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1808年。有一户姓曾的人家迁到了湘乡县南一个叫白杨坪的小山村。由于村子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所以稍有风吹草动全村便尽人皆知。刚迁来的曾家共有十几口人，家境一般。曾家的长者虽然已年过花甲，但白须飘飘，精神矍铄，一脸慈祥，仿佛一位仙者。
这位老者便是曾国藩的祖先曾竟希，也是曾家在清初最早迁到湖南湘乡的祖先。曾竟希有两个儿子，其中第二个便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人称星冈公。曾玉屏有三个儿子，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老大，曾玉屏的第二个儿子早年病死，第三个儿子曾骥云没有孩子。相比之下，曾麟书可谓多子多孙，他生有四个女儿和五个儿子，曾国藩排行老二，上面是一位姐姐，下面有四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但最小的妹妹早年夭折。
湘乡曾家祖籍衡阳，历代都以耕种为生，是靠天吃饭的农民，家境自然好不到哪去。自明朝以来，曾家人都与科举无缘，连个秀才也没有。直到曾竟希的祖父曾元吉一代，才开始逐渐摆脱贫穷。曾元吉夫妻靠勤劳的双手创下了一片家业，在湘乡大界盖了多处宅院，在衡阳购买了四十亩土地。在当时来说，也算家境阔绰。到了曾元吉年老之时，他把自己的家业全部分给了子孙后代。
在曾国藩的高祖曾辅臣去世三十二年后，他的独子曾竟希便带着全家十多口人迁到了湘乡县南百余里外的小山村白杨坪，在白杨坪买了很多便宜的土地。那时的曾竟希六十六岁。
曾家历来奉行节俭、勤奋，为人厚道。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是曾竟希的次子，他在年少时受到父辈影响，勤奋好学，努力上进。但后来随着家境日渐富裕，他开始变得好吃懒做，不求上进，常和纨绔子弟混在一起，染上了不少恶习。每日骑马到湘潭街上，和臭味相投的朋友喝酒划拳，常常是通宵达旦，日升高头还在酣眠。
转眼一年又一年，曾玉屏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感觉这种生活毫无意义，开始感到厌倦。一日，正在旅馆里睡觉的曾玉屏感觉口干，便下床去喝水。喝完水之后，他准备接着睡，却听见隔壁有人在谈论他。一人说：“这曾家祖辈都很勤劳，可如今却出了此等轻浮浅薄之子孙，真是家门不幸啊！”另一人也随之叹气。听到这些话，此时的曾玉屏再也睡不着了，他辗转难眠，想想这几年的所作所为，确实感到羞愧。在那时，名声比什么都重要。那两个人的话像尖刀一样刺中了曾玉屏的心脏，他不想给祖上丢脸，不想把祖上辛苦得来的家业毁在自己的手上。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曾玉屏终于醒悟，他决定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从此之后，曾玉屏成为了家里起床最早，干活最多的一个人，再也没有偷懒。而“早”字便成为曾家门训中八条之一。改过自新之后的曾玉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起初大家对他的行为有些怀疑，但毕竟他不像以前那么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了，对于这种转变，曾家人都为之高兴。
湘乡地处丘陵地带，大部分土地都是山丘，凹凸不平。要想在这样的土地上耕种，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可曾玉屏不怕困难，日夜不停地在山丘上耕种梯田。为了干活方便，他在山脚下搭了一间小屋子，不断地开山凿石拓荒。终于他开垦了一片大田地。种上作物之后，他亲自放水浇灌、除草、施肥，然后喂猪、养鱼，天天如此，从没有停过。
在曾玉屏和雇工的辛勤劳作下，曾家所有的山林、田产年年大获丰收。直到曾玉屏步入老年之后，由于身体缘故，他不得不放下地里的活，但仍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晚年，他将自己一生的治家心得总结为八条：祭祖、善待亲邻、早起床、勤扫庭院、读书、种菜、养鱼、养猪，告诫曾家子孙要恪守这些信条，并代代相传。
曾玉屏既是拥有百亩土地的地主，又是自耕自乐的农民。他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曾家子孙留下了精神财富，更为曾家子孙的半耕半读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因为有曾玉屏创造的这一切，曾家子孙才有了读书的资本。
由于曾玉屏的勤劳，使他得到了乡里人的重视和尊敬。曾玉屏刚开始在山丘上开地时，许多人都嘲笑他，认为他只是一时兴起。可正是由于这种嘲讽，让曾玉屏一鼓作气，历经磨难，终于把像鳞甲一样的小山丘改造成相连成片的田地，这时，乡里人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连连称赞。没过多久，他就成了地方上受人尊敬的大人物。
曾玉屏无论在整个家族里还是乡邻里，都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因为：
第一，他是将曾氏族人组成宗族的倡导者，并以筑宗、置祠、祀产之举成了曾氏宗族组织的领袖。
第二，曾玉屏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每次闹饥荒，他都恤孤济贫。遇见道路桥梁毁坏不治者，他都出资修桥补路，备受乡邻的尊敬。他常告诫子孙：“若是一定要等到富贵了再去想这些事情，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
第三，曾玉屏是一个富人仁者。由于他本人未能考取功名，在他年老时常“引为深耻”，自知这一切不能改变，便让子孙拜名师，多读书。此外，他和读书人交往密切，还喜欢把一些文人志士邀请到家中做客，听他们讲学。他对“老成端士”和所有读书人都以礼相待。
第四，曾玉屏非常注重邻里、亲戚关系。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他都会帮忙出钱、出力帮助。
因此，这时的曾玉屏已成为湖南湘乡白杨坪的精英，曾家的社会地位也是从这时开始提高的。
