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数字化转型 引领高质量发展
来源：大数据部 ??时间：2019-11-05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飞速发展，万物互联化、数据泛在化的大趋势日益明显。2017年7月，***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指出：“研究表明，全球95%的工商业同互联网密切相关，世界经济正在向数字化转型”。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数字化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全新历史阶段，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具有十分广泛的辐射带动效应，对提高我国经济效率、促进经济结构加速转变具有强大的驱动作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据课题组统计，***总书记先后三十余次在公开场合倡议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构想，要求全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为更好了解我国以数字经济破题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路径，2018年8月1日至20日，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师生组成联合调研组，先后赴福建、重庆、浙江、广东等地开展调研，就各地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存在问题和改进建议进行系统调研。
一、路径分析：三大变革助力提质增效
调研发现，各地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把数字经
济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全局之举和“牛鼻子”工程，在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以新动能推动新发展方面探索出了很多成功经验，对推动我国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推进质量变革，以数字化提升实体经济供给体系质量
一是围绕质量强国建设，在供给端构建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技术为依托的精细管理和质量控制体系。2017年，重庆市全市投入财政资金3000万元支持22家制造业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实现改造企业产品不良品率平均降低21.8%。以重庆玛格家居为例，借助此次智能化改造工程，企业实现了家具定制智能化生产，自动对每件订单进行审核、拆单、排产，实现按批次组织柔性生产，不但实现了产品零库存，还大大提升了产品全流程质量控制成效。
二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构建以大数据为主线的跨部门、跨行业、跨环节产品质量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推动全民消费向安全、绿色和中高端消费迈进。2017年，浙江省质监稽查总队和阿里等电商平台企业合作，先后开展了两次电商产品质量共治行动，电商平台将内部抽检发现的问题产品和企业通报稽查总队，通过质监执法人员对问题产品进行落地查处，从源头对互联网电商产品质量进行整治，取得较好成效。
三是大力推进以社会信用大数据为基础的质量联合奖惩机制，引导企业增强质量、品牌和标准意识，形成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2018年，重庆市质监局发布《工业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价管理试行办法》，上线重
庆市质量信用系统，汇聚行政许可信息329534条、处罚信息10463条、监督抽查不合格信息283条、奖励信息893条，建立健全企业质量信用档案数据库，将企业质量与企业信用挂钩，实现“逢办必查、触发留痕、奖惩反馈”全过程管理，大大增强了工业企业质量诚信意识。
（二）推进效率变革，以数字化促进实体经济要素高效流通
一是推动产业体系逐步向先进制造、柔性生产、精准服务、协同创新的方向转型升级，不断提升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行业附加值水平。近年来，重庆市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大力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目前全市已有200多家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每年增长20%以上。以重庆中冶赛迪为例，其“赛迪云”产品提供云化的ERP、MES、CAE分析等服务，将制造业沟通、分享、协作汇聚一处，连接各种工具、系统和服务，帮助企业将各领域、各行业的优势资源与能力集聚共享。据统计，重庆目前智能化改造项目完工后的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高32.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12.5%，能源利用率平均提高8.4%。
二是以新技术助推“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打破要素市场流通行业和地域壁垒，充分激发人才、资本、创新等要素活力，提高投入产出效率。调研发现，各地积极运用新技术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如广东省在微信平台推出民生服务小程序“粤省事”，民众只需通过微信端入口一键实名登录，即可进行高频事项全网通办。重庆两江新区深化拓展网审平台功能，推进网上全程办理，建立“不
见面”审批目录清单，营业执照实现“无纸全程电子化”办理，企业注册登记审批时限由法定20个工作日提速90%。
三是围绕产业全球化布局、跨国贸易、人才流动等构建全球化数据情报网络，实现物流、资金流、数据流融合汇聚，提升对外开放和对接全球贸易体系效率。如重庆与新加坡DCFrontiers公司合作建设了中新企业大数据平台，对中新两国全量企业、政策、项目等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向用户提供企业跨境投资招商信息查询服务，利用数字化和跨境信息流促进贸易和连通性，有效降低贸易和物流链成本。
（三）推进动力变革，以数字化加速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一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持续发展壮大，数字产业化成为新动能的核心部分。国家信息中心编写发布的《数字中国大数据报告2018》显示，目前我国数字经济产业主要集中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两湖五大区域。2015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类新增注册企业最多的七个城市分别是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成都、杭州、重庆。
二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催生了一批以消费升级、服务升级、产业升级为特征的产业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
