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易纲行长公开讲话汇编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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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外交往与合作 3
出席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经贸分论坛的发言 14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20
加快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转变 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28
坚定不移地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40
稳中求进 积极有为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48
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上的欢迎辞 55
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上的主旨演讲 58
在Shibor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63
在2018年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的讲话 70
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 77
在外交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媒体吹风会的发言 80
综合施策 精准发力 进一步改进和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84
“十一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外交往与合作
易纲行长
“十一五”时期是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极为动荡的五年。五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开展国际及港澳台业务,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努力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全方位展开工作,积极参与危机救助,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倡议,深度参与国际金融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参与和引导重大国际金融事务的讨论,不断深化金融对外交流与合作,努力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坚决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一、以20国集团机制为主要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国集团(G20)由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成为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机制。2009年匹兹堡峰会又把G20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论坛并实现了峰会机制化。人民银行以G20机制为主要平台,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推动国际金融

体系改革,努力创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的战略利益。
2008年11月15日,G20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第一次领导人峰会在华盛顿举行,对于稳定金融市场、遏制危机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启动了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部门改革的进程。人民银行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对危机应对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出了一揽子政策建议方案,为我国领导人出席峰会提供了有力支持。在这次峰会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2009年4月2日,G20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第二次峰会在伦敦举行,人民银行对进一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中国的“声音”倍受关注。这次峰会出台了全球经济刺激计划,并积极地推进了金融领域的改革。根据峰会共识,我国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的新成员,增强了我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制度性权力。
2009年9月25日,G20第三次峰会在美国匹兹堡召开,明确了峰会的机制化安排。2010年G20分别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韩国首尔举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峰会。多伦多峰会在世界经济开始脆弱复苏的背景下召开,焦点是平衡财政整顿和经济复苏关系,要求发达国家就减少财政赤字做出了承诺,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以及互评估机制。首尔峰会的主要成果包括启动首尔行动计划,加强
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达成共识,加强金融部门改革和金融安全网等。人民银行通过G20平台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开展G20宏观经济互评估,加强与各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对话和协调,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危机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框架、金融部门改革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重大议题的主张和举措,宣传和阐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成就,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争取互利共赢,为我国领导人圆满出席历次峰会做出重要贡献,显著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二、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高中国的话语权
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倡议。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开始着手探讨危机根源、总结教训,以在此基础上寻求补救和预防措施。为了揭示危机产生的深层次根源, 2009年3月底,人民银行网站连续刊发了周小川行长的三篇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和《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张,推动将该项讨论纳入G20部长会和峰会议题。周小川行长的文章引起国内外学者和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评论,对即将举行的G20峰会起到了有效的舆论引导作用,并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反思和改革, 2011年G20主席国法国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为G20最主要的议题之一。
加入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
融组织,全面参与国际金融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加入了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全面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的工作,为有关国际金融准则的形成做出积极贡献,同时充分借鉴国际金融改革成果,通过推进实施国际标准促进国内金融改革,提升我国金融业稳健标准。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前身为金融稳定论坛。金融危机爆发后,根据G20领导人伦敦峰会的决定,FSB正式更名,并扩员至G20成员及有系统性影响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成为国际公认的全球金融标准制定与执行的核心机构。人民银行直接参与设计FSB组建工作,并于2009年5月和财政部、银监会共同代表中国加入了FSB。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银监会刘明康主席和财政部李勇副部长作为全会成员出任FSB指导委员会和脆弱性评估、监管合作和标准执行三个常设委员会的委员,积极参与FSB总体战略设计。2009年7月,人民银行又加入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直接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与准则的制定,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人民银行积极利用
BIS提供的探讨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重要平台,加强与全球主要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的对话与合作。自2006年以来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一直担任BIS董事会成员。此外,人民银行于2009年先后加入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以及市场委员会(MC),并于2010年1月加入经济顾问委员会(ECC),全面、深入地参与总体金融部门改革战略的制定以及强化银行体系资本和流动性、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修改。人民银行于2007年加入欧文.费舍尔中央银行统计委员会(IFC),积极参与IFC各项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不断加强与各国的金融统计合作。
中国在
IMF的份额跃居第三。“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积极推动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2006年、2008年IMF进行了两次特别增资,中国在IMF的份额排名从并列第8位上升到第6位。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设定了IMF份额改革的进一步目标。人民银行积极开展工作,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做IMF和各主要国家的工作,推动改革取得进展。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就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达成共识,承诺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约6个百分点的份额,发达欧洲国家让出两个执董会席位,随后IMF执董会于2010年11月5日通过了改革最终方案。中国在IMF的份额权重将上升2.398个百分点,达到6.394%,排名从第六位上升至第三位。2010年5月,人民银行朱民副行长就任IMF“总裁特别顾问”,这是IMF历史上首次由中国人担任高级管理层职务。
深化与各国的金融交流与合作,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积极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欧央行工作组、中英财政与金融对话、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等多项重大机制化活动,就宏观经济政策、全球经济失衡等多项议题与各国进行沟通,宣传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改革
措施,增信释疑,有效地推动了与各国的金融交流与合作,维护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良好国际环境和重要战略机遇期。
积极参加三十人小组(G30)的活动。G30由部分国家中央银行行长和国际金融领域知名人士组成,对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制定、国际金融机构和有关当局的经济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周小川行长于2005年应邀成为G30成员,此后定期出席了G30的春季和秋季会议。2007年4月,人民银行协助G30在杭州成功举办了春季全会。通过参与G30的活动,深入了解国际金融问题的最新动向,宣传我国的改革理念,促进了与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三、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危机救助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和寻求救助国家的增加,国际社会向IMF增资的呼声高涨。为维护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人民银行积极筹划,慎重研究,提出了我国的出资立场和对策建议,与IMF进行了多轮磋商后,人民银行与IMF签署了购买不超过500亿美元IMF债券的协议。该协议成为IMF历史上首项债券购买协议,有利于提高IMF帮助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促进世界经济的早日复苏。此外,人民银行积极推动IMF分配特别提款权,并参与了特别提款权自愿协议交易,帮助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及时获得可兑换货币来应对危机。上述举措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
及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在危机应对过程中,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人民银行先后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尼、白俄罗斯、阿根廷、冰岛、新加坡央行/货币当局签署了8份总规模为8035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通过签署互换协议,缓解对方国家的流动性紧张状况、确保双边外贸的正常进行,显著增强了对区域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信心。
支持全球贸易融资,促进经济复苏。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通过国际金融组织、多边开发机构、双边等各种渠道支持贸易融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和泛美开发银行贸易融资计划。人民银行牵头成立了“与泛美行合作联系机制”,以及十家企业参加的“与泛美行合作企业联系机制”,积极引导和鼓励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与泛美行开展合作,对于支持企业走出去和促进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加强区域金融合作,促进地区经济金融稳定
“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在区域金融合作领域的参与力度不断加大,主导地位稳步提升,尤其在外汇储备库、债券市场、区域监督机制、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及与独联体国家金融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成果。同时不断推进与东新澳央行组织(SEANZA)等区域央行组织的交流与沟通,有力地促进了与区域央行组织之间的合作。积极参加“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各项活动,加强与伊斯兰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友好交流。
积极落实清迈倡议多边化。2009年12月24日,“10+3”(东盟加中、日、韩)各成员签署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正式成立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库,中方份额占到了32%,和日本并列成为最大出资国。外汇储备库的最终建立是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清迈倡议多边化的重大成果,标志着东亚地区的多边救助机制从设想变为现实,在东亚金融合作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推动设立亚洲债券基金。为改善储备资产投资和促进区域债券市场发展,2005年以来,人民银行在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框架下积极参与推动设立第二期亚洲债券基金(ABF2),并成为出资最多的成员之一。ABF2投资了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地区的债券市场,对活跃区域债券市场,推动产品创新及探索储备多元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主导推动区域监督机制。为加强区域监督机制,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人民银行于2007年在EMEAP框架下推动成立了货币与金融稳定委员会并担任了委员会首任主席,这标志着东亚货币与金融稳定建设进入机制化阶段,大大增强了东亚应对危机的集体协作能力。人民银行在担任主席期间,面对不断恶化的国际金融危机,积极主动协调各方,研究应对措施,并牵头发布了联合声明,向外界传达了EMEAP应对金融危机、加强合作的意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关注,突出了中国在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中的领导形象。此外,人民银行还担任了支付结算工作组主席,积极推动区域清算体系发展。
开创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机制。2008年年底,中日韩三国央行对外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机制。人民银行于2009年主办了第一次行长会议。这一机制是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标志着三国央行合作更为深入,对于促进区域的整体经济金融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稳步推动与独联体国家金融合作。“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在中俄总理会晤委员会金融合作分委会的框架下积极推动中俄边贸本币结算工作以及人民币和卢布挂牌交易,中俄金融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哈萨克斯坦建立了中哈金融合作机制,稳步推进两国金融领域合作。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作用,促进与独联体有关国家的双边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合作。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边金融合作,与成员国探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及加强区域内经济金融发展等问题。
五、积极参与多边开发机构的事务,增进与非洲及拉美地区的金融交流
为了配合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加强与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金融合作,人民银行积极参与了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多边开发机构的事务,特别是积极主动参与各多边开发机构的历次增资,努力提高我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利用多边开发机构的重要资源,探索多种多样的合作方式,大力推动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与各开发机构的合作,支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加入泛美开发银行集团。经过15年的不懈努力,人民银
行代表中国于2009年1月12日正式加入泛美开发银行集团。泛美开发银行集团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多边开发机构,中国的加入为加强中国与拉美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为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走出去,完善海外业务和投资布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后,人民银行积极参与泛美开发银行事务,推动双方在贸易融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共同关切的领域开展合作,共同促进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减贫及经济和社会发展。
成功承办非洲开发银行年会。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简称非行)理事会年会于2007年5月16-17日在上海举行。这是非行首次在亚洲、第二次在区外国家举办年会,是非行历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年会。温家宝总理主持欢迎晚宴、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与会代表超过2000人。年会围绕非行改革、亚非合作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非行及其合作伙伴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减贫和发展措施规划了蓝图。同时,通过此次年会我国进一步宣传了我对非政策,增强了非洲国家的认同感。
六、深化与港澳台的金融交流与合作
“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继续加强与港澳的金融合作,积极推动港澳人民币业务稳步发展。截至
2010年11月末,香港人民币存款余额达2917亿元,比2006年年底增长了9.5倍;澳门人民币存款余额超过102亿元,比2006年年底增长近11倍,港澳成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主要地区。人民银行还积极支持香港人民币债券业务发展,开展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试点工作。
同时,人民银行积极推动两岸金融合作。在人民银行的积极参与下,2009年4月26日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南京签署了《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同意加强两岸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合作。特别是在货币合作方面,提出先由商业银行等适当机构,通过适当方式办理现钞兑换、供应及回流业务。随后,人民银行和台湾、香港的货币管理当局进行了多次沟通和磋商,达成通过香港渠道向台湾提供人民币现钞供应与回流的合作安排。2010年10月18日正式开通有关业务。这一合作安排为海峡两岸人员往来提供了进一步的便利,也为逐步建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和加强两岸货币管理合作奠定了基础。
“十二五”时期,人民银行将继续认真贯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引导和推动区域合作进程,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金融合作,努力营造有利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为国内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金融改革做出积极的贡献!