在曾国藩初入仕途时，曾玉屏就曾对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业。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即使在曾玉屏住京期间，他也不忘自己种菜，自己拾粪，终生勤俭，子孙无不敬仰。曾玉屏还总结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告诉少年曾国藩要“人以懦弱无刚为耻，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当年曾国藩离家准备进京做官时，他来到祖父曾玉屏的面前，和祖父告别，等待祖父大人的临别教诲。曾玉屏说了一句话，正是这句话影响了曾国藩的一生。曾玉屏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当然，曾玉屏此类让后人受益的话还有很多，这些话都成为曾国藩的座右铭，让他受用一生。
曾玉屏的言传身教，让曾国藩感受颇深。他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唯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又言：“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曾玉屏的长子，曾玉屏从小对其要求严格。由于曾玉屏年少时放弃了读书机会，所以知识贫乏。年少的他还未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直到后来他成了具有威望的人之后，乡邻遇事便向他求教，他才为自己知识贫乏、没有功名而后悔。他痛恨自己早年弃学，所以他对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寄予厚望，希望他有朝一日考取功名，为祖上争光。为此他四处打探，花重金为曾麟书聘请名师，并督促曾麟书刻苦读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尽管曾麟书每天勤学苦练，但却成绩平平，并无读书天分。虽然他曾参加过十多次童试，都名落孙山，但他仍然日夜苦读。直到四十三岁那年，他才成为补县学生员。而次年，他的长子曾国藩便入该县学。曾麟书自知没有读书的天分，于是，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便“发愤教督诸子”，然后在家做起了私塾先生。
曾麟书虽然没有谋得一官半职，但他是曾家五六百年以来出的第一个秀才，因为正是由于他才改变了曾家的历史。从此，曾家人才辈出，成为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
作为私塾先生的曾麟书，非常重视对子弟的基础教育，他督促子弟学习，耐心细致，多年以后他的子弟仍念念不忘他的教诲。同样，他对曾国藩兄弟五人的教育也非常严格，正是由于其父的严格要求，才为他们打下坚实基础。曾国藩五岁那年，便在父亲执教的私塾里读书，一读便是十五年，直到二十岁才到衡阳求学。多年以后，曾国藩还想起父亲的谆谆教诲。曾麟书告诉子弟们：“读书是为了尽忠报国，为了做一个明事理的君子；读书能开阔胸怀，拓宽视野，所以人人都要多读书，而且要读好书；读书贵有恒，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有所长进。”他还说：“有志进取亦是圣贤；如果能有志，就能读好书，就能做到代圣贤之言，孝悌之心，仁义之理，皆能透彻。”曾国藩在外求学时，父亲给他的信中就特别强调：“只管用心读书，不用考虑其他的任何事情。”在曾国藩、曾国荃及曾国华应考时，曾麟书分别给他们写信，要他们“临切揣摩墨卷，一心读书，切莫分心外务，因为心志不专则业不精，心驰于外，则业荒于内。此不可不知所戒也。”甚至曾国藩在京做官时，父亲在信中仍强调：“祖父去世后不必回归，家中一切不必挂牵，嗣后尔写出信，只教诸弟读书而已，不必别有议论也。”
曾麟书因势利导，鼓励每一位子弟在学业上都获得进步。曾国荃以前写的文章并不好，但后来经过其兄曾国华的帮助，渐有所长，曾麟书得知后便写信表扬他。在子弟们的学业上曾麟书从不吝惜钱财，只要是对他们学习有利的，他总是千方百计为他们创造一切条件，让他们专心读书，多长学识。当时的曾麟书虽然继承了父亲曾玉屏的所有家产，但是他要供养五个儿子读书，所需费用巨大，因此家境也不如以前富裕了。尽管如此，只要是孩子们读书所需，他都尽力满足，以勤俭著称的曾家，在这一点上绝不节省。
历经多次应试的曾麟书意识到，要想金榜题名，学有所成，必须熟读《四书》、《五经》，讲究制艺字，讲究作八股文和时文。他曾告诫曾国藩及其兄弟，读书一定要把道理弄明白，然后才能易记于心，如若不然就是浪费时间，毫无用处。对于这些忠告，曾国藩时刻铭记于心。后来，曾国藩还根据父亲这些忠告制订了一套教育子孙读书的方法，对曾家后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根据亲身实践，曾麟书在教育曾国藩兄弟读书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其受教育者须循循善诱，不重在求速成效，而在于教之有常，学之有心。教之有常，自然有效，学之有心，业必有成。”待曾国藩兄弟大都考取功名之后，此时的曾麟书已到晚年。但他仍然乐于育人，他担当起了教导孙辈的重任，并且还管理着家里的农事，将曾家半耕半读的生活延续下去。他依然是“杜门不出，课孙子，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
曾麟书一生除了刻苦读书、勤劳耕种、教子育人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体现在“孝”上，这一点深深影响着子孙后代。曾玉屏治家是出了名的严格，特别是对曾麟书要求更为严格，近于苛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其子，竟日，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词”。而曾麟书对这个严厉的父亲却没有一丝讨厌反感之心，且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徐进，愉色如初”。
曾玉屏一直身体健康，乐于农事。但到了晚年，却不幸患有中风病，只能每日卧病在床。曾麟书照顾着卧病在床的父亲，几年如一日，虽非常辛苦，但他从不言苦，照顾得细致入微。在曾玉屏瘫痪的第二年，病情愈加严重，以致后来连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用眼睛示意他要表达的意思和需要的东西。由于曾麟书一天到晚总在父亲身边照顾他，所以父亲的一个眼神他就能明白是什么意思。晚上老人小解多达七次，他总是亲自照料。曾麟书时刻让自己保持警惕，父亲身体稍有一动，他便能从父亲的眼神里看出父亲的需要。如果父亲要小解，他便及时送上便器。如果父亲要大解，他便为父亲挡风寒，并为父亲换上干净的内衣内裤，并亲手去洗父亲的衣裤。直到父亲睡着了，他才稍微闭目休息。
