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六个信号至关重要
会议强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多措并举保持就业形势稳定”，“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判断NO.1
明年经济下行风险依然较大，稳增长仍是首要任务，但经济成长的质量有了明显提升。“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乘数效益扩大，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解读
近期大家对明年是否能够“保6”争论较大，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悲观派，认为经济长期还要再下台阶，将来有保4争5的压力；
二是乐观派，认为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消解和全球货币宽松，全球经济和我国经济有望复苏向好；
三是中性派，认为明年经济将维持在6%左右上下浮动，具体要看各类逆周期政策的力度。
我们的观点是，“6”
这个数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重要的是“6”背后的质量有多高。一方面，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速尽管比以前下了很大台阶，但从全球来看，我们依然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要知道，1960年以来，在全球101个追赶经济体中，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追赶任务，迈过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成功概率仅为13%。在这13个成功实现增速换挡的经济体中有4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这四个优秀毕业生大约在人均GDP11000国际元附近，经济增速平均从8.3%降到4.5%，降幅在50%左右。而我们同一阶段的GDP还能保持在6%，实在是难能可贵。
另一方面，我们的就业并没有因为经济放缓受到太大影响，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每年保持在1100万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在5%上下波动，各大招聘网站的职位空缺依然较大，职工的薪酬水平增长始终保持快于经济增长的趋势。可以作比较的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们的GDP也一度掉到6.4%，但那时候的广东、浙江等地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失业情况。我们现在的就业情况要好得多。稳增长就是稳就业，只要就业形势稳定，GDP高一点、低一点问题不大。
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曾提出“新5%比旧8%好”的观点。我们非常认可。为什么新5%比旧8%好？根本原因是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单位GDP的支撑力和承载力有了明显提升。
以浙江为例，我们的产业结构已经从传统的轻纺加工制造完全转变过来了，现在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56%，制造业的数字化、服务化、高端化程度明显提升。
很多地方都在推行“新制造业”计划，就是要给制造业插上“数字”翅膀，机器一方面在替换人，另一方面也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就业机会的增加有的来自新的经济业态的吸纳，比如做电商的，送外卖的，产生了几千万的新工作机会。
就业机会的增加还来自高端群体带来的引致效应，就是引进一个高端人才，起码得直接引进4.5个普通劳动力，包括保姆、家政等群体，同时间接引进N乘N的普通劳动力，这也很大程度降低了就业压力。
会议把“促改革”放在“稳增长”之后的第二位置，提出“要依靠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加快多双边自贸协议谈判。”
判断NO.2
改革开放是破解经济困局、对抗单边主义的唯一砝码。
解读
“未见之大变局”的说法最早始于一百年前李鸿章给同治皇帝的奏折当中，他第一次提出来是“三千余年未见之大变局”。那三千年未见之文明的冲击，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农业文明的冲击。
到了今天，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40前中国GDP约为美国的1／15，到了2018年则变为2／3。在中国之前，日本和苏联的GDP都曾经达到过美国的2／3。然而，不管是日本还是苏联，当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2／3的时候，美国对其政策都迅速做出了重大调整。
变中蕴含着不变，不变中孕育着变化。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人类历史演进的性质便发生了转变。恰如《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伊恩•莫里斯所说，伟人和愚笨者从来没有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加快或延缓历史进程。无论是美国和特朗普如何实施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保护主义，今天的世界中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事实，就是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依然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世界。回顾中国40年改革的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坚持了经济全球化，并逐步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如果把我们的全球化划为三个阶段，可以把2001年和2018年作为两个重要节点。2001年到2018年是以商品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阶段，我们利用后发优势，用低廉的劳动力和舶来的技术设备，成为了世界工厂，创造了巨额外汇，来推进国内的社会主义事业。2018年以后，我们从经济全球化，开始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中。
展望未来，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要以营商环境的国际化为突破口，既要优化硬环境，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各类短板；更要优化软环境，完善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基本制度规范，系统解决企业反映突出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从源头上改善营商环境。
会议指出“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判断NO.3
高密度提及“科技”“创新”，热带雨林创新体系假设有望迎来政策红利期。
解读
本次会议高密度提及“科技”“创新”，这是继2015 后提及次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视明显上升，热带雨林创新体系建设有望迎来政策红利期。
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在《维护国家的创新生态系统》中指出“这一生态系统的本质是追求卓越，主要由科技人才、研发中心、风险资本产业、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基础研究项目等构成。”
不同于过去30
多年的增量经济时代，浙江制造快速发展主要依靠大量招聘中西部农民工、引进发达国家的实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以及对外贸易增长，热带雨林式创新体系是从生态系统角度去设计与创新驱动发展相匹配的相关制度，积极培育数字信息、智能制造、金融服务、现代商贸等相关产业，打造具有整体竞争优势的高端产业集群，推动科技创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杭州不乏这样的创新雨林。以阿里巴巴为例，从2013年至2018年，阿里巴巴营业收入增长了7.9倍，同期未来科技城技工贸总收入增长了6.7倍。
一方面，伴随阿里巴巴新业务的不断扩大，未来科技城有效规避了制造业主导下的传统产业集聚发展路径，形成以数字经济为主导、以特色小镇为平台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了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成长。
另一方面，阿里巴巴成立了达摩院等平台，吸收一大批国际尖端人才；相当数量的阿里巴巴员工也选择在附近自主创新创业，由此形成了“阿里系”企业，而这部分企业对于未来科技城创业生态完善起到了“生力军”的作用。即便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未来科技城主要经济指标依旧保持较好增长。