出席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经贸分论坛的发言
易纲行长
感谢主持人,非常高兴能够出席中日论坛。今天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的霜降节气。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天开始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进行“双降”。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的经济形势,下面我先就此作一介绍。
根据刚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率为6.9%。我查了一下过去5年和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按照汇率折算,另一种是按照PPP,即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很多权威机构,包括世界银行、IMF、OECD,都在做计算。尽管两种方法计算结果略有差距,但总的来说,过去5-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三分之一。现在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对全世界的贡献比较大,所以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经济。
我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也就是从以往的高速增长期进入到中高速增长期,将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经济增长将主要由消费驱动。在内需中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可能将是最大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投资的贡献率最大。未来新常态下消费会越来越重要。实际上今年消费在“三架马车”里的贡献已经越来越大。第二,最大的产业将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第三,中国将非常强调节能环保。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作出了承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环保、节能减排、降低单位GDP能耗等方面将作出巨大努力。节能环保将是中国经济重要的驱动力。第四,中国将更加重视社会保障。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将越织越牢靠,也就是“兜底线”,包括退休、养老、医疗、农村医疗、低保、对残疾人的照顾,等等。第五,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将从过去依赖投资和资源的消耗转变为更加依赖人力资源的创造。大家已经看到最近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每天注册的企业超过一万个,新产品也大量涌现。
未来3年、5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会有多快呢?我相信仍将是比较快的。我们所说的中高速,7%左右、百分之6点几的增速我认为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把握从何而来?来自两个最重要的增长动力。第一个动力是新型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过程还没有完结。目前的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计算才55%左右,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更低。如果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从55%到70%也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增长的动力。另一个非常可靠的增长动力是改革开放、简政放权。改革开放、
简政放权实际上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率。改革开放的措施落实到经济里都会反映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反映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所以效率将提升。因此我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是有信心的。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天开始进行“双降”。“双降”指的是我们降低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5个百分点,同时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包括普遍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且对支持“三农”、小微企业,满足一定条件的金融机构额外再降低0.5个百分点,即普遍降准的基础上再加上定向降准。应该说,面对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面对物价比较低的形势,货币政策为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作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整。我们已经多次降准降息,可以看到,实际上货币政策累积的效果正在显现。中国人民银行非常关注中国实际利率的走势。现在消费物价指数(CPI)比较低,仅1.6%。GDP平减指数在零左右,也是很低的。另外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43个月负增长。所以我们及时的、有针对性的调整了利率政策,使得实际利率保持在合理水平上,这样能够更加有效的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
在这次出台的政策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的上限。那么放开上限后利率的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是怎样的?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只是取消了对存款利率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性的倍数要求,并不意味着央行对利率的管理有所减弱,相反央行会加强对
市场利率的调控。放开利率行政管制是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取得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但它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利率调控和价格工具将更加重要。虽然数量工具也很重要,但是中国的市场越来越跟世界连通,整个中国经济在融入全球经济,外汇市场既有在岸市场,也有离岸市场,资本项目兑换更加便利。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价格杠杆、利率政策肯定会越来越重要。从这一角度说,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核心就是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提高中央银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利率框架。首先,我们有一个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我们每星期都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以此引导短期利率。最重要的短期利率是隔夜利率和7天回购利率。中国还从2007年开始培育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这些利率都在逐步成为货币市场定价的基准和基础。同时,近几年中国收益率曲线的进展非常快,也越来越可靠。从隔夜到一年以内再到一年以上,整个收益率曲线逐步健全。最近中国财政部开始滚动发行三个月期的短期票据,短期财政债券的利率决定频率提高且交易量增大,使得利率定价更有基础。对于更长期限利率的引导,中央银行有再贷款利率和各种再贷款类工具的利率,比如中期便利借贷利率、抵押补充贷款利率。这些再贷款利率也会影响整个利率体系。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从隔夜到长期利率的调控体系。当然,国外
央行的经验是把调控的重点放在短期利率上。但在中国由于历史的沿革,人们已经习惯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因此我们放开利率管制之后,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供市场和商业银行参考。
接下来,就是市场的利率体系。刚才已经提到,货币市场的利率,是以隔夜和7天回购以及Shibor为基准的一个利率体系,主要管从隔夜到一年期这个时间段的利率。同时,目前中国的收益率曲线已较为完善,在固定收益产品等市场上应用和定价的功能日益明显。过去收益率曲线上有些点没有交易,靠其他有交易的点平滑计算出来。现在收益率曲线各个点上的交易都比过去密集,所以整个收益率曲线更加可靠。在贷款市场上,有一个贷款基础利率(LPR),是指导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定价的基准之一。
总之,现在从货币市场到债券市场固定收益产品,再到信贷市场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利率体系,从央行的利率调控机制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也在逐步健全。今天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既是行政管制利率的基本放开,也意味着利率调控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在新阶段里,利率工具作为全社会融资的价格,将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利率管制放开后将更加有利于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更加有利于整个金融市场有效竞争,从而也更加有利于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利率管制放开也对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融资风险议价和银行的自主定价提供了新的支持,使得资金融通渠道更加畅通,可以更好的支持这些经
济发展的薄弱环节。
在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可能发生的风险。对于金融机构高息揽储、存款大战的风险,主要通过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内控机制、行业自律组织和外部监管来有效监控,目前各区域市场和全国市场的自律组织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数据统计和监管也在不断加强。我们还要坚决打击非法集资,这需要广大群众擦亮眼睛高度警惕,也要求有关部门及时提醒,把风险遏制在苗头阶段,发现一起,打击一起。
我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易纲行长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纳入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的战略之中,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深刻认识和高瞻远瞩。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全球经济格局正发生着深刻变革,各国经济之间的互联互动十分密切,需要全球合作解决的全球性挑战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亟待进行相应变革,健全和完善全球经济金融规则,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从而在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通过建设性的意见参与和引导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使之更加平等公正、更加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长久繁荣,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为我国自身的发展创造和谐有利的国际环境。
一、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
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当前的国际体系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维护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继续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现有全球治理体制中还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调整也滞后于二战以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我们要在维护现有体系总体稳定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完善,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全面参与全球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及标准的调整和制定,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二十国集团是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宏观政策协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国际平台,我们应继续推动二十国集团在稳定世界经济、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办好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主题设计、成果规划等方面留下中国印记,利用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的宝贵时机,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国际组织是推动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协助者,我们应加强同经
济金融领域主要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主动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履行国际义务。严肃对待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切实落实减排承诺,为全人类永续发展贡献力量。
二、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经济稳定增长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今天,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融入全球经济脉络,对周边国家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同时也受到其他国家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因此,做好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利用多边和双边平台进行建设性对话,有利于为我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也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为此,我们需要全方位、多层次、务实灵活地开展金融对外交流与合作。作为国际经济的重要参与者,积极利用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多边平台,全面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在区域层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提高区域影响力,推进相互理解和交流,促进本地区合作共赢。在双边层面,务实开展重大机制性对话,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一系列双边对话机制,加强双边经济金融合作,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互信与合作,坚持以对话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三、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国际规则制定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活动空间的不断拓展,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原本属于全球公域的领域被赋予了国际关系中的“新边疆”概念。各国在这些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明显,参与国家不断增多,对有关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建设的需求不断增强。目前我国互联网和信息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中国科学工作者积极开展深海、极地和空天领域考察,同各国科学工作者携手合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国际社会和平利用深海、极地和空天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阶段,能够参与并主导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活动的仍然是有一定实力的强国,发达国家日益重视通过制度和规则的创设来保持其对新领域的主导。同时,这些也是现行全球治理体制和能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为了实现我国建设网络强国的目标,增强我国在深海、极地和空天安全进出、科学考察、开发利用的能力,维护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需要积极开展双边、多边的国际交流合作,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积极提出中国方案,争取更多的制度化利益安排。
四、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均衡、共赢、包容发展,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由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制定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主要形成于二战之后,其特点是通过多边磋商仲裁机制以保护产权、促进贸易和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多边贸易体制与规则是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其生命力在于普惠性和非歧视性。我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的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不确定性有所增多。在此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多边贸易体系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全球贸易体系正在经历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一轮重构。我国必须充分运用日益上升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加强研究、抓住机遇,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和现有国际规则的完善,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避免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碎片化,促进建立均衡、共赢、包容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减少和消除贸易投资壁垒,为我国继续深入参与全球经贸活动创造良好条件。
五、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当前,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我们需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客观反映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并保护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同时,关注低收入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减贫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积极参与同世界银行、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参与其治理改革和政策制定,推动其在促进减贫和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良好有序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支撑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需要一是推动建立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推动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切实担负应有的责任,加强同各国的政策协调。二是继续全面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机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一步完善份额和治理结构,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增加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促成更多中国人到国际组织担任重要职务并发挥积极作用。三是推动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代表性,使其构成反映全球交易和金融体系的货币权重变化。在国内政策上,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积极推动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促成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推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四是推动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提升全球应对系统性冲击的能力,完善区域性金融安排,加强对全球和区域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预防,抑制危机的发生。扎实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丝路基金等新机制建设,加强与现有国际机构合作,互相协作,互为补充。