曾玉屏生病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曾麟书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安心吃过一顿饭。对待生病的父亲无微不至，毕恭毕敬，一开始是这样，三年后还是如此，直到父亲离开人世。那时的曾麟书已到了花甲之年，做到这些真是太难得了。
曾麟书是曾氏家族史上一个关键性人物，他担当着承前启后的重任。他将曾家良好的家风传承给后人，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晚清重臣，与曾麟书的谆谆教导密不可分。每当曾国藩遇到进退两难之事，便向父亲讨教，曾麟书便耐心指导他，让曾国藩佩服不已。晚清重臣左宗棠等人也对曾麟书心生敬佩。不仅如此，当年咸丰帝在上谕中也多次称赞曾麟书，说曾氏“一门忠义”。曾家的崛起是中国旧家庭的典型，这与曾国藩祖父、父亲的影响分不开。曾国藩的身上既有祖父的坚强刚毅，又有父亲的忠孝诚实，他将这两种品格集于一身，并发扬光大。曾家要求后人世代要以耕读为本。人活着就要吃饭，而耕就是吃饭的本事，如果连吃饭的本事都忘了，那活着的意义何在。读书是考取功名的根本，是事业发展的阶梯，进可求取功名，退可以农耕为生。所以对于曾家来说，耕读必须同时进行，二者缺一不可。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时期，曾家的家规就已形成，“男子耕读，女必纺织”，他还立下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祀、敦亲睦邻，要求曾家人必须遵守，并认真执行。
后来，曾国藩把祖父创立的家规，归结为八字诀，后人戏称“八宝饭”：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如果一个家庭有了这个“八宝饭”，便有了聚宝盆，吃不完，用不尽，代代相传，受益匪浅。
书：即读书。旧中国的家庭，无论穷富，堂屋中间都有一个祭奉祖宗的神龛，在神龛两边，几乎都有如下对联：
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
耕读文化是农业社会的真实写照。“天下之本在家”，而耕读就是让家庭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这里的“耕”，指的是生活基业；而“读”，指的是基本教育。旧时的家庭受“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的影响，大部分人都读书，只是读书时间有长有短，读书的数量有多有少。曾国藩在一些诗句中也常提及“耕”和“读”，半耕半读便是曾家后人一贯坚持的原则。
蔬：即蔬菜。旧时的农业社会，商品交换还很落后，交通也不方便，而且当时政府也推行“重农抑商”。在这种情况下，自给自足就显得尤为重要。曾国藩祖父曾说：“凡蔬菜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一个半耕半读之家，有庄稼，有蔬菜，是何等幸福之事。
鱼：即鱼。诗经有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鹰在天空飞翔，鱼在水中腾跃，这便是农耕之家所追求的兴旺景象。曾国藩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说明养鱼的重要性，不仅可以一饱口福，还可以增加生机，家道便会兴旺发达。
猪：自古以来，猪在农村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在农村仍有许多户人家养猪，有的是为补贴家用，有的则供自己享用。早在古代，每逢腊月，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便会聚在一起，宰牲祭祖，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一年的丰收，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果实，乐在其中。
早：即早起。和太阳一同升，与太阳一同落，不仅能为家人增加生气，还令作物充满生机。早起来到田园之后，呼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看着自己种植的庄稼生机盎然，心情自然一番愉悦，这里也有养生之意。早起也意味着勤劳，正所谓天道酬勤。当时的社会没有具体的时间概念，便以早起当勤快。
扫：即保持环境干净，心灵也要纤尘不染，这样就不会有疾病。不仅要扫除一切污垢灰尘，还要扫除心灵的灰尘，修身养性，安心读书。那时的农村没有医疗设备，生命都依靠自然而生存。这样就必须保持环境清洁，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疾病的产生。同样，心灵的尘埃也要经常打扫，以保持清醒和健康。每年冬天，千家万户都要来一次大清扫，屋前屋后都要进行一番清扫，表示即将告别过去，走向新的开始。万象都始于新，新年里有新风貌新气象，一切都是个良好的开端。
考：即祭祀。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的治家之法中便有修诚祭祀。古往今来，荣获功名之人都是以孝为先，他们在考取功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祭祖先。在祭祀先祖的同时，便会想起先人的谆谆教诲，就会按照祖先的意愿走下去，不敢做出有损祖上脸面的事。
宝：即善待亲族邻里。“人待人，无价之宝。”这是曾玉屏的原话。他认为，人不是独立的个体，个体生存率不高。只有人成为群体，生命才会永久不息。
