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领巾编织雷锋青春经纬，刻印永远的“镰刀斧头”

雷锋加入少先队时留影

一、雷锋曾经用过的《少年先锋队队章》，把大国领袖与一位士兵紧密相连

2019年9月2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雷锋纪念馆，在一个玻璃展柜前俯下身来，仔细查看里面的一件展品，轻声地说，“这个少年先锋队队章，我也有一本。”

展柜里这本雷锋曾经用过的《少年先锋队队章》，把大国领袖与一位士兵连接在一起，人们从中不仅获悉领袖与士兵有着相同的成长经历，而且得到一条探究雷锋成长的全新线索，去感悟平凡与伟大的生命如何辩证发展。

在心理学家眼里，人的一生好比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飞到哪里，都离不开风筝线的牵制。而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就是那根线，它会引导和影响人们的一生，这就是所谓源于生活中的“印刻现象”。

动物学家劳伦斯发现，刚出生的小鸡、小鸭等小动物对它们遇见的第一个活动的物体会产生跟随行为（不管它是否是它真正的母亲或者父亲,哪怕它仅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只电动鸡、电动鸭），并且在以后一直表现出对这个活动物体的偏爱和追随。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人的身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一切行为、情感和思维都与他从小形成的性格和行为习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决定性的“塑型影响”一旦形成，就会本能地、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不受控制地、稳定地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

雷锋的童年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巨大变化，刻骨铭心的爱和恨涂就了他对党对新中国感恩报恩的生命底色，与此同时，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组织生活，涵养了他的红色文化的“印刻”，塑型了他“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的人生价值取向。

二、加入少年先锋队雷锋确立了“政治”身份认同，开始接受主流政治价值观念，做“为了人民的利益走在前面的人”

雷锋是在1954年秋，就读清水塘完小五年一期时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当时是班上第一批少先队员之一。据张仲明老师回忆，入队宣誓仪式上雷锋抚摸胸前鲜艳的红领巾，代表新队员深情的讲话：“我是个孤儿，今天光荣地入队了，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孤儿不孤了。今后，我必定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争取更大的进步，做一个优秀少先队员。”“有了自己的组织，孤儿不孤了”话语不多，经典到位，足以说明14岁的雷锋对少先队组织属性以及入队所带来的身份转变有着高度的认同，在少先队组织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

“少年儿童队”是1949年 10月 13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颁布《关于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中规定的全国少年儿童组织的统一名称。4年后的1953年 6月，团中央决定将其改为“少年先锋队”。更改说明中对“先锋”一词做出了解释 ：“先锋是开辟道路的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走在前面的人。”在雷锋入队时，少先队员与普通的少年儿童有许多的不同，首要的少先队员是少年儿童中先进的部分，引领少年儿童，是少年儿童的榜样。因而入队标准很高，设置一定的审批手段。

其次，少先队员与少年儿童培养、教育的实施主体有所不同。少先队员的培养、教育主体是少先队组织，少年儿童的培养、教育主体是中小学学校。还有，少先队组织的特殊性决定了少先队员与少年儿童的本质区别是少先队员是具有一定政治倾向的少年儿童，即少先队员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少年儿童。

少先队员的政治倾向是由少先队组织的政治属性决定的。1954 年5月28日正式公布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对少年先锋队的性质做了说明:（一）少先队是中国少年儿童自己的组织，它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领导的中国少年先锋队。（二）建立少年先锋队是为了团结教育少年儿童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和健壮、活泼、勇敢、诚实的新中国优秀儿女。

雷锋说加入少先队“有了自己的组织”，实际等于说“我是组织的人了”，清楚表明自己对少先队“先锋”属性的认知与认同。雷锋纪念馆收藏的一张雷锋填写的《少年先锋队入队申请表》，还有雷锋为了纪念加入少先队特意拍照留影的照片，记录了雷锋少年时第一次郑重的政治选择。

少先队非常看重仪式的教育功能，强调仪式中的每项活动均是为了加深队员印象，达到教育和规训目的。少先队仪式中有两个重要环节：一个与身体有关，即敬礼；另一个与语言相关，即宣誓与呼号。我们不妨来一次穿越，回到雷锋当年入队时的宣誓场景，重温入队宣誓誓词。

