户的承包费。
第二阶段是1984－2001年，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进一步限定了村集体机动地的使用，在这一阶段中，带给集体经济发展亮色的是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的发展。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的收入来源不再依赖对集体所有的农地资源的利用和通过为农服务赚取利润，而是运用集体建设用地自办或和城市外来资本合作兴办第二、第三产业。这一阶段的乡镇企业获得了迅速发展。1984－1988年，中国乡镇企业从606.5万个增加至1888.16万个，年均增加69.6％；职工人数由5208.1万人增加到9545.5万人；企业总产值从1709.9亿元增加至6495.66亿元，年均增长44.9％。199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集体企业绝大多数转为民营。集体企业改制之后，借助乡镇企业获得集体收入的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也迅速下降。由于当时乡镇企业本身在技术以及资金等各方面的先天不足，在随后的政府宏观调控以及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乡镇企业的发展热潮迅速退去。
第三阶段是2001－2012年，加入WTO世贸经济组织之后，中国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利用低廉的劳动力和关税下调的优势，集体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的上升通道。这一阶段中，另外一部分城郊地区和城中村借助征地补偿，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特别是北上广深等沿海发达地区开始整村拆迁甚至市场化运作物业经济和园区经济，入股园区企业等方式，为集体经济的保值增值提供了稳健安全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征地政策巨大的“剪刀差”，让很多农民征地之后成为失地农民，虽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补偿，但是没有相应的经营性增产方式，为之后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留下隐患。
第四阶段是2012－至今，政府对集体经济建设的推动力度加大，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协调的推进，政府直接的参与，开始撬动更多资源投向农林。一是乡镇政府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开始增强。如北京市探索的镇级统筹发展模式，由相关村组建镇级土地联营公司，联合运作，以镇级土地联营公司作为市场主体进行集体土地开发。镇域政府的权力、设计、绩效三者空前地互为推动，产生出新的活力。二是农村集体经济土地开发试点范围扩大。13个城市被纳入试点，试点实施主体由试点乡镇负责组建，即由乡镇集体资产管理机构负责指导，以相应的村经济合作社为团体成员，组建乡镇土地股份联营专营公司，经营管理集体产业用地。三是集体经济发展具有了再起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提出三权分置思想，中共中央出台了若干相关政策，推动形成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三权分置思想下的土地流转实践也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在新的形势下，集体经济在经济功能之外的政治功能作用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十八大报告提出：“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2018年11月26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提出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升党组织凝聚服务群众的能力。综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再次起飞的可能。
二、发展现状
我镇坐落于衡阳市南部、东临湘江、南接衡南县车江镇、西临蒸湘区雨母山镇、北靠雁峰区黄茶岭街道，下辖8个村、2个社区，国土面积34.5平方公里，总人口3.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85万。
近年来，随着我市城区东拓南移战略实施和各级财政投入下沉力度的加大，我镇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基础薄弱、禀赋各异，我镇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不稳定、不平衡、发展缺乏后劲等问题。
我镇村级集体收入主要是资源性和非经营性集体经济收入，包括发包及上交收入、政府财政补助和其他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主要是房屋、门面、场地发包租赁收入；补助收入，主要是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及道路、水利等公益事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其他收入主要是资产处置收入、接受社会各界捐赠收入和近几年占比最大的重点工程工作经费收入。
对比近三年我镇的村集体收入情况，2018年度我镇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仅1494万元，相比于2016年的2082万元以及2017年的2752万元，整体收入下调约30％－50％。其中，其中发包及上交收入基本持平，2016、2017以及2018年连续三年分别为54.2万元、65.3万元以及50.0万元；补助收入分别为999.5、1247.6和1156万元；其他收入今年明显下调，2016年以及2017年分别是999.5万元和1247.6万元，而2018年锐减为291.1万元，不到2017年的23％，主要原因是征地重点项目减少。各村集体经济发展底子薄，发展不平衡。全镇八个村，2018年度发包及上交收入仅50万元，只占总收入的3.3％，除前进村、山林村、隆桥村有少量的房屋、门面、场地发包出租收入外，其他各村主要依靠上级拨款和重点工程工作经费节余，维持村级组织日常运转开支。
二、存在问题
根据统计调查分析，我镇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人才缺乏
大部分行政村村两委都是由年龄较大的同志担任，缺乏新时代的知识以及创新能力，在产业结构上、因地制宜发展的思路上想不出点子，在引导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加集体经济收入上找不着路子。同时，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现实社会问题的制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很难吸引具有市场开拓意识的外来人才，也很难用优厚的待遇留住本地有知识、懂科技、会管理的“领头雁”带领村民领办、创办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
2.集体经济发展途径单一，发展动力不足
长久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以粗放型模式为主，生产力略显单薄，缺乏创新，且农村老龄化现象愈加严重，集体原有资产积累匮乏，普遍没有产业支持，投资经营机会不多，特色不明显、规模较小、渠道狭窄、形式简单雷同。村集体经济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发包、财政补贴以及重点项目，缺乏经营性生产方式，使得这种发展途径单一，难以持续。土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就当前的情形而言，农业土地骤减，加之其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故而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发展。如在我镇村集体经济中占据大头的征地拆迁收入，往往在有重点工程和征地拆迁工作的单位和年份，村级集体经济相对比较宽松活跃，相反，则比较拮据和困难。这几年我镇的兴隆村、文昌村、山林村，基本没有征地拆迁和重点工程落户，村级财政状况可谓是捉襟见肘、等米下锅，更有其甚者是负债维持运转。
3.政策扶持力度较弱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略显滞后，发展资金较为缺乏，发展起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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