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聂荣臻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在晋察冀军区直属机关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的讲话，曾发表于《战线》第九十三期上。
恰恰一个月以前，在党的生日的纪念会上讲了些党的问题；今天又是我们党军的生日，应当讲一些党军的问题。但是讲什么呢？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好了，就是所谓“感想”；也就是说我讲的问题不是那么系统化和原则化的。关于历史上的分段，也是我为着叙述的方便而分的。这是我在正式讲话前应先说明的几句话。
今天是我们人民军队十五周岁生日，也就是南昌暴动十五周年的纪念日。
南昌暴动是我们党首次领导的武装起义，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与继续中国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大革命过程中，北洋军阀已经被打倒，革命运动蓬蓬勃勃的发展，革命军队已经取得武汉和南京。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妥协，背叛革命，转而向工农劳苦大众进攻，违反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志愿，要想独吞革命胜利的果实。他们卑鄙的向着工农大众说道：“这里没有你们的份，赶快走开吧！如果你们不重新当奴隶，那么就请上断头台！”于是向着工农大众和革命领袖开枪了，白色恐怖笼罩了广州、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区域，使大革命遭受失败。为着继续革命运动，反对反革命的摧残，当时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和叶挺所领导的第十一军之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和第四军之第十师的一部（三十团）就爆发了有名的南昌暴动。这次暴动是正确的；用武装起义来回答反革命对中国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进攻，是必要的。但在这一运动中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犯了许多原则的错误，所以南昌暴动最后是失败了。革命军队从南昌打到东江，在潮州、揭阳、汤坑、流沙诸次战斗中遭到了最后的失败。那时军事上政治上发生许多错误，如果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的确是有些“蠢”；我自己也是当时“蠢人”中的一个。可是正因为有那时的“蠢”，今天才会变得更聪明一点。同时南昌暴动失败以后，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却从新形式中成长起来，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朱毛红军。
在朱、毛大旗下的红军就是现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前身。朱毛红军是在革命低潮时产生的，是在极端困难、残酷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朱毛红军先后由三支力量会合而成：第一支力量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一部分武装，就是现在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同志所领导的第二十五师——当时该师在韩江上游三河坝牵制向我们侧后进攻的敌人，适值我军主力第二十四师与第二十军经潮汕与广东军接触，汤坑一战后，接着潮州被敌人占领，把二十五师在韩江上游与主力隔断。这时朱总司令就负责指挥二十五师。由于整个军事上处在失败的地位，南昌暴动的武装，一部分参加了东江有名的海陆丰农民暴动，一部分由朱德率领到赣南、粤北、湘南。在南昌暴动前，朱总司令是没有部队的，因为他在大革命时才从苏联回来，做了许多统一战线的工作，如开始说服四川军阀杨森来参加革命战争，后来到武汉朱培德处（因同学关系）办军官教育团训练干部，实际上没有兵权。南昌暴动时，他只带领叶挺部一个连打先锋，广东一战后，就指挥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作战。当时该师既不是朱总司令直属的部队，又是“残兵败将”，干部大部伤亡或离队，队伍七零八落，几至不能收拾，可是朱总司令与现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同志（那时在第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艰苦的把部队维持下去。朱总司令大公无私地对部下说，“中国革命虽然暂时失败，但一定要胜利的，一定是有希望的；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这支军队虽然是国民革命军，是进步的军队，有政治工作，有一些党员当干部，但基本上仍是旧的雇佣制度的军队，在那种艰险的环境下是不容易维持的。部队从赣南拖到北江，没有衣穿饭吃，没有子弹用，朱总司令曾经化名“王楷”，借旧朋友关系暂编成范石生的一个团，重新搞了些服装、军饷、子弹。广州暴动失败后，朱德发动湘南起义，随后又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合。