金融体系的稳定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推动和参与金融部门改革,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健性,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使金融体系真正依靠、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全面深入参与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各项活动及核心事务决策,充分阐释我国立场和建议,努力推动确保各项改革动议和相关国际标准符合我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完善和巩固全球金融体系,有利于解决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系统性、根源性问题。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统计和监测,促进资本有序流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适时引进和落实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和稳健标准新规,加强跨境监管合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对普惠金融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分享我国成功经验,推动金融体系造福低收入人群。
六、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是经济全球化的两大支柱。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受阻的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始将重点转向区域合作,纷纷加大了自贸区建设力度,国际贸易投资领域出现竞争加剧趋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有助于促进贸易和投资,助力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拓展新空间;还有助于促进多边问题的解决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完善,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的重要手段。
传统自贸协定的重点是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随着服务贸易和投资在全球迅速发展,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已逐渐成为趋势,涵盖范围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标准和自由化程度更高。我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形成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为此,我国应积极发挥建设性和领导者的作用,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同时,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协调推进跨区域合作,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实现我国与相关国家的互利共赢,形成于我有利的地缘经济与政治新格局。
加快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转变 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易纲行长
“十一五”期间,外汇管理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紧紧围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中心任务,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不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外汇管理服务经济发展、保障经济金融安全的能力和水平,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十一五”期间外汇管理取得显著成就
“十一五”期间,面对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的形势,外汇管理部门及时调整管理思路、创新管理方式,从重点管外汇流出转为流出入均衡管理。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针对跨境资金流向复杂、市场主体便利化需求
不断增长的现实,外汇管理部门进一步加快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转变,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事项,强化事后监测分析和管理,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跨境资金流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审慎监管的有机统一。
(一)在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面取得新进展。“十一五”期间,外汇管理部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服务机构、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更多地从市场角度考虑问题,便利市场主体对外贸易投资活动,提升外汇管理服务经济发展功能。
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一是改进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充分满足企业保留和灵活使用外汇需求。2007年8月,取消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管理,境内机构可根据经营需要自行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有进口支付需求的企业还可提前购汇。二是实施进口核销制度改革,便利企业贸易对外支付。2010年5月,在7个省(市)开展进口付汇核销改革试点,同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合规企业的正常进口付汇业务无需再办理现场核销手续。三是试点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提高企业资金利用效率。2010年10月,在4个省(市)试点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允许企业在境外开户存放具有真实合法交易背景的出口收入,用于货物贸易、部分服务贸易和经核准的资本项目对外支付。四是
简化服务贸易真实性审核程序,便利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付汇。2006年5月大幅简化服务贸易售付汇审核手续,2009年对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提交税务证明予以规范和明确。
规范便利个人外汇收支。
2007年2月实施新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将境内外居民个人结汇和境内居民个人购汇年度总额均提高至5万美元,充分满足个人用汇需求。2008年开展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允许境内非金融机构为个人办理人民币与外币间的货币兑换业务,2009年进一步扩大了试点地区,满足国际旅游中心、部分涉外经济发达地区的个人兑换需求。
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积极推进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2006年以来,先后扩大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外汇来源,取消购汇额度限制,在全国推广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改革,扩大境外放款的主体和资金来源,简化相关核准和汇兑手续,加大对境外投资企业的融资支持;先后允许跨国公司以外币资金池、内部结售汇等方式开展外汇资金集中管理,放宽企业境外运用限制。2010年7月,完善对外担保管理,满足境外投资企业对信用支持的政策需求。同时,支持企业集团外汇资金集中运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此外,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出台包括改进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管理,允许部分企业先结汇后核查,提高预收货款等收结汇比例;提高金融机构短期外债指标用于支持贸易融资等多项应对危机措施,有力地支持涉外经济稳定发展。
(二)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取得新突破。
“十一五”期间,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监管能力特别是国际收支基本状况,外汇管理部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以稳妥有序地拓宽资本流出渠道为重点,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提升我国对外金融竞争力。
促进证券投资资金双向流动。一是
有序拓宽对外投资金融渠道。2006年4月,实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有序拓宽境内机构和个人对外金融投资渠道。截至2010年12月末,共批准88家QDII机构,境外投资额度共计683.61亿美元。二是有序扩大境内证券市场开放。在2002年引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的基础上,2007年以来,先后提高QFII总额度和单家QFII投资额度,鼓励境外中长期投资者在境内进行证券投资。截至2010年12月末,共批准97家QFII,投资额度共计197.2亿美元。
推动资本项下人民币业务发展。2007年,会同发改委、人民银行等部门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2010年开展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放款、对外担保等跨境资本项目业务试点。
截至目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7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我国实施严格管制的主要是跨境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等,其他项目已实现一定程度的可兑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明显提高。
(三)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十一五”期间,针对外汇资金大量净流入和外汇储备较快增长的情况,外汇管理部门着力构建均衡外汇管理框架,切实加强对异常外汇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管理,有效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
加强和改进货物贸易外汇真实性审核。
2006-2007年,重点加强对贸易收汇与外贸出口明显不符的“关注企业”收汇和结汇管理。2008年7月,实行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和贸易项下债权和债务(贸易信贷)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贸易项下资金流入真实性审核。
加强个人分拆购结汇和服务贸易外汇流入管理。2007年2月,对个人超限额的购结汇实行严格真实性审核,年度总额可根据国际收支形势动态调整。2009年明确银行对个人分拆结售汇行为的处理方式和处罚依据,规范个人手持外币现钞结汇限额。同时,逐步构建服务贸易外汇收支非现场监管体系,与税务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提高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真实性审核的效率和水平。
规范和加强外资外债管理。一是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外资并购等外汇管理,严控外资流入房地产市场。2006年,配合建设部、商务部等部门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对外资购买境内房地产严格执行自用和实需原则,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外资准入。2007年5月,限制返程投资设立或并购房地产企业,严格限制外资房地产企业借用外债。2008年,加强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及转股收入结汇管理,防止异常资金通过直接投资渠道流入。2010年,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进一步规范境外机构和非居民个人境内购房外汇管理,加强房地产项下外汇资金流入的管理。二是完善境内机构外债管理,根据外汇收支形势变化,动态调节金融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控制外债风险。
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监测和预警应急体系。一是
完善国际收支申报和统计体系,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健全国际收支申报数据核查制度,强化银行等主体申报意识,建立境内银行非居民人民币账户统计体系、中资金融机构外汇资产负债统计月报制度及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资补充申报制度等,将境外个人经常项目购汇纳入个人结售汇系统管理,完善对个人结售汇业务的统计监测,国际收支统计覆盖面和准确程度明显提高。二是完善国际收支应急机制。为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先后运行国际收支风险预警、高频债务监测和市场预期调查等系统。2009年和2010年分别制定了异常跨境资金流出应急预案和跨境资金异常流入应对预案。2010年11月启动跨境资金异常流入应对预案,加强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等七项管理措施,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严厉打击“热钱”等各类违法违规外汇交易活动。开展应对和打击“热钱”专项行动,有针对性地查处重点主体、重点渠道“热钱”的流入。严厉打击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网络炒汇等违法违规外汇交易,加大大案、要案查处力度。2006年-2010年10月,共查处案件9509起,累计处罚金额6.65亿元人民币;成功破获235起地下钱庄、32起网络炒汇案件。
(四)在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外汇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方面取得新进步。“十一五”期间,外汇管理部门积极配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大力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优化配置外汇资源中的重要作用。
丰富外汇市场交易品种,满足市场主体多种避险需求。
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先后推出8个国际主要货币间即期交易、人民币对外汇远期和掉期交易以及交叉货币交易,推出人民币对英镑、卢布及林吉特即期交易。推广银行对客户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增加银行对客户的外汇掉期业务。
扩大外汇市场主体,构建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层次。截至2010年12月末,先后核准22家符合条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性企业进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允许3家货币经纪公司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外汇经纪业务。
完善市场机制,增强交易自主性和灵活性。2006年,引入人民币对外币交易做市商和询价交易制度,提高市场流动性。2007年4月,运行新一代外汇交易系统,为银行间外汇交易提供了更便捷、更高效的交易平台。2008年7月开展询价交易的净额清算试点工作,2010年将其扩至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2009年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外汇交易集中清算业务,降低市场运行风险。
完善银行结售汇头寸和牌价管理。将银行对客户美元现汇、现钞挂牌汇价改为最大买卖价差分别为1%和4%的非对称管理,允许一日多价,取消银行对客户非美元货币挂牌汇价的价差幅度限制。2006年6月将权责发生制管理原则推行至全部外汇指定银行,允许银行远期交易头寸到即期外汇市场平盘。上述措施大大提高了银行自主定价能力,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基础。
(五)外汇储备实现保值增值且功能有新的扩展,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十一五”期间,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外汇管理部门以“国际化、规范化、专业化”为目标,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积极探索构建适应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体制,确保外汇储备资产的总体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一是在严格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审慎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基本形成适应大规模外汇储备和我国国情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模式,确立了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多元化经营格局。二是坚持科学有效的投资基准模式,搭建包括策略研究、投资决策、交易执行、风险管理、业绩评价、清算托管、内部控制等较为完整的业务架构,完善包括北京总部、驻外机构等在内的经营平台,健全外汇储备经营体制机制。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经营水平大幅提高。三是按照“依法合规、有偿使用、提高效益、有效监管”的原则,支持和配合国家发展战略部署,协助和配合国家发债购汇成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多层次使用渠道和方式。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外汇管理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将保障资产安全放在各项工作首位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时启动紧急应对机制,采取审慎而果断的应对措施,确保了外汇储备资产安全和国家经济金融稳定。
总的来看,外汇管理部门积极服务于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较好地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纲要任务,为更好地实施“十二五”规划奠定良好基础。
二、“十二五”期间外汇管理面临的形势和工作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期间,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深度冲击,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但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从国内看,尽管我国面临经济结构升级约束增多、社会结构平衡难度加大、传统增长模式面临新挑战、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新期待等诸多问题,但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内在优势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
总的来讲,“十二五”期间,国内外环境有利于外汇管理改革的稳步推进。但同时也应看到,外汇管理改革仍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是外汇持续净流入的压力依然较大。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看好,外需稳步增长,我国进出口将维持一定规模顺差。同时,全球直接投资复苏趋势明显,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经济环境稳定等优势将继续成为吸引外资流入的基本因素。此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经济复苏业已巩固,宏观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增强,加上利差、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不排除少量“热钱”通过贸易投资等渠道流入。二是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亟待完善。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不仅受市场容量约束,也受制于东道国的态度,大规模外汇储备资产摆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三是统筹兼顾有效监管与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如何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有效甄别合理投资和投机套利行为,既为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提供尽可能的便利化措施,又对跨境资金的异常流动实施有效监管,已成为外汇管理部门面临的现实课题。
