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齐国后也向天子献捷领赏。各诸侯国本是兄弟甥舅关系，打败违命诸侯后，只可告事，不可献功。而周天子竟先以降一等之礼接见晋国来使，后又宴请和私下奉送礼物，这便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式微的周天子既要保持王室尊严、依礼而行，又畏惧诸侯大国的矛盾心态。伴随着周礼的破坏，是整个社会对周礼的漠视和遗忘。还以“礼仪之邦”的鲁国为例，昭公出访楚国时，作为随从的大夫孟僖子，不仅在郑伯的慰劳仪式上不知如何回礼，而且在楚国行郊外慰劳之礼时再次不能答，在《左传·昭公十五年》中，甚至有周天子都不懂礼数的记载。
在这种历史形势下，作为宗法制和周礼的灵魂，孝的观念也受到巨大冲击并发生深刻变迁。本来，在宗法制下，孝既是个道德概念，更是个政治概念，君臣与父子同体，家与国同体，致孝自然尽忠。在西周后期，周天子就试图通过强调孝来凝聚人心、团结族人和臣下，用以挽救王权衰落的命运，表现在后期的涉及享孝、追孝之器占了整个西周总量的70%。
孝观念独立出来走向成熟
在春秋时期，有关孝的记载出现的变化是：首先，不孝的记载频繁出现。如，卫国的贵族石共子死后，他的儿子石恶并不悲痛；鲁昭公在其母亲死后，不但毫无悲痛之情，而且还照常骑马射箭、外出打猎。而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会上，誓约的第一条就是“诛不孝”。这些记载表明，违背礼制而不行孝道的诸侯和贵族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由此表明当时的人们普遍不行孝道。如果仔细分析先秦典籍就会发现，
弘扬孝道依然是当时的主流，这些不孝之行无一不是作为批判和斥责的对象而载入典册的。
其次，孝不再是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准则，而成为专门处理血亲宗族关系的准则。比如，在春秋时期的36件“弑君”事变中，诸子争立者九，权臣擅政者八，大族争权者六，凡二十三，占了其中的大多数。在这些权臣和大族中，其祖先与国君的祖先多系兄弟，按照周礼而判，这些弑君事变于国家而言为不忠，于宗族而言为不孝，但是，在这些弑君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一例是从“不孝”的角度来断是非、评对错的。更典型的事例是昭公失国。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昭公终于为日益坐大的三桓所败，并在辞别祖茔后亡命齐国。之后的鲁国并未发生动乱，反而是百姓悦服，诸侯乐往。为什么昭公失国，篡位者不仅未受谴责，反而为人支持呢？7年后的晋国大夫史墨对赵简子所说的话道出了其中的道理：“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虞夏商的子孙）于今为庶，主（赵简子）所知也。”史墨的这段话所透露的历史信息是：其一，他不再相信君权神授的观念，而认为君臣各以其德而相立，君不保民则失国，从来即是如此；其二，他没有站在宗法制的立场上来分析三桓是否不孝；其三，不仅君臣可以易位，从贵族到平民，其社会地位的升降隆替也是不可避免的。以上可以说明，孝不再是规范君臣上下关系的政治和道德准则，取而代之的是忠、信、敬等观念，即在血缘关系上论以孝，在政治和其他社会关系上论以忠、信、敬等。
孝从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准则中摆脱出来，既是郡县制下“臣未必为子”、政治与血亲分离的必然反映，也是孝观念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孝与忠、信、敬等概念常常并列而论，使这些概念的所指对象更为明晰、含义逐渐固定、内涵日益丰富，中国古代伦理和政治思想的框架也逐渐建立起来。
再次，伴随着编户齐民而来的，是孝的重心逐渐从“孝享”“追孝”向生孝、善事父母转移。在《左传》《国语》和《礼记》三书中，《左传》中的孝基本都是指的生孝，《国语》和《礼记》中，则既有追孝，也有生孝，但生孝是主要的。如，颖考叔依其孝德和智慧，使郑庄公与其母重归于好，《左传》便以“君子曰”的形式说其“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伴随孝的重心向善事父母之义的转移，孝子一词出现的次数便多了起来，到战国时期，就成为了人所共知的流行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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