曾玉屏规定的这八件事，曾家所有成员必须做到。立于曾玉屏的威信，曾家人没有不遵守的。不迷信的曾玉屏还规定曾家成员不能和算命的、看风水的、巫道、巫医、和尚、闲客六种人来往。为了便于记忆，曾国藩把曾玉屏规定的“八件事”编成了一句口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曾玉屏所创立的家规对曾国藩及其后人影响很大。当曾国藩的弟弟成为地方大吏时，曾国藩仍然严格要求曾家人要勤俭持家，每日劳动。官位高高在上的曾国藩每年都有好几身官服，但他却让他的女儿及媳妇为他做衣，唯恐她们忘记劳动。在曾国藩点了翰林时，曾玉屏怕大家会忘记吃饭的本事，便提出：“曾家出了翰林当然高兴，但是高兴之余不能忘记耕田之事，曾家仍以耕田、种菜为生，不能靠做官吃饭。只有吃自己种的粮食才香甜，正所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做官自然是好事，但做官的同时不能忘记耕田。”后来，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其弟曾国荃也官至巡抚，他们每年都有用不尽的朝廷俸禄。但这时的曾国藩仍然不忘祖上的家规，写信给家里，说即使是在曾氏“极盛”之时，也不能忘记曾家“不能靠做官吃饭”的家教，曾家后人要牢牢记住“八字家诀”，并在“作田上用功夫”。耕田、种菜是生活之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了吃饭的本事。
在曾国藩的书信及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祖父的“耕织家庭”的赞美，尽管那时候家境贫穷，生活艰难，但是家人之间却和睦相处。曾家祖上给予他的礼义廉耻、勤俭质朴、孝悌尊友、忠君爱国的家规都是宝贵的财富，让他一生受用不尽。曾国藩祖上世代以耕种为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因为年少弃学，所以一生与功名无缘。因此他决定让曾家后人努力读书，考取功名。尽管曾玉屏苦心教育，曾麟书苦心读书，可由于曾麟书资质浅薄，到了四十三岁才成为秀才。为此，曾玉屏和曾麟书便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曾国藩的身上，因为他们发现曾国藩从小就天资聪颖，和其他的小孩子有所不同。
曾国藩在五岁那年就开始学习认字，并取学名叫子城，字伯涵。因为“城”和“成”谐音，可见曾家人对他寄予厚望。
曾玉屏为了让曾国藩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在曾国藩六岁那年，不惜重金聘请了在长沙很有名气的私塾老师陈雁门做曾国藩的老师。之后，由于曾麟书屡考不中，便放弃了仕途，设立私塾，在家当起了私塾先生。七岁的曾国藩也在这里读书。
曾麟书深知自己远不及儿子有天分，考取功名已没有希望。于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儿子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因此，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儿子曾国藩身上。曾麟书对儿时的曾国藩要求严格，规定每天必须读多少书，背多少诗文，若完不成，则不许睡觉。在读书方面，他只会死记硬背，不会掌握要领，所以他也让儿子跟着他死记硬背，除了吃饭的时间以外，其余时间都在读书背诗。父子俩人一起读书，相互提示，共同进步，那样的日子让晚年的曾国藩十分怀念。
曾国藩在读书方面确有天分，一方面年纪小，脑子灵活，记性也好；另一方面由于父亲的苦心教导，所以他九岁时便读完了《五经》。之后，曾国藩便学做八股文。十四岁那年，他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文人。就在这一年，曾麟书的好朋友欧阳凝祉来湘乡看望曾麟书，曾麟书便把儿子曾国藩介绍给欧阳凝祉。欧阳凝祉是位很有名气的学者，在衡阳、湘乡名声很大。他不讲究功名，只爱习文作诗。他功名不高，但很是自负，平生很少夸赞别人，但是他看了曾国藩作的诗文之后，一反常态，对曾国藩的诗文大加赞赏，言语之间都流露着喜悦。并当场亲自出题考问曾国藩，而曾国藩对答如流，这位大学者对他赞不绝口。他对曾麟书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功成名就，大有作为。于是便和曾麟书商议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国藩。后来，欧阳凝祉之女便成为曾国藩的结发妻子，也给予曾国藩很多帮助。
曾国藩十六岁那年，参加了长沙府举行的童试，结果名列第七。这让曾麟书欣喜不已，与此同时，曾麟书也担心儿子跟随自己读书，会耽误前程，于是和曾玉屏商量，为曾国藩另请老师。经多方打听，他们得知衡阳唐氏家塾有个叫汪觉庵的老先生，此人最擅长教八股文。于是道光十年（1830年），十九岁的曾国藩便远赴衡阳，拜在汪觉庵老师门下学习。
经过汪觉庵老师的一番教导，曾国藩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当他学完了所有的课程之后，便回到了本县，就读于涟滨书院。在此期间，曾国藩为了激励自己，为自己起名为“涤生”，意味着他要告别过去，重新做人。我国在很早的时候便有了给孩子起乳名的习俗，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几乎人人都有乳名。一般长辈为孩子起的乳名都简单易叫，而一些比较讲究的人为孩子起的乳名就具有一定的意义。有的乳名便借助身边的风景和事物来取，这些一般都很好记；有的乳名像“阿狗”、“阿猫”之类也有说法，“名字越贱，命越硬”；这些表示好养活；有的乳名便是被长辈寄予厚望，意义深远。曾国藩的乳名是别具一格，颇有意义的。当时的曾国藩虽然出生在农民家庭，但是他的名字却非常不一般，长辈为其起名为“宽一”。
曾国藩的乳名到底是哪位长辈起的，现在也无从考证，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是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所起，因为当时的曾家一切都是曾竟希说了算，加之他对这个重孙子十分疼爱，所以重孙子的乳名自然归他起。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寓意深刻，耐人寻味。首先“宽”字具有多重意义：宽阔的胸怀——他希望这个重孙子能拥有宽阔的胸怀，既要容人所不容，又要容天下之事，做人宽宏大量，正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具备这种度量的一定能平步青云；宽裕的生活——老人希望这个重孙子能够拥有富裕的生活。“一”字也意义深远，代表着忠诚、专一，也代表有地位，老人希望这个重孙子将来能有所作为，能一心为国，能一匡天下。或许也代表了曾国藩在曾家子孙中的地位，因为曾国藩是曾家的长子长孙。