“十二五”时期,外汇管理部门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关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处理好贸易投资便利化与异常资金流动监管的关系,推动外汇管理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快外汇市场发展,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稳步放宽跨境资本交易限制,健全跨境资金监测分析体系,在信息监测及时有效、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完成好外汇管理“十二五”规划,要在工作中切实做到“情况明、数字准、作风正、工作实”。“情况明”就是要加强调研,做好监测分析,对重要行业和市场主体的外汇收支情况了如指掌,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数字准”就是要保证采集的第一手外汇收支统计数据的科学性、完整性和时效性,为做好监测分析和提高管理有效性打下坚实基础。“作风正”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履职,模范地做好金融服务和监管。“工作实”就是要把外汇管理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做到成果显著,人民满意。同时,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坚持把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作为做好外汇管理工作的着力点。外汇管理部门将密切跟踪形势变化,特别是加强对重点地区、行业和企业的监测分析,针对潜在风险,进一步完善跨境资金异常流入应对预案,守住风险底线,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继续保持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入的高压态势,坚持点面结合,选择若干重点分局,针对重点地区、行业和企业,开展深入细致的专项检查,依法严厉处罚经查实的违规案件和主体,提高打击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二是
坚持把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作为做好外汇管理工作的关键点。“十二五”期间,外汇管理部门需破解有效监管与贸易投资便利化、扩大开放与防范风险等一系列两难问题,这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外汇管理部门将加快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转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争取在进出口核销、资本项目可兑换、数据和系统整合、主体监管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继续推动外汇管理改革进程。
三是
坚持把服务和管理并重作为做好外汇管理工作的落脚点。服务始终是外汇管理的重要内容。外汇管理部门将在对违法违规市场主体加强管理的同时,对遵纪守法的市场主体提供尽可能的政策便利。增强服务意识,善于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市场主体着想,政策调整与市场主体商业运作模式相衔接,积极优化流程和手续,改进对市场主体的服务,用服务促发展,用服务弥补监管带来的不便,用服务推进改革的深化,真正做到寓管理于服务。同时,积极做好规划,在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上下功夫、在执行力上做文章,做到工作实效与规划没偏差。
四是坚持把加强监管协调作为做好外汇管理工作的支撑点。做好外汇管理工作离不开上游环节、各地方各部门以及监管对象的支持和配合。越是形势复杂多变,越是要加强部门协调和沟通。?“十二五”期间,外汇管理部门将不断丰富和完善监管协调的合作形式和机制,在涉及跨境资金流动监管的环节上,积极加强沟通协调,形成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的监管合力。
坚定不移地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易纲行长
2008年9月以来,世界经济遭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人民银行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紧密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大局,认真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08年9月以来四次有区别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适当调减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有效避免春节前后的流动性波动,保持操作利率基本平稳,合理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
二是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调整优化信贷结构。取消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约束,引导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十项措施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08〕126号)。人民银行、银监会于2009年3月份还联合下发《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09〕92号),加强对信贷投向的指导。
三是充分发挥利率杠杆调控作用。2008年9月份以来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有利于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刺激需求。为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提高对居民购买普通自住房的金融服务水平,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
四是完善支农再贷款管理,落实农村信用社改革资金支持政策。2009年春耕旺季,增加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支农再贷款额度100亿元,适当拓宽支农再贷款对象和用途范围,简化办理手续。农信社改革资金支持政策继续推进,截至2009年3月末,采取发行专项票据及发放专项借款的形式,共计对全国农村信用社安排资金支持1706亿元,兑付专项票据1569亿元,兑付进度达到90%以上,有效增强农信社支农信贷投放能力。一季度农信社贷款同比多增1041亿元。
五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妥开展并推进双边本币互换。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经过多轮谈判,分别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和阿根廷等六个经济体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6500亿元人民币。货币互换有利于支持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共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还有助于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六是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扩大企业直接债务融资。运用市场化方式支持地方政府筹集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资金。发挥现有地方融资平台作用,拓宽中期票据发行主体范围。3月初,上海、北京、广东三省市地方融资平台首期中期票据试点发行顺利完成,募集资金共计310亿元,发行利率远低于同期贷款利率。扩大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规模,发展多层次直接融资体系。2009年一季度,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分别发行925亿元和1701亿元,有力地支持了企业和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中国实施的一揽子计划已初见成效,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形势比预料的好。
一是投资增速加快,消费较快增长,国内需求持续提高。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1%。从趋势看,经过季节调整的GDP环比增速最低点出现在2008年四季度,2009年一季度开始回升,这和社会对经济的实际感受是比较一致的。人民银行2009年第一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显示,企业家对宏观经济偏冷的担忧有所减弱,宏观经济热度预期指数比上季回升1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8%,比去年同期和四季度分别提高4.2和6.4个百分点;城镇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87.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5.9%,增幅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在“家电下乡”和小排量汽车减税等政策带动下,家电、农机等行业产销大幅增长,汽车销售创历史新高。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8.2%,初步扭转一年多来的下降局面。
二是工业生产增长企稳,制造业景气指数连续回升,农业形势总体稳定。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其中,1-2月份增长3.8%,3月份增长8.3%。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一季度,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07%。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2.4%,比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订单指数回升迅速。PMI指数连续四个月回升并重返50%以上,表明中国制造业经营状况开始重新扩张。人民银行监测的5000户工业企业数据显示,2009年二季度企业景气预期指数为12.8%,出现四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回升变化。农业形势总体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夏粮长势较好;农资供应充足,春耕备耕进展顺利。
三是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产业升级较快。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沿海地区工业总体增速虽然较低,但恢复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增势较强,生物生化制品、通信交换设备、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业等增速明显超过工业平均增速。
四是城镇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268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实际分别增长11.2%和8.6%。居民存款增长较快,一季度居民户人民币存款增加2.56万亿元,同比多增1.06万亿元。
五是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社会信心提振,市场预期改善。货币信贷投放持续加快,再创新高。
2009年3月末,M2同比增长25.5%,为1996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M1增长17%,恢复到2008年6月前的水平。贷款余额增长29.8%,为1994年以来最高水平。3月份新增贷款1.89万亿元,继1月之后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多增1.61万亿元。一季度新增贷款4.58万亿元,同比多增3.25万亿元。从贷款结构看,票据融资增长迅猛,一季度票据融资增加1.48万亿元,同比多增1.56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32.3%。票据融资业务的发展对弥补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融资不足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有助于这些企业以低于贷款利率的成本获得资金。项目投资类中长期贷款增长快,有利于投资较快增长。一季度,中长期贷款增加1.86万亿元,同比多增1.07万亿元。主要投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一季度,主要用于住房的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增加1574亿元,同比多增434亿元。从企业支付能力看,企业存款增长较快,企业资金状况进一步好转。一季度企业存款增加2.8万亿元,同比多增2.2万亿元,其中,企业活期存款增加9441亿元,同比多增1.05万亿元,企业支付能力明显增强。从流动性环境看,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市场利率较低。3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2.28%,比上年同期高0.27个百分点。货币市场利率保持低位。3月份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均为0.84%。
总体而言,金融危机情况下的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利大于弊。有利的方面,一是基本打掉了通货紧缩预期。二是有利于稳定资产市场,近期股指涨幅较大,房地产市场上房价、交易量、交易额也出现回稳迹象。三是加速了企业存货周期的调整。如果企业尽快结束去库存化行为,使存货进入正常状态,将有利于恢复生产,促进经济周期的调整。四是增强了公众对于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信心。与此同时,也要考虑信贷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蔓延,全球经济复苏可能经历较长和曲折的过程,国际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的冲击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很大,主要是:外部需求持续萎缩,出口下降幅度较大;农业稳定生产、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工业增长回升乏力,经济效益继续下滑,财政收入减少,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从基本面和发展优势看,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仍有较大潜力。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蕴藏着巨大需求和增长潜力,有改革开放30年建立的物质、科技和体制基础,有充裕的资金、丰富的劳动力等要素支撑,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我国经济彻底摆脱危机影响,迎来下一轮持续快速增长,根本上取决于创新和改革,以增强经济内在活力,实现扩内需、调结构、抓改革和惠民生的有机结合。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坚定不移地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引导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和信贷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是继续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增加信贷投放。合理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继续保持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维持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进一步观察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和政策效应,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满足经济发展需要。
二是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提高信贷支持经济发展的质量。保证符合条件的中央投资项目的配套贷款及时落实到位,认真做好“三农”、中小企业、就业、助学、灾后重建等改善民生类信贷支持工作,大力发展消费信贷,落实好房地产信贷政策,加大对产业转移、自主创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融资支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和改进金融服务,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同时有效防范信贷风险。
三是引导商业银行优化绩效考核机制,促进信贷均衡投放。稳定市场预期,积极引导商业银行树立正确经营理念,科学制定绩效考核体系,防止过分追求短期利润而影响长期稳健经营。支持业务创新,改变过分追求份额扩张的粗放管理模式。改进激励约束机制,真正做到责权利对等。在支持国家项目建设的同时,也要建立起对有发展前景中小企业信贷投入的激励机制。
四是研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快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努力提高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能力和水平。密切关注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继续按照主动、可控和渐进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积极推动外汇市场发展,丰富汇率风险管理工具。
五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机构竞争力和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深化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鼓励创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工具和金融产品。发展多层次直接融资体系,扩大债券发行规模,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稳步推进和创新资产证券化。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
稳中求进 积极有为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
很高兴又来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和大家一起分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的金融政策。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工作的一些体会和思路。
首先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前中国经济总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项改革事业有了长足进展。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好于预期,交出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一是主要指标好于预期。GDP增速出现2010年以来的首次增速回升,就业形势向好,物价平稳。2018年经济开局延续好的态势。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2017年工业产能利用率达77%,创5年来比较高的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增长21%,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大量
涌现,经济质量和效益提高。三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继续提升。2017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3%,高于GDP增速0.4个百分点,脱贫攻坚超额完成目标;重点城市的污染有了明显的减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当前金融方面的主要工作,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第二句话是推动金融业改革开放,第三句话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保持金融业整体稳定。我下面的讲话主要围绕这三句话展开。
第一是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所处发展阶段已发生重大变化,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重大的判断。2017年以来,货币政策更多关注质量的提高,在保持对实体经济较强支持的同时,更加侧重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条件,助力经济提质增效。一是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综合运用多种工具组合和期限搭配,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既保障了合理的流动性需求,也促进了宏观杠杆的趋稳。二是适当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积极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定向降准等