重庆合川区将大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控制等传统制造业相结合，着力培育壮大“安全+”新业态。截止2017年，合川区大数据工控安全相关产业总产值达到22.7亿元，同比增长69.5%，对全区工业总产值增长贡献率达48.4%。再如杭州蚂蚁金服开创的“征信数据服务模式”，通过搭建征信数据共享云平台，为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为消费升级提供了强大助力。
三是数字经济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成为农村一二三产融合渗透交叉重组“粘合剂”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催化剂”。福建漳州将“互联网+”“生态+”与精准扶贫融合，形成了生产、生活、生态、生意“四生”融合的农村电商扶贫生态圈。2017年全市电商助力扶贫人数7664人，增收300万元，通过“网货下乡”帮助贫困户节约开支20%以上。
二、存在问题：六个脱节凸显体制惰性
调研组结合对福建、重庆、浙江、广东4个省市数字经济领域政府和企业人员的访谈调研，并运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对相关地方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目前各地在引领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在体制机制层面存在六个“脱节”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持续健康发展。
（一）行业统筹与属地管理脱节
当前，我国大数据和数字经济发展缺乏顶层统筹规划，导致新一轮烟囱林立、条块分割、重复浪费等问题。调研了解到，福建省、广东省、浙江省和重庆市分别出台了促进大数据和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实施方案和行动计划，但是当地干部普遍反映大数据与数字经济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边界模糊、标准不一，多头管理、同质竞争等问题。各地大数据缺乏统一管理，福建、广东和浙江省大数据发展主管部门分别为发改委、经信委和办公厅，而重庆市数字经济管理相关职能则分布在办公厅、发改、经信、规划多个部门。2016年以来，我委建立了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较好地发挥了共商共治、同心同向的横向协商作用。但是，区域间产业竞争过度而合作不足问题长期存在，2016-2018年数字经济领域政府项目招投标数据显示，各省市约68%的政府项目中标企业为本地企业，有些地方政府潜意识里对本地企业存在倾向性，行政主体间的“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乃至“以邻为壑”体制困境有待突破。
（二）管制思维与模式创新脱节
目前，政府自身管理体系和发展模式不能完全适应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需求，亟需转变行政管理旧体制。数字经济产生了新的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载体和市场交易规则，具有去中心化、跨区域和跨行业特征，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此外，数字经济GDP核算体系力不从心，免费服务、自助服务、分享经济无法被核算。调研发现，部分地市有大量从事教育、出行、医疗、金融行业等的数字型企业，被要求完全按照线下经营实体资格条件取得相应牌照和资质，提高了创业者门槛。调研时有企业负责人表示，现有税收制度都是基于区域行政的管理模式，大多数平台型企业跨地域的特征不利于数字型企业整合资源。上述管理机制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严重抑制数字经济创新活力的释放。
（三）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脱节
一方面，政府数据和社会化数据“两张皮”的问题较为严重。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数亿甚至数十亿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大数据应用层出不穷，但缺乏针对电商物流、移动定位、金融支付等社会化经济社会运行数据的统一采集、监测和分析机制。随着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程的深入推进，政府内部业务数据整合共享初见成效，但受制于立法、安全等原因，政府数据这一“富矿”迟迟无法面向社会化机构全面有序开放，导致很多数据公司“无米下炊”，只能依靠“数据黑市”等手段获取数据，严重影响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协同不够。各地数字经济行业发展普遍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应用；重监管、轻服务”的浮躁倾向及低水平重复投资问题。大数据项目“有路无车、有车无货”现象突出，政府投资偏好“形象工程”，带动产业集聚和民生服务效果不佳。通过我们调研统计发现，2017年福建、重庆、浙江、广东四省市大数据投资项目中，超七成为大数据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门用于应用开发的不足5%，投资回报率较为低下。
（四）招商引资与本地培育脱节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和大数据产业内生增长动力缺失、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较慢，各地方选择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路径时，重大轻小、重引进轻培育、重“外来和尚”轻“本地草根”的问题较为突出。通过调研发现，重庆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外生性尤为明显，45.1%的数字经济企业股东均来自外省，外省股东所占比例高于贵州贵安、天津滨海、上海浦东、四川天府四个新区。在走访中，几个地方的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园均争相引进华为、浪潮、紫光、阿里、腾讯等少数大企业作为“招牌”，但这些企业又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真正落地布局，导致很多地方大数据产业园出现“大企业不落地、小企业没活力”的尴尬局面。调研过程中多家企业负责人对各地方大数据产业容易出现的盲目发展、重复建设、同质竞争等问题表示了担忧。
（五）产业需求与科教资源脱节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在引领高质量发展中，产业创新驱动力不足，技术、人才与市场脱节问题较为突出。一方面，数字经济领域大学、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关系仍然比较松散。我国政府对有效的数字经济技术协同创新组织不够，导致对数字经济技术领域缺乏长期的跟踪和研究，不利于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课题组在浙江省调研时了解到，浙江省2014年以来开始谋划建设22个省级信息经济特色小镇，但是每个小镇年度投资进展不一，与大学和科研单位合作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不充分、人才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产业发展后劲不足。调研发现，我国数字化人才市场存在两个结构性错配：一是岗位需求错配，数据分析、数据处理、数据采集等应用型人才供不应求，而项目管理、系统架构等传统型人才则供大于求，这一现象在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尤其明显；二是学历层次错配，硕博士生等高学历人才供大于求，而大专、本科等技术蓝领人才则严重供不应求，如重庆市2017年数字经济类招聘岗位中，专科层次岗位占比达57%。