另一支力量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武装。当南昌暴动时，毛主席穿着草鞋，背着包袱，到湘赣边界组织农民秋收起义，号召以武装暴动，来回答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同时在湘赣边与预定参加南昌暴动的一部分力量一一“警卫团”会合。该团是在国共分裂时才组织起来的，其中只有少数干部是党员。在南昌暴动后，无法与主力会合，乃经铜鼓、修水到湘赣边与毛泽东同志会合，配合了湖南的农民秋收暴动，形成南昌暴动失败后的另一支武装。后来朱、毛所率领的这两支力量会合，到了井冈山。
第二年，第三支力量起来了，就是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暴动；彭德怀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入党，当时他是湖南军队的一个团长，以长于治军闻名。在一九二八年白色恐怖很厉害的时候，由于他对国民党统治阶级的不满，与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于是领导兵变，配合了平江的农民暴动。最后率领部队也到了并冈山。
这三支力量成为朱毛红军的基干，首先在湘东及湘赣边界挂起了红旗，支持艰苦的斗争，粉碎了敌人多次的进攻，发展并巩固了湘东及湘赣边一一井冈山根据地。
这里，我们应当了解什么问题呢？就是这几支红军力量都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南昌暴动和湖南秋收暴动失败后的余部，正处在白色恐怖到了极高点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当时朱、毛、彭等同志，如果不是有坚定的革命人生观与宇宙观，认清了革命的发展方向与前途，是很难支持下去的。那时环境虽然很黑暗，力量虽然很微弱，但他们没有丝毫的动摇，却抓住这点力量来发展革命运动。在白色恐怖高涨时，有的人消沉不干工作，有的人还在国民党报纸上声明脱离党的关系，但彭德怀同志却举行革命的“兵暴”来反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些领袖创造红军是如何的艰辛，对革命是如何的坚决。这告诉我们：每个革命军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能够在革命力量占优势时冲锋陷阵，摧毁敌人，猛追敌人，而最可贵的与真正的勇敢还是要在极端困难与危险的时候，能够拿出主意来掌握部队，毫不动摇地去战胜敌人。我们的红军创造者朱、毛、彭诸领袖就有这种特色。所以我们各级干部，在危险临头时，不应该把自己“坚壁”起来，穿上便衣躲避斗争；不要在困难时说：“你不要找我，你自己去干吧！”须知红军的创造是没有多大“本钱”的，怎样把这点“本钱”保存与发展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这是值得我们每个干部警惕的。
这是红军艰苦缔造的第一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中，朱、毛巩固与发展了红军，战胜了井冈山上的困难。井冈山给我们许多好处，但也给了许多坏处；那连绵险要的大山，的确是不容易攻取的阵地。可是山中人口太少，缺少粮食，而敌人又严密封锁，不断层层围攻。如何来打破围攻，克服困难，先决条件就是要把农民变成军队，把残余的旧军队变成新军，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强大的红军。当时在红军的领导上，是用最高度的民主方式，用最广泛的民主生活来根除旧军队的习气；使每个人都了解红军是自己的武装，了解革命是自己份内的事。因之在当时，有许多事情并不是命令行事，部队首长与党代表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权力，而士兵委员会在连队中却成了最高权力机关，一切问题经士兵委员会决议通过后，就须执行，没有通过就不能执行，甚至士兵委员会可以决定处罚干部。拿今天看来，这岂不是极端民主吗？的确是极端民主化。但当时没有这种宽广的民主生活，就不能彻底推翻旧制度旧习惯，就不能用群众力量来教育群众自己，启发革命的积极性。当然今天我们部队中是不需要而且也没有这样大的民主范围的。其次，就是执行官兵平等的原则，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平等。朱总司令也一块和士兵一样从山下挑谷上山，所以总司令十多年来唯一的私产就是一条扁担，上面还注有“朱德扁担”字样。