结构性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去年第四季度,我们对涵盖小微、“三农”、扶贫、“双创”的普惠金融领域实施定向降准,单户授信5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可以享受定向降准,有效提高政策精准性。定向降准政策在今年1月份已经完全到位。三是适时适度运用价格工具预调微调。发挥好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在金融体系稳步去杠杆的同时,有力支持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2018年2月末,广义货币M2、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分别增长8.8%、12.8%和11.2%。
下一步,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健中性,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量上要松紧适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保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对M2和社会融资规模提出预期数量目标,这是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变化。在控制好总量的前提下,结构上将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适当地、有针对性地支持经济中的薄弱环节,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对社会资本参与较少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适度采取“精准滴灌”,加大对扶贫、小微企业、“三农”、“双创”等普惠金融及绿色金融的支持,尤其向深度贫困地区作一些倾斜,助力打好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
第二是积极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提升中国金融业竞争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都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在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上取得了明显成效。首先,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和调控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是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有序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同时,努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的形成,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二是坚定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币汇率弹性有所增强,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使得汇率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三是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宏观审慎调控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的各监管部门应该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近年来人民银行有效实施宏观审慎评估(MPA),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和住房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已开始工作一段时间并在不断完善。
第二,扩大金融业开放,提升金融业竞争能力。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越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越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而且还不断累积风险。金融业开放有三条规律要遵循:一是金融业作为竞争性服务业,应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须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金融业开放要与防范金融风险并重,金融开放程度要与金融监管能力相匹配。如果我们遵循这些规律,就会不断将金融业开放推向前进。一是放宽金融业准入限制。我们已放宽了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限制,明确了银行卡清算机构外资准入政策,同时进一步放宽银行、证券和保险业股比限制。未来还将继续推进放宽市场准入等一系列的改革。当然,放宽或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并不意味着不要监管,外资机构准入或开展业务时,仍应按照相关法律进行和内资机构一样的审慎监管。所以我们放开股比限制,实际上是内外资一视同仁,内外资受到同样的审慎监管。二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施也在进一步完善,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期已上线运行,二期预计近期上线。未来我们还将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三是提升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债券市场方面,推出了“债券通”。股票市场方面,先后推出了“沪港通”、“深港通”。继去年6月明晟
公司宣布将A股纳入MSCI指数之后,今年3月23日,彭博宣布将逐步把中国债券正式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债券指数。外汇市场方面,不断扩大对境外交易主体开放力度。下一步还将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继续推动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
第三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三大攻坚战的首位。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些潜在金融风险主要体现为:一是宏观上仍然存在高杠杆风险。特别是企业部门杠杆率依然较高,部分国有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居民部门杠杆率较快上升都值得关注。二是部分领域和地区金融“三乱”问题仍然突出。例如,不规范的影子银行快速上升势头虽有所遏制但存量仍较为庞大;一些机构在没有取得金融牌照情况下非法从事金融业务,部分非法金融活动借金融创新和互联网金融之名迅速扩张等。三是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风险。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当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较为突出,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传染风险。
对于这些风险,我们要提高警惕,但同时应当看到,中国有很好的条件做好金融风险防控工作。一是我们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二是我们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三是我们有市场化、法治化处置金融风险的丰富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稳中求进,依法合规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具体来看:一是稳住宏观杠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
支柱调控框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通过市场化债转股、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直接融资、强化资本约束、规范表外业务与通道类业务等多种方式,使社会整体债务增长较快的情况进一步平稳下来,抑制风险隐患累积。二是深化金融和其他关键领域改革。认真贯彻落实《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从防范系统性风险角度支持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新体制。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增强国有企业债务约束。完善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推动建立防范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三是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尽快补齐监管短板。进一步明确“监管姓监”,优化监管力量,严格监管执法,抓紧出台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指导意见、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等审慎监管基本制度。四是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控,加强金融领域准入管理,清理整顿各类无照经营和超范围经营金融业务,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做好金融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心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稳步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坚决打好防范重大风险的攻坚战,保持金融业平稳健康发展。
谢谢大家!
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上的欢迎辞
易纲行长
尊敬的李强书记、小川理事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与各位新老朋友共聚黄浦江畔,共同参加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届陆家嘴论坛”。在此,我谨代表主办单位,向出席论坛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天,我们相聚在上海,上海是具有深厚的金融发展底蕴和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的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交给上海的一项重大使命。近年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跨境人民币使用、沪港通、债券通、原油期货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先行先试,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此,我们本届论坛的主题确定为“迈入新时代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各位来宾,今年4月10日,***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并同时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人民银行一直高度重视和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采取有效措施,继续支持上海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先行先试。一是坚持市场驱动的原则,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支持上海创新和试点人民币跨境业务和产品。发挥好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结算功能。充分利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投融资支持。二是稳步推
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外汇管理改革,拓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账户功能,推进资本项目管理便利化和可
兑换。三是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股市、债市、货币市场、汇市等领域,上海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我们将在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交易的便利程度和效率、法制和市场环境、交易的托管清算等基础设施方面加强建设,进一步发挥上海的市场功能,使上海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和市场中心。同时,在金融服务方面,上海具有人才聚集优势,拥有巨大潜力,在第三方支付业务、银行卡业务等支付清算领域和评级领域等方面对外资机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业务上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四是未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主线是按照国民待遇原则逐步放开股比限制和业务牌照限制。鉴于上海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许多外资银行、证券、保险、投行机构在考虑未来全球布局时,都把上海作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重点。因此,在金融机构建设方面,未来上海是中国和世界的亮点。五是在继续引领金融科技发展方面,上海也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上海各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开展金融科技研发和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未来还会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人民银行将继续支持上海以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出发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扩大金融业改革开放,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最后,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上的主旨演讲
易纲行长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国际看,美国、德国、日本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对就业的贡献率大约为60%—70%。从我国实践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发展迅速。截至2017年末,小微企业法人约2800万户,另外还有个体工商户约6200万户,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占全部市场主体的比重超过90%,贡献了全国80%以上的就业,70%以上的发明专利,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金融如何支持好、服务好小微企业?我想通过几个视角,就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谈一下自己的理解认识。
第一个视角,从金融结构方面,需要构建覆盖小
微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服务体系。小微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融资需求和融资方式不同。一般来说,小微企业融资遵循从内源融资、股权融资到债权融资的顺序。在创业早期,资金主要靠内源融资、自有资本的积累,以及亲朋好友的资助。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吸引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再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有了一定的资产、稳定的现金流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贷款、发债等外源融资才有大规模进入的可能。对于小微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金融机构要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才能适应小微企业的发展。例如,近年来我国私募市场发展比较快,2017年近200亿元,是10年前的70倍,对于适应小微企业初期的发展阶段,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个视角,要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提供更多的融资,使正规金融成为小微企业融资的主力军。同时,民间融资作为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补充。我国小微企业融资来自于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融资的比例大致为六四开,与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占比还有明显提升空间,比如台湾地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接近七三开。另外,正规金融和民间融资的融资成本不同。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平均在6%左右,网络借贷利率约13%,温州民间借贷登记利率15%以上,小额贷款公司等类金融机构利率则为15%-20%。正规金融提供的融资多一些,会降低小微企业融资的加权平均成本。
第三个视角,要坚持财务可持续,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内在动力。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8年左右,日本为12年左右。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年左右,成立3年后的小微企业正常营业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小微企业平均在成立4年零4个月后才第一次获得贷款,也就是说,小微企业必须熬过“死亡期”之后,才能获得贷款。 2018年3月末,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2.75%,比大型企业高1.7个百分点。因此,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也要能够覆盖风险,实现财务可持续。
第四个视角,要各方共同努力,用“几家抬”的思路来共同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一是央行从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考虑支持商业银行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力度。二是监管部门要考虑小微企业风险情况和风险溢价,给予差别化监管。三是财政部门给予小微企业贷款一定的税收优惠。四是商业银行要从内部转移定价和服务机制等方面提升小微企业服务水平。通过全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共同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第五个视角,以单户授信500万人民币以下贷款作为政策聚焦点和发力点。从国际看,美国小企业局聚焦于支持100万美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从国内看,单户授信500万人民币是政策聚焦重点,服务对象主要针对小微企
业贷款、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这三类服务对象共有近1000万户。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措施:
一是提高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措施精准程度。去年底,我们对单户授信500万以下的小型和微型企业贷款以及其他普惠金融贷款,根据金融机构发放的比例不同,给予不同程度的定向降准激励。这项政策从今年初实施以来,撬动增加资金约4000亿元,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二是加大再贷款和再贴现支持力度。建立小微企业贷款的台账管理,对于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可以获得较低资金成本的再贷款和再贴现支持。同时,将商业银行单户授信5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的合格抵押品范围,可以使银行业金融机构盘活小微企业贷款资源。
三是强化商业银行内部激励考核机制。商业银行除了小微企业部或者普惠金融部外,公司部、零售部、信用卡部、结算部等,都要积极为小微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商业银行的内部转移定价可以提供适当优惠。比如有的大型商业银行在内部资金定价上给予至少25个基点的价格优惠,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四是发挥好财税优惠的外部激励作用,对单户授信500万以下小微企业贷款的税收采取更优惠的税收政策。
通过以上这些综合性的举措,可以形成“几家抬”的格局,大大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同时,小微企业
也要积极增强自身“体质”,聚焦主业,规范经营,注重诚信,建立完善财务会计制度,主动对接银行信贷审批标准。有关部门要加快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打击逃废债和欺诈行为。
目前,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协商出台对小微企业改善服务、增加对小微企业贷款的综合政策。希望媒体朋友和社会各界关心政策的出台,监督各方面共同为小微企业做好服务,对我国的就业、创新、发展将会具有重要意义。
谢谢大家!