（六）产业培育与现代金融脱节
一方面，现代金融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长效健康机制尚未建立。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产业总体处于萌芽期，近三年融资成功的创投项目中，70%处于天使轮和A轮早期，现代金融支撑数字经济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与动力还未成熟。近两年来重庆数字经济创业公司中，仅有2家处于天使轮、1家处于B轮、1家处于C轮融资阶段，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企业投融资环境有待改善。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与现代金融融合发展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又带来了行业监管的潜在风险。数字经济与现代金融深度融合催生的大量金融科技衍生品存在很多潜在风险点，如当前大量爆发的网贷P2P平台风险问题。2016年至今，72.37%的平台存在失联现象，13.36%的平台存在提现困难的问题，也有部分平台出现终止运营、暂停发标或平台诈骗等问题。
三、对策建议：“六链协同”促进要素融合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其本质是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的协同发展。而上述四个链条的有机联动、有效呼应，有赖于在监管层推进以打破行业壁垒和区域壁垒为导向的“政策链”统筹协调，在实施层推进以互联网为基础、以大数据为主线、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数据链”穿插联动。基于此，调研组提出深化数字化转型、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六链协同”发展模式——汇聚数据链、整合政策链、联接创新链、激活资金链、培育人才链、集聚产业链。
图1 ?“六链协同”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
（一）汇聚数据链，着力推进国家大数据中心建设
加快推动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建设，既是我国信息化发展进入以大数据为特征新阶段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与高水平开放的全局之举和必由之路。通过数据资源汇聚、整合、共享和利用，围绕“六链协同”，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要素高质量融合，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实现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促进资源配置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整合政策链，强化顶层统筹和政策配套衔接
成立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开展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的全面领导决策工作，下设推进办公室，承担日常协调工作；整合小散数据中心，盘活政府自有数据中心及社会化数据中心中可为政府服务的资源；
设立数字经济专项科研基金，支持前瞻技术研发；加大补贴奖励力度，鼓励数字经济领域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搭建项目平台，向各行业企业推介数字经济关键机构和重点项目。（三）聚焦产业链，以数据链联接创新链
深化校企合作，形成产学研协同机制，尤其是发挥中介机构对创新成果转化的放大作用，通过技术转移、专利购买等方式提高技术扩散力，保障创新成果平稳落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成立实体研发中心，为新技术、新方法的孵化与发展提供创新土壤。另外，政府牵头成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创新中心，健全数据资源整合和开发利用机制，形成多企业、多领域、多维度的创新链生态圈。
（四）围绕产业链，以数据链激活资金链
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知识产权基金和协同创新基金等，构建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促使资金向具有竞争优势的实体经济企业汇聚。同时，鼓励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成立国家级产业大数据交易中心，以股份制方式运营，主要承担促进商业数据流通交易、公共数据与商业数据融合应用等工作职能，有效促进数据流通共享，助力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五）依托产业链，以数据链培育人才链
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加速形成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促使数据链各要素活力竞相迸发。依托重点产业的数据集群优势，建设国家级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训平台，备足产业链发展“发动机”。以全球视野创建国际一流的“国家数据大学”，打造国家级重点学科，加强基础研究，为
科研人才创造利于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吸引天下英才。同时，利用数据链寻找制约人才发挥作用的现实矛盾和突出问题，为各层次人才提供“代理式”“一站式”“全天候”服务，纵深推进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机制措施，促进产业链、数据链和人才链同频共振。
?附件1：福建调研分报告——政务信息资源整合为数字福建注入强劲动力
福建省近年来高度重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在探索以“数字福建”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早在本世纪初，在时任福建省省长***同志的亲自主持和推动下，福建省把信息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行谋划建设，全面部署“数字福建”建设，拉开了以“数字福建”为旗帜的信息化建设大幕。具体经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通过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机制全面统筹“数字福建”建设。首任“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由时任福建省省长***