因为那时只有保存一条扁担，才能很方便的与战士下山去担粮。拿今天来看，这又岂不是平均主义吗？但在当时这种平等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最高干部以身作则来克服当时的一切困难。到冬天穿不上棉衣，下了雪很冷时还穿着单衣，也没有被盖。为了严格管理物资与大公无私的分配物资，所以一衣一被都要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哪个人须领一件衣服，哪个人须领条被子，都得要经过毛主席亲手批条子。如果拿今天看来，岂不是又要给他加上一个事务主义的帽子吗？但当时毛主席任红四军党代表，对于爱护部队、干部与调节物资，非常严格公平，这样才能渡过困难日子。又如，在南方点菜油灯用灯芯草，虽然很小，费不了多少油，但毛主席也规定哪里只点一根，哪里能点两根，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增加一根，打算得很周密。在今天来说，这些都是小问题，如果今天这样做，大家一定要认为是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事务主义了，但在当时对于巩固部队战胜困难是有很大作用的。
这里告诉我们，用群众的力量来教育群众自己，是最有效果的。同样告诉我们：干部以身作则特别是在艰苦危险的时候，是有重要的作用的。这个真理不管在过去今天还是将来，都是这样的。当然并不是说哪个干部都得挑一下担子，朱总司令在今天谁也不需要他这样做的。这里也告诉我们：具体的细致的管理部队，管理物资，对于克服困难，巩固部队有很重要的意义。今天有的同志一概以为这是事务主义，用不着来管，有的认为经过批准麻烦，太不自由，上级抓的太紧，甚至表示不满。有的仍然铺张浪费，对精兵简政没有贯彻执行，大机关大架子还放不下来，许多机关不必要的招待、应酬，还没有废除。如果拿来与朱、毛在井冈山上的奋斗精神一比，能无愧色吗？！要了解一切物资都是人民的血汗，用人民的血汗，作个人的挥霍，自以为是讲面子，其实是最不体面的事情。我们虽然再三要求节省，要求消除铺张浪费和虚伪的应酬，但还没有很好的做到。
第三阶段，是朱、毛从井冈山下来创造中央苏区与五次反“围剿”战役。这是非常艰苦的阶段，同时也是红军发展壮大的时期。红军到江西后即建立了很大一块根据地，但当初下山时却非常艰苦。而敌人却乘着我们撤离井冈山，新的根据地还未建立起来的时候，集中了巨大兵力来“围剿”，实行跟踪追击，环境非常艰险。那时敌人一直追到瑞金，形势危急，好在我们抓住敌人追击疲劳之际，回头一击，一个反攻把敌人打垮，这样才顺利到达了东固的游击根据地。此后在闽粤赣边及赣南，开展了大规模游击战争，经过二年多，创造了许多块游击根据地，才形成了一个大块根据地。第一次“围剿”被粉碎后，开始深入土地革命，建立了根据地。但这种根据地在当时并不巩固，里面还有许多白点子似的反动势力的土围子。政权也不巩固，还在开始创建。接着敌人来了三次进攻，每次动用很大兵力，也先后都被红军粉碎，才把苏区内的地主豪绅的武装拔掉。第三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成了广大的根据地，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地政权与红军的建设进入新阶段，颁布了许多社会政策，红军制度与政治工作都有新发展。同时部队扩大，成分改变——得到土地的人民，大批动员到部队中来了，红军质量大为提高。经过一个时期后，敌人用很大的部队进行第四次“围剿”，许多著名的“将军”领导着精锐部队，向苏区挺进。但结果一仗就把这些基干部队解决一一击溃两个军，消灭了二个师，活捉了两个师长，把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又打垮下去。于是敌人重新办学校训练干部，扩大部队，改进战术，经过半年多的布置，又进行第五次“围剿”。战争就越打越大，这时红军越战越强，苏区越扩大，敌人也越加用全力来对付我们，调动了三百多个团的兵力，整整打了一年。在第五次“围剿”中，敌人有系统地采取堡垒主义：一面进攻，一面大修堡垒，实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占领一地就马上修筑堡垒固守起来，我们一打，它就缩进“乌龟壳”里去。从前打运动战的横冲直撞的战术改变了。那时江西遍地都是堡垒林。随着红军长征，沿途都有堡垒，最后直到山西和河北阜平不是也筑有堡垒来对付我们吗？
从井冈山到五次反“围剿”时期，红军有了成熟的系统的军事思想：就是处在战略防御，敌人占优势的形势下，我们在战术战役上也是进攻的。往往我们已经撤走，敌人才敢前进；我们偶一停驻，敌便畏缩不前，而赶修工事固守，进攻精神很差一一战术战役上缺乏进攻性。所以我们要打就打，要走就走，要休息就休息，进攻精神很旺盛，敌人常常抵挡不住我们的进攻。同时我们游击战与运动战是有机配合的，转移很灵活，有时把部队分得很散做群众工作，有时又集中向敌人突击。同时红军中党的工作，政治教育提高了，各种制度建立了，部队互相间的团结也密切了。如在几个军团之间，到哪条战线时，后来者即听从先到者指挥，协同作战。部队与地方党政民的关系也很好，不管到哪里，马上有行动，地方就帮助解决粮食输送等问题，一致为着胜利，各方面协同很好。