在Shibor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易纲行长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Shibor运行一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和进展,我们为此而高兴。我想谈这样几点想法:
第一,Shibor是市场成员的Shibor。在启动伊始,可能需要中央银行从中予以推动,这是必要和必然的。但实际上Shibor属于市场,是市场成员的Shibor,是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基准。大家应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以主人公的态度来看待Shibor的运行实践,各金融机构、同业拆借中心、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市场成员都应在Shibor建设中发挥作用。Shibor成功与否,关键靠大家的共同努力。
大一统时代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多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现在就中央银行的不同职能而言,二者关系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央银行是宏观货币当局,与商业银行是政策制定者与参与者、调控者与市场成员之间的关系;但在市场建设方面,二者并不简单地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市场框架下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这一大的定位和前提将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今后大家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一点。这要求中央银行更多地以服务、市场整体设计和监测的角度去工作,市场成员及协会以主人公和游戏平等参与者的角度去培育Shibor。
第二,Shibor与利率市场化的关系。现在存贷款利率仍处于管制状态,贷款管下限,存款管上限,目前仍然是必要的,它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降低了商业银行出现恶性竞争的概率。但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金融机构对存贷款定价的研究不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将越来越成熟。以前我们最担心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会恶性竞争,但现在一些大的商业银行都上市了,有董事会、独立董事、战略投资者(包括外资)等等,都会对商业银行的行为产生一些约束。现在商业银行可以花很少的资源在定价上,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定价必将是商业银行资源投入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其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以研究。实际上,Shibor可以提供一个基准。
Shibor必须要成为一个公认、权威的利率基准,来替代中央银行设定的存贷款利率,中央银行对利率的管制才能逐渐淡出。简单来讲,利率定价实际上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客户抱怨利率高时,商业银行就可以赖央行,因为利率下限是央行规定的。未来Shibor成熟后,大家可能就从赖央行变成赖Shibor。这一转变表面简单,但其背后蕴含的合法性、权威性和说服性是非常重要的,含义颇深:即Shibor处于公认的、完全权威的基准性地位。
什么是利率市场化?我原来的理解就是放松管制。但如果放松了央行对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管制,又没有其他可靠的替代基准,结果可能更坏。什么时候才能放松管制呢?就是新的基准基本成熟的时候,而Shibor就是一个重要的基准。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我对Shibor寄予厚望。
存贷款利率的格局还要维持一段时间,但利率市场化能否从贴现利率与Shibor挂钩开始呢?实际上贴现也是一种贷款,从此处打开一个突破口,对将来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可以为以后的存贷款利率改革提供经验。
第三,
Shibor与产品创新的关系。现在有很多以Shibor为基准的产品创新,希望将来看到更多。同时市场上还有很多应用其他基准的产品,例如以1年期法定存款利率为基准的浮息产品。以什么作为基准发行产品是发行主体的选择,但是在发行这种产品时,如果期限较长,例如10年、15年,发行主体就需要考虑到未来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当然,Shibor也有不确定性,应该多方面加以权衡。从国际经验来看,Shibor应该是一个方向。如果Shibor不成功,那就说明中国的货币市场不成功,债券市场不成功,人民币没有定价基准,人民币也不成功,中国经济也就不成功,所以Shibor建设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退路。
按照全世界的经验,应该以Shibor为基准进行产品创新。当然Shibor现在还有一些缺点,很多产品创新还在应用Shibor之外的其他基准,例如七天回购等,从市场的角度不应该排斥,应持欢迎态度,因为既然存在就必然有其道理,同时也会和Shibor形成良性竞争,有竞争大家才可以相互比较、借鉴,才能真正树立Shibor的基准性地位,不应该用行政手段予以压制。
在市场发展方面,大家应充分考虑
Shibor未来的发展趋势,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国际经验都是经过长时间市场检验摸索出来的,例如网上交易,发达国家就只有B2B、C2C、B2C等几种类型。当然,我们也可以自主创新,但也需要市场长时间的检验,最终成功与否取决于市场,所以大家在创新产品时,还是应该多学习国际经验。长远看来,Shibor对金融产品创新、衍生产品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把方向看准。
第四,Shibor与内部转移定价的关系。Shibor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一头连接着市场,一头连接着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我们很多商业银行都是全国性大银行,在区域、产品、存贷款、资产负债之间有很多内部转移价格,存差行和贷差
行会不断地给总行施加压力,例如存差行会要求提高上存利率。总行靠什么说服大家内部转移定价是合理、令人信服的呢?只有将Shibor引入内部转移定价,才能科学、合理、令人信服地平衡各部门、分行之间的利益关系,因为Shibor是客观的,是连接内外的价格。
内部转移定价是内部管理、系统管理、风险管理、包括经济资本、各项指标算法的依据。如果行内对Shibor认识比较统一,同时在定价方面又有一些核心技术的话,可以将其应用到内部转移定价中,这对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Shibor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人民币是中国的主币,这一点我们在考虑货币市场发展时必须牢记。原来我们只关注国内,但现在必须从全球的视野考虑。全世界很多货币都有其基准利率,例如Libor、Euribor、Tibor等。由于Shibor的推出,货币市场交易量去年有了大幅提高。比较而言,虽然我们货币市场的容量还不能与伦敦、纽约相比,但人民币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上一种重要的货币,所以要稳步推进中国资本项下的可兑换。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大,有大量资金流入,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个人都在看好中国经济,增持人民币资产。实际上,货币市场就是将来逐步确立人民币在全世界地位的基础性建设。
因此,一定要对
Shibor充满信心。Shibor能否成为基准、能否被广泛运用,直接标志着人民币市场建立、资本项下逐步可兑换、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全世界是否愿意持有人民币资产等等。在这点意义上,应该逐步确立Shibor的基准性地位。
第六,Shibor还将是其他许多产品和制度安排的基准。现在有很多产品都与人民银行制定的某种利率挂钩,人民银行调整利率时,就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平衡利益关系,要求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具备更高的业务素质和调控能力。但是,平衡利益关系涉及不同的利益集团,情况会越来越复杂,就需要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客观的基准,那就是Shibor。
所以我提倡,以后更多的产品,小到内部公积金、公益金、内部信托,大到理财、住房公积金、券商存管等,都应该多与Shibor挂钩。
第七,
Shibor报价的真实性和质量问题。一年来,看到Shibor进步很快,我非常高兴,同时也高度关注Shibor报价的质量和真实性。3个月以内的Shibor与交易价之间的价差较小,市场交易比较活跃;但3个月以上的中长端Shibor报价与实际交易成交价之间的利差仍然较大。Shibor是银行间市场的基准,银行间市场已经成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的主力军,它的一些老问题也反映在Shibor上。例如,有的交易价包含了一些超出市场安排的因素在内,包括与对手方的其他利益安排、利益调整等,所以能和这个对手方成交的价格,并不能与其他对手方成交,现在类似的情况依然存在。
我们希望
Shibor报价能够更单纯,而能否成交属于授信问题。银行根据对手方的不同信用加上风险溢价,这样是最规范的。我们不希望交易价中有其他更复杂的因素,包含利益输送、利益转移等,使得交易价与报价相差甚远。解决这一问题,涉及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授信、分行授权等等方面,有很多事情可做。关于交易价的透明度问题,有人说不透明不行,太透明了也不行。太透明,跟一家成交后,其他人都知道我的价格了,但实际上给小行加点、加风险溢价是正常的。怎样使得透明度合适呢?你既可以向全市场发布交易信息,也可以通过一个小窗口与个别交易对手进行交易,我们可以提供像路透等一样的系统便利。但从报价行的角度来讲,应该逐步使自己的报价和内部管理更加清晰,将价格中正常风险溢价之外的其他利益输送、利益安排等噪音排除出去,通过其他合法的非价格途径解决。
报价与交易价之间的差异、尤其是3个月以上的价格差异仍然是影响目前Shibor报价质量、可信度、权威性的主要因素,需要进一步改进。希望大家研究为什么3个月以上报价与同业拆借成交价关联度不高?怎么提高?中长端Libor与拆借成交价的关联度有多高?我们与它的差距有多大?