同志亲自担任，此后历任“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均由一把手亲自挂帅。依托福建省发展改革委，设立“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数字办”），负责在数字福建总体框架内依职推进两化融合、电子商务、电子政务、通信网络、安全保障、社会应用等工作，各地市相应设立信息化主管部门。在此基础上，2015年福建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整合省直部门数据中心及信息中心的实施方案》(闽委发〔2015〕5号)，在全国率先开始整合各省直部门数据中心和信息中心，着力打破部门壁垒，创新政务信息管理利用体制，推行政务信息业务应用与管理分离，提高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效率。可以说，上下职能一致、业务衔接、分工负责的顶层组织管理体系，是保障“数字福建”全面有序推进，实现以数字经济引领福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二是抢滩产业布局，以信息资源整合共享与产业应用为龙头不断推进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2000年12月，***同志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听取省计委《“数字福建”工作方案》的汇报，同意提出的计划，即“十五”前三年，政府主要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导向；“十五”后两年，全面推广应用示范工程和应用项目的成果。2002年，福建省开始推进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等示范工程建设，以点带面，推动“数字福建”建设。2013年起，福建省着力推进数字福建（长乐、安溪）产业园建设。同时，先后出台了《关于支持大数据重点产业园区加快发展十条措施的通知》、《关于加快互联网经济发展十条措施的通知》等一系列扶持产业发展的政策，汇聚各方资源推进数字福建建设，推动建设了数字福建（长乐）产业园、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福州软件园、厦门软件园、马尾物联网基地等一批重点产业园，推动央企加大在福建省的投入，先后推动普天集团、中国电科、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三大运营商等央企在闽投资合作，带动易联众、榕基、星网锐捷以及中海创、南威、长威、伊时代、智业软件等一批企业发展。2017年福建省数字经济总规模突破1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1/3强，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福建省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
三是突出以点带面、连面成体，以区域化、链条化模式全面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2015年6月，福建省先行开展“互联网+”区域化链条化试点。目前，全省多个城市被确定为宽带中国、信息惠民、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等国家级试点示范城市，50多家软硬件企业产品技术在专业细分领域居全国之首乃至全球领先水平。“互联网+”区域化链条化试点推动了产业间融合，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2017年福建省信息化综合指数居全国第6位、互联网普及率居第4位、两化融合水平位居第6位、网站数量居第5位、省政府门户网站测评居第3位、境外电商和农村电商交易额均居第3位、7家互联网企业入围全国百强、数字经济总量居第7位。全省基本建成覆盖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主要领域的公共服务平台体系，互联网经济生态圈不断健全完善。附件2：重庆调研分报告——大数据智能化引领带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重庆市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联结点，是我国内陆城市对外开放的高地，在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业发展基础好，智能装备和产品制造等方面起步较早，是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中国最大汽车生产基地。作为老工业及国家现代制造业基地，重庆市制造业基础雄厚。但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下滑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各种不利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重庆市制造业面临巨大的转型升级压力。在这一背景下，2017年11月，重庆市委五届三次全会提出，要实施以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将数字经济发展定位成全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牛鼻子”，要求举全市之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具体举措如下：
一是政策精准发力，通过配套产业政策实现数字经济全产业链覆盖、全数据链整合、全创新链联通。2015年，为促进大数据产业发展，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出台《重庆市大数据行动计划》（渝府发〔2013〕62号）,积极推动大数据广泛应用,逐步完善产业布局和生态体系。2018年3月，重庆市政府印发《重庆市大数据智能化创新驱动引领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8-2020）》，提出到2020年，全市大数据智能化创新驱动引领发展作用显著提升，智能产业体系基本建成，大数据智能化应用更加广泛深入，基本建成国家重要的智能产业基地和全国一流的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示范之城，打造数字经济先行示范区。与此配套，重庆市相继出台《重庆市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创新实施方案》（2016年11月）、《关于鼓励智能终端生产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的通知》（2018年6月）、《重庆市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认定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4月）、《重庆市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实施方案》（2018年5月），制定《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认定管理办法》（2018年4月）等办法，通过一系列配套政策，鼓励传统工厂智能化升级促进企业对研发和生产等环节进行智能化改造和大数据应用，加快提升重庆制造业智能化水平。
二是打造产业载体，以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为龙头打造全市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体系。