“宽一”这个乳名正是曾国藩一生的真实写照。不得不令人称奇，也许这一切早已是命中注定。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的深夜，人们都已经进入梦乡，除了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之外，一切都格外静谧。曾家大院也像平常那样安静。
屋内，有一位古稀老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像在做噩梦。不一会儿，这位老人突然一下坐了起来，额头全是汗。老人此刻已睡意全无。于是他穿好衣服，便来到了院中。
老人究竟做了什么梦呢？想起那个梦，老人不禁打了个寒战。满天的云雾缭绕在曾家大院的上空，压得他喘不过气。正当老人抬头看天之际，突然看见了一条巨大的蟒蛇盘旋在空中，那足有碗口粗的身子在空中盘旋了好几道，之后便一下子来到曾家院子的上方，突然把头伸进了屋里，双眼幽蓝的光芒盯着老人，浑身黝黑，嘴里的红芯子嘶嘶响个不停。老人一时之间不知何去何从，只愣在原地不动。
正在这时，老人就醒了。但是，为什么会做这种奇怪可怕的梦呢？想起此梦，老人还心有余悸。此时太阳就要升起来了，老人顺手拿起一把扫帚，清扫满地的落叶。扫了一会便感觉腰有些疼痛，想休息一下。就在他抬头的瞬间，他看见有一条巨蟒顺着房顶进入了院子。他连忙擦了擦眼睛再仔细看，原来是老藤树，它攀在白果树粗壮的树干上，通过正房伸出了院子。老人不由得想起梦中的那条巨蟒和这株老藤是多么相像。可这个怪梦还是让老人百思不得其解，正当他为之疑惑之际，从西屋内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那声音清脆响亮，非常有力。
此时，从西屋内走出一老妇人，向老人报告喜讯说，“生了个胖小子。”
当老人听说是个胖小子时，紧张的心一下子放松了，绷紧的脸也露出了笑容。两位老人一前一后进了西屋。婴儿闭着双眼躺在母亲的怀中，他宽宽的额头、小小的嘴巴、小小的鼻子让老人心生疼爱。昏黄的烛光照耀着整个屋子，老人再一细看婴儿那光亮的皮肤，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夜梦到的蟒蛇身上的光泽。老人不假思索地说：“难道这个孩子是蟒蛇转世？”屋内的人被老人的这句话吓了一大跳，老伴生气地说：“这好好的大胖小子，怎么就和蟒蛇连一块了呢？”面对屋内人的疑惑不解，老人便把昨晚的梦和刚才在院子里看到的情景说了出来。大家听完之后，你看我，我望你，也都六神无主了。因为许多人都知道历史上有两个大人物据说都是蟒蛇转世，一个是西汉末年的王莽，一个是唐朝名将郭子仪。而现在这个婴儿也是蟒蛇投胎，谁也不知道他会成为不得善终的王莽，还是成为人人称赞的大将郭子仪。
老人看到了大家脸上的疑惑，便笑着告诉众人，当年郭子仪出生时，他的爷爷也做了一个关于蟒蛇的梦，然后便是郭子仪成了大富大贵的大元帅，光宗耀祖。这表明这个孩子将来一定像郭仪子那样是个大富大贵之人。这是一个好兆头，将来曾氏家门一定会被他发扬光大，众人听后纷纷点头。
这位老人便是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那个婴儿便是曾国藩。曾竟希对曾国藩寄予厚望，希望他长大之后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曾国藩出生时，曾祖父曾竟希七十岁，祖父曾玉屏三十七岁，父亲曾麟书二十一岁，曾家可谓是四世同堂。
从此以后，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便成了这个村子议论最多的话题。一传十，十传百，于是整个村子都知道曾国藩是蟒蛇投胎。白杨坪也被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我国古代，人们都比较封建，大家对转世投胎深信不疑。人们相信“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所以对于曾国藩是蟒蛇投胎的事信以为真。
更让人奇怪的是，曾家后院的那棵老藤，它一直缠绕在白果树上，远看真像一条巨蟒，本来早已枯萎。但是在曾国藩出生后，它又奇迹般活了过来，褪去枯枝败叶，重新吐露新枝，冒出新叶，焕发青春活力。在曾国藩去世后，这条迎风摇曳的老藤突然间叶子全落了，没几日便又枯萎了。老人们都认为这是巨蟒投胎的曾国藩和老藤心灵相通，所以曾国藩出生时，老藤就活了，当曾国藩去世后，老藤也死了。
年少的曾国藩当然也没少听关于蟒蛇和老藤的故事，可他却没有把它们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但在他的潜意识里，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不平凡的。
关于曾国藩是蟒蛇转世的说法，世间流传着许多版本，无论是哪种说法，都说明曾国藩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一般人眼里的确不是凡人，从一介草民到封侯晋爵，作为一介书生，从空手创建湘军到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拥护他的人自然要用传说来证明他的不一般。当时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科举考试的重要性，所有读书人都把科举考试看做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曾国藩也不例外。二十四岁之前，他除了因求学去过长沙和衡阳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读书，所以没结识几个好友，同辈中也只有湖南的郭嵩焘、刘蓉等人。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七，在曾国藩写给弟弟的信中，就说到了他的两位恩师及朋友对他的影响，说到了拥有恩师挚友的重要性，他说：“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唯汪觉庵师及欧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者……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唯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曾国藩在家乡读书时，朋友们对他似乎没什么影响，他也没得到什么益处，因为朋友们大都是平庸低俗之辈。他认为少年时代天分不高，就是因为每天与平庸之辈相处，所以没有什么收获，反而自己也变得平庸了。到了京城之后，结交了一些文人志士，受他们的影响，自己也上进了许多。当时的曾国藩已入翰林，他所结交的都是名儒硕学之士，曾国藩自然感到以前的时光都虚度了。