总之,同志们都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包括培训等,都很重要。
Shibor进步已经很快了,我相信现在存在的问题也能够比较快地得以解决,使得Shibor能比较快地成为货币市场基准,成为中国收益率曲线短端的基准。
在2018年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的讲话
易纲行长
尊敬的陈吉宁市长,各位来宾:
很高兴参加金融街论坛。我想借这个机会就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一个多月以来,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明确了下一步开放的时间表,许多政策已经落地,其它政策正在有效、有序地推进。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金融业取得的巨大成绩,实力的显著提高离不开改革开放。现在,我们站在改革开放新的起点上,我们叫作“新时代、新使命、新作为”。截至2017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超过了250万亿人民币,居全球第一位。全球十大系统性重要性的银行,中国占了四家,利润和资本指标都居于前列。中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居全球第二位,债券的市值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整个资本市场包括债券市场的结构、广度、深度和发达国家趋于一致。保险业按保费收入已经居全球第二位。中国的移动支付和许多金融创新在全世界居于领先水平。
当然,我们追求的不是规模的大小,就像今天主题讲的,我们追求的更重要的是高质量、高效率、安全可靠的金融服务。
在新时代,与经济金融发展的要求相比,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还有很大空间。截至2017年末,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总资产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为1.3%,2007年这个比重是2.3%。可以看出,虽然外资银行在中国也在发展,但是他们发展的速度要慢于我们银行业资产负债的整体发展速度,所以其比重是下降的。现在,境外投资者在银行间债券份额只有1.8%。这些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远远低于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不管用哪个水平来比较,我们的开放程度都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金融业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是提高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今后一段工作的重点。
在博鳌论坛上,我对金融开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作了一些说明,提出扩大金融对内、对外开放需要遵循的三条原则。在此,我对这三条原则作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条原则,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大家注意到这条原则对许多领域都适用。我们说金融本质上是一个竞争性的服务业,要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这个原则。
首先,金融是服务业。通过金融服务,我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节约时间。金融业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一个行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
业。概括起来说,金融服务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配置资源。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其中许多资源都是通过资金来配置的。金融通过资金的融通传递信息,发现和决定资产的价格,提供流动性,从而能够提高配置资源的效率。
第二个方面是管理风险。金融配置资源以后,资源可能配置的对,也可能配置的有问题,有的效率高,有的效率低,要不断动态地管理风险。金融是通过大数定律提供专业的服务,运用套期保值、降低风险、分散风险,从而达到管理风险的目的。
金融的配置资源和管理风险这两大服务的功能在整个现代经济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金融是一个竞争性行业。竞争体现在金融是多元化、多样化的,有许多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市场上需要的绝大多数金融服务都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提供的,所以必然要引入竞争,要竞争就必然要开放,对内、对外都要开放。我们相信通过竞争,中国的金融业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金融服务得越好,整个经济就发展越好、越有效率。所以我们说,无论对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只要能够改善金融的服务,都要鼓励进入。也就是,要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开放原则,对各种市场主体一视同仁,都可以依法平等地进入,在同等条件下
竞争。
第二个原则,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和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三件事要互相配合,共同推进。所以,也可以把这三件事说成三驾马车。首先我刚才讲了,金融要对内、对外扩大开放,在开放中对于汇率形成机制,一定要进行市场化改革。灵活的汇率机制是整个经济的稳定器,也是国际收支调节和跨境资金流动的稳定器和调节器,有了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很多的风险可以通过这个机制来不断释放,不断地有效配置资源。
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也要同步进行。人民币国际化要求我们稳步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如果有很多资本项目是管制的,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就名不副实;只有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金融业实行双向开放,汇率形成机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整个金融业才能协调发展。
在实践过程中,金融业的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的进度有时可能有快有慢,但总体上必须是相协调的。在中国,这个过程是渐进的,稳步向前推进的。
关于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1997年的泰国和现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会发生一些问题,可能因为僵硬的汇率制度,或因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开放程度把握得不好。我们在中国的金融对内、对外开放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这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
第三条原则,金融的开放程度要与金融监管能力相匹
配。
随着金融的开放,会出现跨市场、跨地域、跨国界的资本流动,会产生很多的金融创新。提高金融的开放水平,必须要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金融开放才能够起到促改革、促发展的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开放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监管,使我们的监管能力和开放水平相适应。
一方面,我们要做好自身的工作和自己的功课,打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补齐金融监管的短板,做好政策配套,不断健全与金融开放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会计体系,完善支付、托管、清算、金融统计等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各金融市场、在岸和离岸市场的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要更加学习探索、总结经验,提高我们的监管能力,培养监管人才。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金融的对内、对外开放,实行刚才说的这三条原则,绝不意味着国门大开、一放了之。在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金融管理部门,一是要加强依法金融监管,二是要坚持持牌经营。金融是一个特殊行业,一般经营管理的是别人的钱,只有一小部分是自己的资本金,有很高的放大倍数。这就说明金融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有很高的敏感性和外部性。正因如此,金融服务是一个牌照业务,一定要持牌经营。对金融业务开放,并不是说谁都可以来做这个业务,无论是内资、外资,做金融业
务之前都要取得金融管理部门的牌照,严格依法经营。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同时,我要强调一下,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和消费者的保护。
在消费者保护这个问题上,内资和外资也是一视同仁的,都要树立负责任金融的理念,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准确地传达给消费者,让消费者知道应该承担的风险和后果。金融的服务不是越复杂越好,而是越有效、越精准、越适合消费者的需求越好。投资者要树立收益自享、风险自担的理念,要加强风险意识,在选择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时候,要注意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天上掉馅饼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你看到一个投资机会,他告诉你又保本,又有一个两位数的收益,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问一问,它投资的是什么项目才能够有这样的结果。金融管理部门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推进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完善个人信息的保护,严格依法监管,严格执行金融市场的纪律。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遵循金融开放的基本原则,积极推动进一步的金融业的对内和对外的开放。
北京集聚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有条件在落实国家金融对内对外开放重大措施、加强国际金融交流和市场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感谢北京市长期以来对人民银行工作的支持,人民银行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北京市
的金融工作。刚才,陈市长的讲话对下一步北京市的金融工作做了部署,我完全赞同,将全力支持。
预祝本届金融街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
易纲行长
昨天,***总书记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正抓紧落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大幅度放开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
下一步,我们将遵循以下三条原则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根据习主席所说的落实开放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精神,以下金融领域的开放措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落实:
1.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2.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
3.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
4.为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从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即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从130亿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105亿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
5.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
6.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在今年年底以前,我们还将推出以下措施:
1.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2.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
3.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
4.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
5.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
此外,经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目前沪伦通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我们将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此前宣布的各项开放措施均在顺利推进,我们已经放开了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
放宽了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对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
目前,各部门正在抓紧修改法律法规相关程序,将在上述时间节点前落地实施。为促进金融业开放相关工作顺利实施,我们还将做好配套措施,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在放宽外资准入和业务范围的时候,依然要按照相关法规对各类所有制企业进行一视同仁的审慎监管。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我们可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在外交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媒体吹风会的发言
易纲行长
各位朋友,上午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共同负责G20峰会财金渠道的筹备工作。中国与G20各方一道同心协力,主要推动了以下四个议题: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推动金融部门改革、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将在G20进程上留下“中国印记”。下面,我介绍一些人民银行负责的重点议题情况。
第一个重要议题是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
“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是G20的共同增长愿景。G20各项工作的开展,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个总体目标进行的。中国担任主席国以来,团结G20各方力量,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加强宏观形势研判和政策协调。中国和G20对全球形势作出冷静、客观的判断,在关键时刻为市场注入了信心。同时,推动各方重申“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促成G20首次承诺“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中国协调G20就“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达成共识,将运用货
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等政策,“多箭齐发”共促增长。这是G20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上的重要共识,对增强信心和稳定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推动G20就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多项指导原则和一套用于识别政策缺口和监测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达成共识。
三是共同制定《杭州行动计划》,其中将纳入G20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而承诺开展的实际行动,是落实领导人宣言的全面行动纲领。同时,还将发布《杭州问责评估报告》,跟踪各项政策承诺的落实进展。
此外,中国还推动G20就维护开放、安全的全球贸易体系、提振高质量投资和促进包容性增长达成共识,并倡导各方推出了大量新的政策举措。
第二个重要议题是完善国际金融架构。
中国担任G20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和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是形成了《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总结提炼了完善国际金融架构五个方面的建议,为下一步继续推动国际金融架构的完善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是扩大SDR的使用。人民币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成为SDR篮子货币。G20各方支持进一步研究扩大SDR的作用。中国已同时以美元和SDR发布外汇储备、国际收支
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世界银行也将于近期发行SDR债券,这是时隔30多年后的首次公开发行SDR债券。
三是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中国引领各方不断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加强IMF与区域金融安全网之间的有效合作,促成清迈倡议多边化与IMF开展首次联合救助演练,这对于维护全球及区域金融稳定至关重要。
四是完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中国积极推动主权债的有序重组,并鼓励巴黎俱乐部适应不断变化的官方融资结构。
五是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保障IMF资源充足性。2016年1月IMF的2010年改革方案正式生效,成为早期收获的成果。我们将继续推动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支持将与IMF签订的双边借款协议延期,确保IMF资源的充足性。
六是改善资本流动监测和应对。G20普遍支持在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和分析,并在总结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改善对资本流动及其风险的应对。
第三个重要议题是推动金融部门改革
G20峰会因全球金融危机而生,金融部门改革一直是其重要议题。去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多次出现动荡,但全球金融体系本身稳健,体现出了韧性。G20各国一致认为前期的改革措施取得了成效。今年金融部门改革仍将是峰会的重点议题,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G20各国就建立开放且具有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
系达成共识。各国将继续及时、全面、一致地落实已达成一致的改革,包括巴塞尔Ⅲ和总损失吸收能力标准。同时,继续密切监测金融体系中的新风险和脆弱性。
二是总结宏观审慎政策的基本要素。全球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政策被广泛讨论和使用。在G20推动下,相关国际组织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各国的经验和教训,为下一步建立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将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三是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G20成员全面落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支持FSB与国际组织在增强中央对手抗风险能力、恢复计划和可处置性方面的工作,防范系统性风险,保障金融市场安全稳定运行。
四是大力推动普惠金融。我们推动制定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这是该领域的第一份国际性指引文件。我们更新了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使得该体系更加科学和完善。G20还就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制定了具体落实方案,便利中小企业融资。
第四个重要议题是发展绿色金融