会议指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全党全国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一定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判断NO.4
百年未有大变局，庞大的内需市场和未完全释放的人口素质红利仍是发展优势。
解读
未来一段时间内，在出口形势错综复杂、投资短期难以提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之下，推动形成更加强大的内需市场，充分释放人口红利显得尤为重要。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在应对这种转型期挑战和内外变局的优势包括“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庞大的人力资本”。
我们应该看到的特大、超大城市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的强劲势头，关键原因之一便是人口红利的存在延缓了资本回报率的降低速度。以浙江为例，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明显优势。上世纪80年代初起我省人口抚养比小于50%，2010年降至最低点29.1%，之后逐步回升，但依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浙江的“人口红利期”。近年来，浙江流动人口比例仍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流入人口中不乏从事信息行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人员。
相较而言，全国于上世纪1995年左右才进入人口红利期，比浙江晚10年左右，这也为浙江经济长期领先全国提供了人口动力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自2011年以来，全国农民工增长开始震荡收窄，年均增速已经从4.4%降至2018年的0.6%
。人口流入放缓直接影响到投资前景、社保收支，原先坐享人口红利的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因劳动力短缺导致的企业用工成本提升、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
扩大内需和释放人口素质红利，依然是浙江转型之路必需的倚仗。仅是跟其他国家的历史转型期相比，我们主要产品保有量仍然偏低。
从知名经济学者高善文的《中国经济转型的国际比较》研究报告中可知，汽车是最具代表性的。日本转型期每百人机动车保有量从1970年的17.9 辆一直扩充至1990年的49.1 辆，而2018年浙江每百人机动车保有量为31辆，虽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6辆，但经济社会转型之路仍在路上。
会议指出“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
判断NO.5
三大都市圈被定义为“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长三角一体化或有跨越式发展。
解读
在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仍在下行的背景下，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一大方向，就是进一步放松资源流动束缚、推动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
五十多年前，东京港湾局提出《东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思》，将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横滨港、横须贺港、木更津港、船桥港在内的港口有机整合，此后三十年内，东京各大港口吞吐量长期居于世界前十以内。同时，将工业带建在港湾附近，高校和研究所依工业带分布，区域内又覆盖着精密的交通网络，使得人和物高效流通。
从东京都市圈发展经验不难看出，区域经济要实现长久高质量发展，主要得益于两种优势：一是集聚效应，人口、资本、产业、科研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对经济发展可以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二是协同效应，周边区域依托自身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有助于实现整体系统的资源利用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如果把上世纪80年代上海经济区的设立作为区域经济协作的头次尝试，那么覆盖到2035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赋予了长三角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新使命。
再看近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尤其是27城在机制共建、规划共绘、设施互通、产业共兴、人才交流等方面形成合力，2018年GDP总量破了20万亿元门槛，占全国近1/4，常住人口密度、劳动生产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值等指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扮演全国经济中心的角色。
未来一段时间内，长三角都市圈应当充分利用其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科技、金融与对外贸易的优势，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转型当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如何促进先进服务业的发展，又如何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力度，再是利用对外开放的优势条件促进民资企业走出去，或是这一轮跨越发展的重点。
会议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判断NO.6
坚持“房住不炒”，旨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解读
在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仍在下行的背景下，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一大方向，就是进一步放松资源流动束缚、推动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
五十多年前，东京港湾局提出《东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思》，将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横滨港、横须贺港、木更津港、船桥港在内的港口有机整合，此后三十年内，东京各大港口吞吐量长期居于世界前十以内。
同时，将工业带建在港湾附近，高校和研究所依工业带分布，区域内又覆盖着精密的交通网络，使得人和物高效流通。从东京都市圈发展经验不难看出，区域经济要实现长久高质量发展，主要得益于两种优势：一是集聚效应，人口、资本、产业、科研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对经济发展可以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二是协同效应，周边区域依托自身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有助于实现整体系统的资源利用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如果把上世纪80年代上海经济区的设立作为区域经济协作的有益尝试，那么覆盖到2035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赋予了长三角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新使命。再看近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尤其是27城在机制共建、规划共绘、设施互通、产业共兴、人才交流等方面形成合力，2018年GDP总量破了20万亿元门槛，占全国近1/4，常住人口密度、劳动生产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值等指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扮演全国经济中心的角色。
未来一段时间内，长三角都市圈应当充分利用其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科技、金融与对外贸易的优势，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转型当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如何促进先进服务业的发展，又如何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力度，再是利用对外开放的优势条件促进民资企业走出去，或是这一轮跨越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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