同时部队与人民血肉相连，因为红军战士多是得着了土地与政权的农民，所以坚决保卫苏维埃，也即是苏区工农的子弟兵。他们高度爱护人民，而人民关心红军战士也无微不至。那时，江西许多县分在经济上文化上并不比现在冀西各县优裕，拿瑞金、兴国两县来说，人口不比边区县分多，但每县动员补充主力红军外，还成立一个师，每师三个团，有好几千人，可见人力动员到了怎样的程度。如果红军不是与人民血肉相连，是做不到的。同时在一切为着前线胜利的工作上做的很好。后方机关及勤务部门对前线各种人力、物资的保证，用尽了力量，为着前线部队的吃穿。前线每人每天吃一斤多米，后方机关，中央机关，军委会，每天只吃十二两）“包子饭”，不管够不够，每人只有一包。饭量小的与饭量大的调剂，那是个人间的事情。那时粮食还不是那么困难，但是一切为着前线就需要这样做，而党政机关比军事机关还要艰苦。正因为我们艰苦与英勇，正因为各种建设的进步与各方面关系的协调，才能支持长时期的战争。
可是最后我们为什么离开中央苏区呢？即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妨碍了红军的发展与苏区的坚持。特别是最后时期由于军事上政治上的一些错误，影响到人力物力更加困难，影响到革命阵地的变动，使红军不得不突围而长征。历史上空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整整经过一年的时间。可是所谓雪山草地究竟是怎样的艰苦与危险呢？许多同志还是模糊的。我们跋涉了许多难以通过的险山、恶水，翻过海拔三四千公尺以上的雪山一一所谓“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的雪山。当时地主资产阶级得意地说：“前有堵兵，后有追兵，八卦阵图，加上万里长城，其不为石达开者几希矣！”但我们却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到达陕甘宁根据地。这是第四个阶段。
这次空前艰险的进军的胜利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首先，是我党领导的正确，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掌了这个胜利之舵。在苏维埃运动末期，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造成很大的损失。如今天我们执行精兵简政，在反“扫荡”时部队更要轻便的道理，每个同志都知道。但在当时却把长征当成了“搬家”，连石印机、铅字机都要几十个人抬着走。可是，我们的“家”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拖泥带水，那么多笨重东西，要搞二万五千里，就是主观主义的想法。红军冲过封锁线，前有敌人堵，后有敌人追，掩护这机关，掩护那机关，还要掩护资材与机器，费力不讨好，结果只得统统丢掉，连我们的几门大炮也不要了。当时有些人以为“搬家”就是从这个根据地搬到另外一块根据地，是很简单而容易的事。可是我们想找块根据地“安家”，敌人却拚命不让我们找。敌人好容易费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我们搞出根据地，怎能让我们另找根据地呢？所以在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川、云南各省层层堵击与围攻，使我们无法立足，不得不走。因此在几个地方，我们做群众工作，想建立根据地，但终没有成功。这使我们在长征中更觉得根据地的可贵。大部队如果没有根据地，就难以支持，行军作战也不方便，要充分休息、整理也不可能。
其次，团结友爱很重要。正因为有党与部队的团结，所以能胜利地完成长征。叛徒张国焘分裂党及红军，就给我们党以莫大损失。当时一、四方面军会合，虽然经过相当长的行程，但部队并不算很疲劳，人员还充实，尤其是四方面军更加充实。如果不老在草地上打圈子，而浩浩荡荡直到西北，那么今天的陕甘宁边区的环境会更好些，八路军的基干也不止这样多。这是两种不同现象的不同结果！这说明团结问题在困难环境中特别重要。同时也说明在困难、危险时也最容易发生意见分歧和不团结的现象。因此，必须具有布尔塞维克的高尚品质，认清革命利益，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才能战胜困难。一切分裂行动就是自走死路，自寻灭亡。
再次，坚决勇敢地完成任务，是胜利的重要关键。譬如横渡金沙江、大渡河，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是怎样的艰险。金沙江两面都是大山，难以攀登，渡口很少，架不起桥，船又很少。如果那时不出奇兵，抓住土司，弄到一只船，是难以渡过的。当时我们的渡河战役，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在云南，要过金沙江，敌人估计我们一定不会到缅甸，也不会到西藏，一定要渡江走石达开的路。这时刘师长抓住一个土司，抢船渡河。但敌机发觉了我们左翼，集中兵力赶到江畔，布置了一个大歼灭战，企图歼灭我们于金沙江畔。我们待主力过河后乃沿着江岸小路回头兼程随右纵队过河，一个急行军，把追击的敌人丢掉了，大摇大摆地渡过了金沙江。后来敌人赶到，也只好隔江对骂了。