曾国藩到了京城之后，视野开阔，对一切事物都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科举考试不是人生的全部，仅仅是人生的一小部分，需要做的事还有许多，也不能让科举来定夺一个人的一生，考取功名并不能说明人生就成功了，没有考取功名也不是注定人生就失败。每个皇帝都青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不仅仅是有功名，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朝廷更是重用那些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到了京城后，曾国藩结交了一批新的良师益友，他们对曾国藩的一生影响深远。
在京城学习期间，曾国藩曾经写信给弟弟们，很是自豪地向他们介绍自己结交的一些朋友。
曾国藩信中所提之人都非平庸之辈，他们都是北京的名流学士。这些人都是曾国藩在翰林学习时结交的，这些人是曾国藩在北京的主要交际对象，他们对曾国藩的影响可谓至深，有的是曾国藩一生的好友；有的是曾国藩事业上的指路人；有的对曾国藩的文学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曾国藩一生的成就与他们的影响密不可分。以至于后来，曾国藩在教导子孙后代时也着重强调交友要慎重，不可大意，因为一位好友能给你带来无穷的益处，而不良的朋友带给你的一定是负面影响。
邵懿辰，字位西，清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久官于京师，熟悉朝章国政，朝廷不少大典、礼制、诰文均出其手，且博览典章，撰有《礼经通论》、《尚书传授同异考》、《杭谚诗》、《孝经通论》等。处理完繁忙的军机之事，他经常和唐鉴、梅柏言等人“以文章道义相往来”。曾国藩到京时，他任军机章京，曾国藩对这位老前辈格外尊敬。
刘传莹，字椒云，湖北汉阳人，官至国子监学政，专于古文经学。他是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期间结识的一位挚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因病休养，趁此机会他阅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有不明之处他便请教刘传莹，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二人互相学习，一来二去便成为挚友。
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晚清诗人、书法家，此人精通书法，尤精说文考订之学。曾国藩结识何绍基之后，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正是何绍基的长处，于是在写作方面他以何绍基为榜样。
吴廷栋，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吴廷栋爱好宋儒之学，入官极重视为官的品行，蹇蹇自靖。他与曾国藩无话不谈，一谈就是一天。谈论的话题都是修身治国的道理。从吴廷栋那里，曾国藩知道了窦兰泉，此人见识独特，非常不一般。
此外，曾国藩还认同子思与朱子的学习之道：学习就像是炖肉，先用猛火攻之，然后再用细火慢慢煨，这样，炖出的肉才会又香又嫩。曾国藩认为自己以前读书方法不对。所以他想搬进城去，改变自己的学习方法，摒除一切。但同时他也有所顾忌，城里有良师益友，唐鉴、倭仁、吴竹如、窦兰泉；城外也有一些像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等曾国藩天天想见的人。
曾国藩一生交友无数，城内城外均有，他舍不得放弃任何一方，经常恨自己不能有分身之术。可以说，曾国藩是幸运的，因为他身边有那么多的挚友为他指引方向，给他带来光明。曾国藩曾言之：“与周瑜周公瑾交往，好像喝很甘醇甜美的酒一样舒服。”他在和邵蕙西的交往中就包含着这种感觉，两人自从见面就长谈不休，直到很晚也不愿分手，每次都是如此。对于子序，曾国藩也是十分佩服，此人见识远大，理论精辟，让曾国藩心生敬仰。特别是他对曾国藩所说的这番话：“用功好比掘井一样，与其掘了好几井而没有一口掘到地下的泉水，倒不如老是守着一口井掘，一定要掘到泉水为止。”曾国藩认为，此话正说出了自己的弱点，以后一定牢牢记住此话，专心掘一口井。
曾国藩曾写信告诉家人：“我等来到京城后，才开始有志学习写诗，写古文，并习字之法。但最初也没有良友，近年来得到一两位良友，才知道有所谓治学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才知道范仲淹、韩琦等贤臣可以通过学习做到；才知道司马迁、韩愈的文章水平通过学习也可以达到；程颐、朱熹也可以通过学习达到。”
起初曾国藩认为，京城里的那些成功人士、名流之辈都是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的。两年之后，通过与一些朋友交流，他了解到自己以前的想法是错误的，“圣贤豪杰皆可为也”，不存在什么高不可攀。在曾国藩二十年后重回南京时，他还专程看望吴廷栋。当时的吴廷栋年事已高，腿上有病，但每天仍然校勘书籍，日理万机的曾国藩忙于国事之余，都会抽空看望这位老者，他们一起谈论时事，不亦乐乎。