2018年1月21日，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正式开园，园区总规划面积40.8平方公里，包括照母山、水土和龙兴三大片区，分两期建设，一期规划面积20.8平方公里，二期拓展区20平方公里。产业园将按照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规模适度、配套完善的原则，创新管理体制机制，重点发展数字基础型、数字应用型、数字服务型三大类产业，到2020年，该园计划数字经济类入驻企业达到3000家以上，引进和培育数字经济行业龙头企业30家以上，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00亿元。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的建设，是实施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对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提升互联网产业发展水平、助力重庆打造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制高点发挥了积极带动作用。
三是创新发展模式，多措并举加速数字经济领域前沿科技势能向经济动能的高效转化。
通过调研发现，重庆市各级政府积极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模式，通过推出科技创新券、打造公共服务平台等多种方式，以制度创新引领带动数字经济领域产业创新、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重庆市推出科技创新券，通过政府向企业发放创新券，企业用创新券向研发机构购买科研服务，科研服务人员持创新券到政府财政部门兑现的形式，发放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创新券、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创新券、科技型企业挂牌成长创新券，全面促进全市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全面强化数字经济领域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建设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重庆）的合作备忘录，成为工业互联网国家5大顶级节点之一；积极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与航天云网合作建设工业大数据制造业创新中心及云制造产业基地，引入腾讯建设工业互联网智能超算中心，引入阿里云联合重庆赛迪打造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平台应用及云服务。
附件3：浙江调研分报告——互联网思维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和政府治理创新
近年来，浙江省主动顺应引领全球互联网经济发展大潮，在全国率先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植入“互联网基因”的浙江，在互联网的浸润中迸发出无限活力。当下，以互联网经济为龙头的数字经济成为浙江经济新引擎，成为推动浙江经济转型的强劲动力。2017年，浙江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达1.25万亿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7.1%。在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中，网购和支付宝都是在浙江诞生，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浙江企业已经昂首迈入世界一流企业行列。作为“最具有互联网基因”的地方政府，以杭州为代表的浙江各城市在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时，有以下几方面经验值得借鉴：
一是创新体制机制，打造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城市“数据大脑”。
2017年1月，浙江省杭州市专门成立数据资源局（正局级），作为杭州市“最年轻”的正局级机构，杭州市数据资源局将承担拟定全市数据资源发展战略，负责全市政务数据和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和管理；组织协调全市政务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源的目录制定、归集管理、整理利用、共享开放；推动数据资源在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组织实施城市“数据大脑”等重大项目的建设等职能。通过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杭州市将“互联网思维”深深嵌入到政府数据资源整合的最底层，为推动全市政府数据化、产业数字化和社会数字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勇于“刀刃向内”，以互联网思维倒逼政府治理创新，不断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向纵深推进。为推动“互联网+政务”、“最多跑一次”改革，2017年5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召开全省推广会，决定全省政务统一部署移动办公（钉钉）系统，提高行政决策效率，打造“24小时”在线型政府。目前，浙江全省个人综合库、法人综合库、信用信息库数据归集基本完成，省直部门前100项办事事项的数据需求整理和数源确认工作已经完成，首批25个省级部门45个“信息孤岛”基本完成对接，市县本地系统和“一窗受理”平台对接，累计打通127套市级系统、98套县级系统，省市县三级开通网上申请的比率分别达到86.8%、73.7%、73.1%，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累计缴费量达4905万笔。
三是强化创新引领，全力推进信息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国家级示范区建设。
浙江是产业大省、创新大省，目前浙江科技创新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17年浙江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五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居全国第三位，知识产权和专利综合实力均居全国第四位。2017年8月，《浙江省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出台，这是全国首个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方案》明确，提出通过3至5年努力，信息经济在全省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凸显，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体制机制明显优化，基本建成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和全国物联网产业中心、云计算产业中心、大数据产业中心等，在“互联网+”、新型智慧城市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今年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加快打造新经济大省的总体战略，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全力推进。通过调研了解到，目前浙江省正在抓紧编制《浙江省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行动计划》及《浙江省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建设方案》。未来，浙江省将大力发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和一批重量级未来产业，积极争创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加快构建以新经济为引领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力争成为中国数字经济“领跑者”。附件4：广东调研分报告——“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产业”打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大通道