渡过金沙江，又要过大渡河。这两江之间是彝族区，有黑彝白彝。我们虽然想建立根据地，但这个区域是不能作根据地的。我们渡过大渡河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故事，像神话一样。过河地点就是石达开的坟墓所在地的安顺场。这时几十里河岸完全被敌人控制，而且两岸都有敌人，我们行军又很疲劳，赶到安顺场时只得到一只烂小船，只能载十几个人强渡。这十多名英雄，带着棉花抢渡急流，以随时堵塞敌弹射穿的漏孔。渡河后即冲垮敌人，夺下阵地，控制了渡河点，又抢了三只船，掩护渡过了一个师，沿左岸前进。主力从右岸沿江而上，夺取泸定桥，因为两面都是敌人，只有这样才能全部过去。当时右岸的先头部队第四团，就是今天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同志，当时为团政委，所率领的一个团，一昼夜走了二百四十里，打垮了敌人一个团，消灭了一个营，晚上还冒雨通过泥泞地，爬过一些大高山，赶到泸定桥畔。敌人还以为我们至少在七天以后才能赶到，刚把桥上的木板拆去一半。见我们部队涌来，才慌忙放火烧桥，但被我军急速扑灭，有的同志把眉毛都烧掉了。这样才控制了泸定桥，部队得以安全通过。
再次，要有高度吃苦耐劳的精神，红军一昼夜急走二百四十里，抢夺泸定桥，就是高度吃苦耐劳的表现。在草地缺乏粮食时，朱总司令还当起神农氏，来尝百草，不是要发现药材，而是想找草来充军粮。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伟大的，是应当学习的。
最后，要绝对信仰党。当时红军服从命令，日夜行军。走到哪里去呢？不知道。因为没有根据地，就要重新去创造。可是到哪里去创造根据地呢？只是天天走就是了，而且每天都走好几十里路，一年中有十个月以上的时间都走了路。但全军从干部到战士一致的呼声是“跟着中央路线前进”！党一定会带着我们走到胜利的。
到陕北后还有许多艰苦奋斗的事迹，这里不多讲了。这是红军发展的第五个阶段。
今天是处在第六个阶段。革命形势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是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制度。而今天却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与独立、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中国。这是中央在今年“七七”宣言中着重提出的问题。
拿今天与过去比较，可以看到：
第一，我们的社会基础比过去大多了。过去只是以工农群众与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做基础。由于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所以苏维埃政权也只限于狭小的区域，社会基础也就比较小。加上那时不仅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向我们进攻，而且帝国主义以巨款、军火、顾问等帮助他们，向我们进攻，我们处在孤立的地位。可是今天我们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社会基础广泛得多。除少数汉奸外，整个中国人民都与我们站在一起。同时世界上分成了两大阵营，而我们是整个反法西斯阵线的一部分，所以同盟者也比过去多得多。
第二，我们的根据地比过去也大得多了。过去的根据地是相当孤立的，虽然全国有许多苏区，但是分在各省不相连接，在战略上只能有一定程度的配合。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虽被敌人在华中、华北用点线和小块地区隔断，但战略上甚至战役上可以取得密切配合，整个区域可以协同一致，而且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战胜敌人建立根据地的。
第三，我们的军队比过去更强大了。过去红军虽然强大，但因军事上政治上某些错误，使红军遭受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今天八路军、新四军数量更大，在几年战斗中，锻炼得更坚强了。
第四，根据地的人力、物力也比过去丰富得多。在江西时，棉花布匹就很难买到。要像现在每年发单衣两套，还要发衬衣，棉衣还不冷就发下来，是做不到的。我知道过去只是在漳州时发过两套衣服，以后每年只发一套单衣。因为敌人封锁，奸商的剥削，棉衣非常单薄，往往天气很冷还穿不上，穿上不过一个冬也就烂了。南方又没有羊毛来代用，所以穿的问题在江西很困难。一块钱只能买两把甚至几钱盐，有时还要吃淡饭。电池、西药，因为苏区离大城市很远，只有靠战斗中缴获来解决，这是与现在不同的。至于零用钱，鞋袜费，红军是没有这个制度的，只可能分点伙食尾子。当时已经消灭了雇佣观念，政治觉悟很高，当红军干革命是为了自己的解放。有时苏维埃政府没有钱发伙食费，于是大家三角五角地凑合起来，有些还拿出自己的伤残抚恤金借给政府。直到现在，这笔账还没有还清。在抗日战场上，一九三七年冬还有人要我还老账。我说：“现在财政同样是困难，把老账还了，又会拉下新账，还是把收条收拾起来吧！”我是那时的政治委员，应该代表苏维埃政府向同志们致谢。同时我也可以告诉同志们，我在苏维埃运动时的积蓄，由分伙食尾子凑成买得两元苏维埃公债卷，直到现在还在我自己的“金库”里保存着呢！