实际上，曾国藩在不断结交新朋友的同时，也不忘联系旧朋友。他深知，人生路途离不开朋友，正是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才使自己有了一番成就。人若实现大志，必先修身养性，在这一点上，曾国藩是很好的榜样。他曾被人们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是晚清一代“儒学藩镇”。无论这些称谓是否合适，曾国藩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曾国藩还在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期间，就接触了儒学。后来点翰林入院读庶吉士，满腔热情的他给家人写信，信中说自己要成为诸葛亮、陈平等人那样的“布衣之相”，学问方面要不断向孔、孟等人学习，争取做孔、孟那样的大儒。他写给弟弟的信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还把“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他人生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又言：“自己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这无疑是曾国藩为自己立下的一个大目标——他想成为一个大儒，圣贤之人。有了这个目标之后，曾国藩就开始博览群书。什么样的书他都学，经、史、诗、文一样都不少，什么名家的著作他都读，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方苞、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著作他都读过。直到后来，受到唐鉴、倭仁等一些理学家的影响，曾国藩读书就不再广泛了，而是有了一定的选择性，他开始专攻程朱理学，尤其专于朱熹。
对曾国藩思想与治学影响较大的有唐鉴和倭仁，这两人本是师生关系，曾国藩也是经唐鉴介绍结识了倭仁。曾国藩也是因为唐鉴才学习程朱的。
唐鉴，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自幼就勤奋上进。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其实，曾国藩和唐鉴的相识也是出于偶然。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唐鉴调往京城，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迎接他，当时的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在一边侍驾。道光皇帝见到唐鉴之后，称赞他：“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可谓朝廷的好官，读书人的榜样。”对于道光帝的这一番称赞，久经官场的唐鉴并未觉得有什么，可是曾国藩却非常羡慕，对唐鉴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曾国藩便打听到唐鉴的住址，以弟子之礼对这位功成名就的老乡进行拜访。
唐鉴一生爱惜人才，特别喜欢勤奋好学、聪明机智的人，而曾国藩正具备这些优点，他也知道曾国藩是自己同乡，所以对于曾国藩谦虚的态度很是满意。于是二人一见如故。
可以说，唐鉴跟曾国藩的第一次谈话，对曾国藩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次谈话让曾国藩在做事、修身、做学问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
曾国藩向唐鉴请教了关于读书、修身方面的一些妙诀。唐鉴说：“读书要以《朱子全集》为根本。读该书时不能把它当做八股进阶之书，应该躬自实行，这是修身的典籍。修身的妙诀在于‘整齐严肃’、‘主一无适’，整齐表于外而主一持于内。读书要讲求方法，要‘在专一经’，只有一经通后，才能旁及诸经。所谓学问，只有义理、考核、文章三门，三者之要在义理统之。”唐鉴还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唐鉴告诉曾国藩，他一生读《朱子》，以其修身。修身检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记日记，一定要认真记录。不存在欺骗、隐瞒、作假之事，最丑的事要记下来，最丑的心也要记下来，对着圣贤天天检讨，时间久了自然就达到圣贤的境界了。圣贤就是不自欺，不欺人。在这方面，唐鉴向曾国藩介绍了倭仁，倭仁这方面做得不错，非圣贤莫属。
听了唐鉴的一席话，曾国藩可谓“胜读十年书”。三十年读书，却不知学问门径。多亏唐鉴指点，他才拨开迷雾，看到光明。于是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句话：“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随后，曾国藩写信给家人。其中他写道：“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此后，曾国藩经常来到唐鉴住处，向他请教学问，与他讨论国事，同时向唐鉴学习朱子理义。唐鉴教导曾国藩立下“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写日记、偶谈、做诗文、临帖、专读一经、谨言、保身、夜不出门等十二条规矩。除此之外，曾国藩自己还立下了《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挂在书房内，时刻提醒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为了督促曾国藩的进步，使其进步，唐鉴经常检查曾国藩的日记，有不妥之处马上指出，让曾国藩改正。对于曾国藩敢于揭发自己的隐患之处，唐鉴给予鼓励。另外，唐鉴还把自己编写的《畿辅水利备览》一书交给曾国藩，让他细细阅读。使他知道作为一个儒学家不仅要精通圣典，更要关心民事和经济，绝不可只会背圣贤书，不会治理国事，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名副其实的书呆子。从修身到治国，样样精通，这就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真谛。
唐鉴向曾国藩介绍了倭仁，倭仁也是著名的理学家，他的读书修身也受教于唐鉴。倭仁对曾国藩颇有影响。倭仁，晚清大臣，乌齐格里氏，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1839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考中进士后进入京师，历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同治帝之师。任副都统、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与李棠阶、王庆云、罗绕典等人进行“会课”，坚持长达十年之久，此“会课”有三步，第一步是写日课，每天都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有过改之，无过继续，属于修身养性；第二步，互相批改日课，有批评，有鼓励，有建议，以此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使人进步；第三步，当面指陈得失。这些人中只有倭仁能坚持下来，自始至终都“精进严密”，这一点让人佩服。