广东省是我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多年来，广东省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方面一直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规模多年位居全国第一，拥有一大批实力强劲的数字经济骨干企业。近年来，广东省着力加快打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并出台了《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其依托省内雄厚的产业资源、创新资源和数据资源，以“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产业”模式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取得了以下成效：
一是搭建数据平台，为全省政务服务优化、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强大动力。
广东省数据资源丰富，商贸、港口、航运、物流、海关、商检、医疗、金融、通信等数据规模和吞吐量均处于全国前列；省内拥有广州、深圳两大国家级超算中心，运算速度和综合技术水平全球领先。2016年4月，《广东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印发，提出到2020年要建成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数据中心，以及10个左右地市级政务数据分中心；?2017年11月，《广东省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方案》印发，提出2018年6月底前，要建成全省一体化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实现省、市、县三级联通，同级部门数据对接；2017年11月，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广东“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方案》，提出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破除“信息孤岛”，在全国率先打造“数字政府”。通过整合打通政府内部业务数据，广东省全力推进政务数据和社会数据平台对接，逐步实现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服务优化。在此基础上，广东省提出依托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通过“开放广东”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发布数据开放目录及普遍开放的数据集，优先推动医疗、卫生、环境、交通、旅游、文化、质量、气象、农业等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引导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主动开放数据，鼓励社会组织和相关机构建设行业性数据资源平台，促进行业数据共享与流通。
二是搭建产业平台，建立完善多层次、系统化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平台体系。
广东省明确提出了支持发展“平台经济”的理念，要求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发展专业化生产性服务平台，重点开展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检验检测、信息服务、咨询策划等服务平台建设，引导平台企业积极探索将数字经济服务产品与实体经济定制融合的互联网服务新模式。广东省提出，支持格力电器、TCL海外电子等制造业骨干企业建设协同研发设计平台，推动行业生产要素与资源集聚，发展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网络众包；依托华为、美的等制造业企业，推动大数据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设备增值服务等产业链全流程应用，建设一批制造业大数据平台，培育一批“数据工厂”；加快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深圳中心高性能计算能力和云平台能力的拓展应用，鼓励互联网龙头企业、基础电信企业向创业者和中小微企业开放数据资源、云平台和计算能力，推动全省企业“上云上平台”。通过建设印刷与柔性显示技术集成与研发公共开放平台、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化平台、全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和安全生产大数据平台等一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全力推进全省产业数字化进程。
三是搭建创新平台，建立数字经济领域政、产、学、研、金、用协同创新、协同发展的生态体系。
广东省提出，鼓励中山大学、深圳大学等省内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共建面向智能技术产业化应用的联合实验室，重点突破深度学习、类脑计算、脑机接口等核心技术，推动研发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等人工智能新产品。在数字经济领域支持国家级、省级“双创”示范基地和“双创”空间建设大数据创业创新孵化平台，支持面向全省的创新创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开展在孵企业、毕业企业、创业导师等指标动态监测。组织开展大数据创业创新大赛，遴选和培育一批优质大数据项目。明确要求，到2020年，全省要建成10个左右大数据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建成50家以上数字经济领域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创新创业大数据服务平台服务1万个创业项目，增加3000名创业导师。到2025年，建成20个左右大数据新型创业孵化平台，支撑大批创新创业项目落地。涌现一批服务经济社会民生的大数据新业态，培育超过10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建成100家以上数字经济领域创新平台。
作者简介：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调研组
调研组成员：组长：于施洋
副组长：陈强、魏颖
成员：王建冬、陈东、易成岐、窦悦、郭鑫、黄倩倩、李慧颖、王新玉、靳晓琨、张何灿等
本文发表于由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编辑出版的《数字中国建设通讯》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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