第五，当然今天的敌人与过去不同，今天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不应该把它估计得过低。敌人还控制着大城镇与交通线，还仿效内战时的堡垒政策来分割与封锁我们，并且相当熟悉我们的战术原则。敌我正展开空前复杂的斗争局面。我们固然比过去坚强，可是今天的敌人也比过去要“高明”些。
第六，敌人现在的堡垒政策，基本上是学习我们内战时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的。因为我们还没有重武器，不容易摧毁堡垒。但过去与现在的堡垒政策并不相同，不仅是修筑的技术不同，即在运用上亦各异。过去国民党的堡垒政策的优点，就是可用很大兵力凭借堡垒推进，纵深不要军队来守，而由豪绅地主来维持秩序，可将最大的兵力集中到第一线。今天敌人的堡垒政策，虽然也想这样推进，但遇到的困难是推进后纵深要分散兵力来防守，不然就要被我军控制或被我平毁。因为敌人兵力不足，所以纵深要用伪军防守，但伪军却不大可靠，不会完全愿意帮助日寇办事。如过去大清河北岸被日寇占领，但却是伪军、土匪联庄的天下，实际上被他们统治着。因为日寇是侵略国家，是异民族，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与过去敌人有豪绅地主做基础不同，而仅仅依靠汉奸，这是日寇基本的困难。可是敌人虽然不大相信伪军，但还要这样干，以补救自己兵力的不足。
第七，在战术上今昔也不同。过去国民党以堡垒为前进与防御的阵地。我们撤走，敌便追击与进攻。我们反击，敌就缩进乌龟壳，怕与我们打运动战，攻击精神差。日寇恰恰相反，兵力虽较难大量集中，但不管有堡垒也好，无堡垒也好，都积极找我们打。虽然我们在战术上极有弹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使敌人到处扑空，但敌人总想抓住我们打，总是采取进攻姿势。敌人在战术上也有发展，采取奇袭等办法。所以，今天与过去的敌人在堡垒政策及战术运用上各有优缺点。
第八，在江西、福建、鄂豫皖、湘鄂赣等苏区我们主力转移后，还留下部分红军与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与统治阶级的军队打得很厉害。这些武装始终坚持下来，成为后来新四军的基础。今天敌人在“确保华北”的方针下，不断向我们根据地进攻，某些地区的主力，有时必须转移。根据过去的经验与现在我们的社会基础，和敌人堡垒政策的弱点，敌人的统治虽然厉害，但在我们主力转移后的地区，仍须留下一部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来坚持，这是必要而且可能做到的。当然今天的斗争是更加复杂了，需要有更多的新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不是像过去内战时那样单纯。
第九，我们今天虽然遇到极大的困难，但还没有像国内战争时那样严重，可能今后的困难会更多。战争将继续打下去，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与时间是按正比例发展的。我们不要以为没有什么困难，或者以为现在困难已经到头了，相反的要认清困难的严重性，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多方设法来克服，任何困难是可以战胜的。
第十，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这不是狭隘的经验论，要根据具体环境把它发扬起来。另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坏传统，最基本的是农民的自私自利，本位主义，游击主义。这是有它的历史根源，一直发展到现在。自私自利的现象仍然很多很严重，本位主义表现是只顾自己，不顾其他部队与其他部门；游击主义表现很严重，有的不爱护公物。虽然再三的讲，但始终没有克服。这是因为过去的坏传统没有消除，如过去红军物质困难时，到新区得到新东西时就不加爱惜。今天公物好象来的很容易，也不加爱护了。我有一件皮大衣，还是红军时代的，曾经有人说我保存这个东西，是富农意识。可是为什么不爱惜着穿，多穿几年呢？有些同志得到较好的东西，也是不加爱惜，还不烂就丢掉，打算再搞新的。这就是坏传统作怪，应该清除干净。
我们党告诉我们要认清今后的困难，这些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应该有过去那样坚决顽强克服困难的精神，来战胜黑暗，迎接光明。几年来我们的干部锻炼得更加坚强了，有些干部加强学习我们的军事思想，运用我们的军事科学，掌握战争的艺术，许多方面都比过去进步了。许多新干部也实践着与习惯着党军的战斗生活，正象田野里的青苗一样成长起来了。我们是朱毛红军的血统，要永远继承这一光荣传统，并要向朱毛彭诸领袖学习。中央号召我们再鼓一把劲，明年就能够打垮日寇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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