今年,中国首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G20议程,并创建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杭州峰会将通过第一份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明确绿色金融的定义、目的和范围、面临的挑战,并为各国发展绿色金融献计献策,支持全球可持续发展。
总之,中国担任G20主席国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中国和G20成员一起,展现了大国智慧和领导力。我们将继续与各国密切合作,共同见证杭州峰会的成功举行。
综合施策 精准发力 进一步改进和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易纲行长
同志们,这次电视电话会议主题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6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宣传解读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五部委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最新政策措施,部署贯彻落实。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县,约有2万余人参加了会议,我们的共同目的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决策部署。刚才,建设银行、北京银行、浙江泰隆银行三家银行交流了工作经验,发言很好,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财政部刘伟副部长、银保监会陈文辉副主席也就财税优惠、监管考核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都非常重要,大家要认真贯彻落实。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小微企业
等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工作。***总书记指出,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李克强总理强调,各有关方面要形成合力,下大力气推进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工作,让企业真正得到实惠。韩正副总理、刘鹤副总理也就相关工作多次做出重要批示。6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点研究部署了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的五项政策措施。金融部门一定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总体要求,把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作为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抓手,抓好抓实抓出成效。
小微企业是经济新动能培育的重要源泉,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激发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2017年末,全国小微企业法人约2800万户,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合计占全部市场主体的比重超过90%;有数据显示,中小微企业贡献了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税收以及80%的城镇就业岗位;中小微企业完成了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金融部门要充分认识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切实改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相对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财务管理往往不够规范,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弱。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在3年左右,成立3年后的小微企业持续正常经营的约占三分之一。根据人民银行统计,小微
企业平均在成立4年零4个月后第一次获得贷款。小微企业要熬过了平均3年的死亡期后,才会通过银行信贷的方式获得资金支持。但是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小微企业在获得第一次贷款后能获得第二次贷款支持的比率占76%,得到4次以上贷款支持的比率为51%,后续贷款融资的可得率比较高。
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为2.75%,比大型企业高1.7个百分点,单户授信500万以下贷款不良率更高,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较难完全覆盖风险。这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背景,背后有深刻的经济规律。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是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金融部门要以更有力的举措、更有效的行动,久久为功、持续不懈,不断推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财务可持续,切实激发服务小微企业的内在动力。
二、准确把握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正确方向和重点任务
经国务院同意,近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发改委、财政部五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从货币政策、监管考核、内部管理、财税激励、优化环境等方面提出了23条短期精准发力、长期标本兼治的具体措施,进一步督促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
的金融支持。各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要用好用足这些政策措施,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握好正确的发展方向,明确重点任务,切实改进和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一)要在精准聚焦上下功夫,明确支持重点,这是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立足点
整体提升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关键是增强服务渗透能力,下沉服务重心,真正往“小”上转。2017年末单户授信5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借款户数占到58%,但贷款余额占比不足7%。从小微企业成长阶段看,那些从未与银行发生过借贷关系的初创期小微企业获得首次贷款是很不容易的。首次贷款后小微企业与银行的信用联系会逐步增强,更容易持续获得融资。考虑到80%以上的小微企业初次融资额在500万元以下,目前我们的政策着力打通小微企业融资的“最先一公里”,聚焦单户授信500万以下小微企业贷款,旨在打破金融服务“小微不小”怪圈,引导金融机构服务重心下沉,发放更多单户授信500万、10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
去年底,我们对单户授信5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以及其他普惠金融贷款,根据金融机构发放的比例不同,给予不同程度的定向降准激励,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今年一季度单户授信5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新增499亿元,达到去年全年新增额的71.7%,政策覆盖的小微企业户数得到快速增长。
我们近期将安排增加支小、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限额各500亿元,合计1500亿元,调整后全国再贷款再贴现的总限额接近1万亿元,并从放宽申请条件、扩展抵质押品范围、加强精准聚焦、创新借用模式等方面对再贷款申请考核进行简化优化。同时,将商业银行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
企业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的合格抵押品范围;支持盘活信贷资源1000亿元以上,将小微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由单户授信100万以下放宽至500万以下;改进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增加小微企业贷款考核权重等政策措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各金融机构要准确把握政策重点,建立精准支持政策和小微企业贷款发放的正向激励和联结机制,加强监测考核评估,完善细化具体措施,确保政策精准实施。
(二)要在增量扩面上下功夫,着力优化融资结构,这是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关键点
小微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融资需求和融资方式不同。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构建覆盖小微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服务体系。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运用、财税优惠激励,《意见》着力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供给,替代民间借贷等价格偏高的资金,从而“以量平价”推动小微企业整体综合融资成本下降。金融机构要切实贯彻落实《意见》要求,优先保障小微企业信贷资源,下放授信审批权限,聚焦小微企业中的薄弱群体,切实扩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和覆盖面。要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运用,改造信贷流程和信用评价模型,提高贷款发放效率和服务便利度。条件较为成熟的金融机构,要做好基础资产筛选和信息披露工作,积极开展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证券化业务,盘活资金优先用于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
针对初创期和成长期的小微企业,金融部门要着力培育
和壮大天使投资人群体,增加对初创期小微企业的投入,并完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退出机制,同时对创投基金所投企业上市解禁期与投资期限实施反向挂钩安排,促进早期小微企业资本形成。同时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持续提升新三板市场功能,规范发展区域股权市场,稳妥推动资产证券化,有序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结合辖内实际,修订操作细则,完善台账管理,为真正开展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做好服务,提高再贷款、再贴现使用效率。发挥好票交所在支持票据交易和再贴现等方面的功能,提高电子化效率。深入推进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金融机构要优化业务流程和内部管理,确保获得的再贷款再贴现资金真正用于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贷款利率水平要明显降低。
(三)要在考核激励上下功夫,打通“最后一公里”,这是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保障点
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积极性,是优化考核激励的关键,也是亟需打通的政策传导“最后一公里”,需要在优化外部监管考核和内部管理激励两个方面同时发力。
外部监管考核既要做好小微企业贷款“量”与“价”的监测考核,也要重视引导金融机构各部门形成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合力。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大银行不服务小微企业就没有未来”。大中型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头雁”效应,继续深化普惠金融事业部建设,向基层延伸普惠金融服务机构网点,带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切实降低小微企业
贷款利率。股份制银行要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增设社区支行、小微支行,扎根基层,服务小微。地方性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坚持服务地方经济和小微企业的发展方向,继续下沉经营管理和服务重心,重点向县域和乡镇等地区延伸服务触角。
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激励要“算好账”,注重提升业务条线和分支机构展业积极性。一方面,要针对小微企业贷款完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机制,实施内部资金转移优惠价格。另一方面,对分支行领导班子的考核要充分考虑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情况;要深化落实小微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办法;针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制定具体的奖励和支持措施,提高从业人员积极性。对政策执行较好的分支行,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安排专项激励费用、绩效考核倾斜、利润损失补偿等方式予以奖励。同时还要加强对小微金融从业人员的内控合规管理,严防道德风险。
(四)要在政策合力上下功夫,几家一起抬,这是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支撑点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加大货币政策支持同时,监管部门要考虑小微企业风险情况和风险溢价给予差别化监管,财政部门要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地方政府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小微企业融资能力。
《意见》提出,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
信额度上限,由1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金融机构要认真学习吃透政策,完善统计建好
台账,把政策用好用足,真正发挥好政策激励作用。同时也要加强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合作,更好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的担保增信、分散风险的作用,扩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
金融部门要主动配合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完善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的公共服务机制。推动加快小微企业服务平台建设,为小微企业提供统一便捷的财务、税务、人力、法律等综合服务,帮助小微企业规范内部管理。推动各级政府依托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共享、公开和开发利用。配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有关要求,“不合理的坚决取消,过高的坚决降下来,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
三、加大政策贯彻落实力度,确保实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扩投入降成本目标
***总书记多次讲“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金融部门要以贯彻落实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把总书记的深邃思想在推动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行动中一以贯之。能否完成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关键看银行,看在座的各位董事长、行长和在开到县级分会场的农村信用社的董事长。商业银行作为服务小微企业的第一线,决定给谁贷款、不给谁贷款。要真正落到实处,需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将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推动结出丰硕成果。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服务小微企业的使命担当。
《意见》已经出台,新政策多,涉及部门多,执行中需要协调推进。各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要切实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准确把握政策的内涵和要求,为小微企业提供更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加快制定实施细则,特别是在货币政策工具运用、考核评估、产品创新等方面要及时制定细化落实措施,将党中央国务院对小微企业的关注和支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
二要加强政策解读,切实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获得感。从我们调研情况看,“政策好,但小微企业不知道,不了解”的情况比较突出。各级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政府部门要加强政策解读,强化协调沟通,联合各类行业协会组织共同参与,开展有针对性、全面客观的宣传活动。通过加强政策解读,使广大小微企业了解和掌握政策,消除信息不对称,还能督促和推动我们更好执行和落实政策。各金融机构要认真梳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中的好的做法和典型经验,对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要加强总结宣传。
三要强化考核激励,推动提升服务小微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各分支机构要加大监测考核力度,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在各类评估、评级中的权重占比,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服务情况与宏观审慎评估、政策工具运用、发行债券、新设机构、监管评级等更加紧密结合,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约束力。从2018年三季度开始,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在季后20日内,将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的情况、成效、问题、下一步打算以及有关政策建议报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各省(市、区)辖内金融机构要将有关情况报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银保监会派出机构。
四要有效防范风险,优化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体制机制和生态环境。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需要持续推进优化金融生态环境。要严厉打击金融欺诈、恶意逃废债、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在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关注度和政策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的背景下,既要执行好、落实好各项支持政策,更要注重防范道德风险。各部门要持续推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于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弄虚作假、骗贷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毫不手软、严厉打击,依法依规查处。
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责任重大,我们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全心全意、千方百计地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要坚持不懈把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工作推向深入:一是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二是扩大小微企业贷款投放,三是适度降低小微企业贷款成本,四是有效控制风险建成为小微企业贷款的商业可持续长效机制。
同志们,小微活,就业旺,经济兴,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地,不断把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工作推向深入,为服务小微企
业蓬勃发展、促进创新创业和新动能培育做出应有的贡献!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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