据文献记载1950年确定的少先队誓词为：我是中国少年儿童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决心遵守队章，参加活动，在共产党和青年团的领导下，做一个好队员。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劳动。准备着，为建设祖国，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贡献出一切力量! 呼号由誓词最后一句演化而来：“准备着：为建设祖国的事业，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宣誓队员听到呼号后回答“时刻准备着”。1954年团中央对上述誓词做出了修正，去掉“好好工作，好好劳动 ”，改为“好好生活”，并将最后一句呼号改为“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雷锋是1954年入队的，宣誓誓词应该是后一个版本。雷锋庄严地在队旗下宣誓，响亮地发出“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呼号，表达的是14年时光积累沉淀的情感与意志交叉编织的信仰。宣誓仪式的神圣性，促使雷锋进一步确立和增进身份的认同，不仅如此，宣读誓词实际是某种程度政治“契约”的达成——成为组织的人，把生命乃至一切交给组织。正是循着这样的逻辑，在他转入荷叶坝完小后，作为全校唯一的一个少先队员，参与筹备组建荷叶坝完小少年先锋队时，以“老队员”身份对要求入队的同学们讲了这样一段话，这是少先队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成长培育和引导雷锋勾勒出的人生进步路线图：“对每个人来说，我认为一辈子有三件大事，这三件就是参加少先队、青年团和共产党三大光荣组织。”如何才能能达成夙愿，雷锋说，“只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三、在少先队组织里健康的成长，雷锋时刻准备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少先队是我们党创立并领导的以少年儿童为主体的群众性组织，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后备军，它的根本任务就是“立德树人”，培养少年儿童形成健全的道德人格。我们党从建立起就十分重视少年儿童组织建设，创办了北伐战争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儿童团、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等。1949年10月份，共青团出台《关于建立少年儿童队的决议》后，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形成。少先队组织受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与期待，毛泽东亲笔为1949年9月创刊的《中国儿童》杂志题词“好好学习”。

少先队教育渗透在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体现了少先队组织生命力，少先队通过活动对队员们进行教育，提高队员们的自身素养，使每一位少年儿童都能受益其中健康成长。

梳理雷锋的成长轨迹，可以看出，少年先锋队生活给予雷锋的教育影响是巨大的。雷锋道德人格形成，是在少年先锋队组织文化、教育文化、精神文化、活动文化浸润中完成的。尽管雷锋解放前后，追随共产党员彭德茂参加了儿童团，贴标语搞宣传、站岗放哨、勇助乡农会智擒顽敌等等，但那时的雷锋对党的认识还是朦朦胧胧的，在少年先锋队组织的教育下，雷锋逐渐懂得了人生的道理，懂得了红领巾对于他的意义。

张仲明老师有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当年为了组建少先队，组织大家学习队章，讲解红领巾的由来和意义，高年级举办了“我爱红领巾”中队活动，雷锋被低年部同学推选参加了这个活动。当“击鼓传花”知识问答花落雷锋手里时，雷锋大大方方走到会场中心，响亮地回答出他的理解：“光荣的红领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其实，少先队队礼也有着神圣的象征意义，五指并拢高举过头，它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讲，红领巾已成为少先队、少先队员甚至新中国少年儿童忠诚于党，热爱祖国的代称 。

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在现代社会直线型的发展逻辑下，作为国家未来建设力量和事业接班人的少年儿童必定得到重视。有资料显示从1951年“五一劳动节”游行开始，当少先队方阵进行到金水桥时，就会有一男一女两名少先队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献花（这一仪式持续到 1954年 劳动节）。而在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视察韶山学校时接受了少先队员给他佩戴红领巾。《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成为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最有温度的照片。无从考证当时已经北上鞍钢的雷锋是否获知这一讯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红领巾所象征的文化意义潜移默化地融入了雷锋的血液，“刻印”了他的“初心”，乃至于身影相随，陪伴他在部队时担任少先队校外辅导员，教育培养新一代红领巾，一直到生命的无限绽放和燃烧。

雷锋一生获得过许多荣誉，其中有两项与中国少年先锋队相关。一个是在荷叶坝完小获得“毛泽东时代的好学生”，一个是由于他担任校外辅导员的卓越表现，曾受到共青团抚顺市委的表扬，共青团中央追认他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人们都熟知雷锋在小学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我们小学毕业了，基本教育受完了，大家很高兴，感谢党、毛主席和老师。我们今天毕业真高兴，大家比我更高兴能升入高一级学校学更多的知识，更好地建设祖国。我响应党的号召去当新式农民——决心做个好农民，驾起拖拉机耕耘祖国大地；将来再做个好工人，建设祖国；将来再做个好战士，拿起枪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祖国，做人类英雄。同学们，让我们在不同岗位上竞赛吧!老师们，请你们看我的行动吧，我一定要做个英雄。”

这是一个红领巾“成人礼”般的人生宣言，他的神奇不在于规划或预言了一个红领巾的壮丽的人生，它的感动不在于洋溢一个红领巾学英雄做英雄的豪情，它的深邃哲学含蕴启发人们，个人志趣与人民的需要冲突时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听从雷锋的呼号，献上一个红领巾的致敬礼：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