曾国藩认识了倭仁之后，就一心跟着倭仁学习，发现倭仁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曾国藩稍一有念头，倭仁就会记下来，然后和自己辩解，哪怕是有一点点不合圣贤的想法倭仁都会将之消除在萌芽之中，让曾国藩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一，这种克己的做法，近似于苛刻。在倭仁的要求下，曾国藩也开始一边读《朱子全集》，一边写日课，以便反省自己。
曾国藩在文、史、书法、考据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但是思想宗旨一直没脱离儒学，在儒学方面，曾国藩又认宗朱熹的新儒学。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之间进行的是一场“宗教战争”，曾国藩打的是儒教的旗号，而洪秀全崇信的是拜上帝教，此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谈，但说明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与捍卫者。
曾国藩在二十三岁那年，参加了科举考试，一举考中了秀才。而上一年，他的父亲才刚刚中了秀才。对曾国藩的长辈们来说，可谓是大喜，而对于曾国藩来说，小小一个秀才，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他要争取的是更大的功名。于是第二年，曾国藩带着家人的希望和自己的梦想来到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求学，准备参加下一次的乡试。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东侧，紧邻湘江，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从古至今，这所著名学府历经宋、元、明、清的时势变迁，迨及晚清（1903年）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千年学府，弦歌不绝”，至今此书院仍为湖南大学下属的办学机构。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闻名遐迩，许多读书人不远万里来这里求学，都因为这里具有良好的教学学风，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情操的培养，准备参加大考的学子都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曾国藩也是如此。
该学院教学条件及教育水平都非常好，所以收费自然就高，对一般家庭来说，这个书院称得上是贵族学院，农家子弟是完全读不起的。由此可见，曾家为了能让曾国藩有一番成就真是用心良苦。
曾国藩就读于岳麓书院时，山长、主讲是非常有名的欧阳厚钧。这位欧阳先生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进士出身，曾任郎中、御史等职，因母亲生病需要人照顾，所以他才辞官回到湖南，在岳麓书院任教，一教便是二十七年，桃李满园，仕途中人皆知欧阳先生。
来到了岳麓书院之后，曾国藩就跟随欧阳先生认真全面地学习儒学著述，从而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他的修养就是从这里开始加强的，从而翻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
在岳麓书院期间，曾国藩由于学习刻苦，深得欧阳山长的喜爱。曾国藩有不明白的地方经常向欧阳山长请教，欧阳山长总是耐心教导。欧阳山长曾对曾国藩说：“作为士人，我们要以书院前辈为榜样，延续儒学的‘圣脉’，并且经世致用。”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是岳麓书院大门上的对联，它说明岳麓书院人才辈出。从始建起，这里代代出人才。早在北宋时期，周式山长便“教授数百人”。到了南宋理学家张出任山长后，此时的岳麓书院已成为湖南湘学派的发源地，对整个湖南的教育事业起着重要作用。后来，朱熹和张会讲长达两个月，这便是有名的“朱张会讲”，吸引了无数学子前来听讲，那时，饮马池的水都被学子骑来的马喝得一干二净，可见来人之多。当时的岳麓书院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无数大人物都来这里求学然后走向社会功成名就。从踏进岳麓书院那天开始，曾国藩的奋斗征程也就开始了。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还未满一年，由于乡试的时间到了，他便收拾行李告别了岳麓书院，参加乡试。而这一次，他金榜题名，位列举人的第三十六位。
这次乡试的试题对曾国藩来说可谓是小菜一碟，当他看到考题之后，马上胸有成竹地提笔书写，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中了举人的曾国藩心中也感到欣喜，但远不如曾家长辈们的那股喜悦之情。曾国藩两年连中两级，对于世代务农的曾家来说，真是来之不易。他们仿佛看到了曾国藩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不久的将来，曾家便成为尽人皆知的名门。
道光十四年（1834年），也就是曾国藩中举之后，曾麟书再次带着妻儿去看望岳丈江沛霖，同时也将曾国藩的试文拿给他看。此时的江沛霖已有八十五岁，但眼不花耳不聋。他仔细阅读曾国藩中举时的试文后，便哈哈大笑，赞扬不已。拍着女婿曾麟书的肩膀说：“我过去就知道你的后代会学有大成，现在应验了，不过，这刚刚只是一个开始。”
“中举只是一个开始”，既包含对曾国藩的肯定，又包含着对曾国藩的鼓励，同时寄予更高的期望。江沛霖说的这一番颇有意味的话，让曾麟书父子一生难忘。江沛霖对曾国藩的鼓励和厚望，时时刻刻都推动着曾国藩前进。当江沛霖去世后，曾麟书为其刻写墓碑，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叙述此事，他说：“享年已八十五矣，其志之不衰如此。”
曾国藩考中举人时，已二十四岁，与那些三四十岁只中了个秀才的人相比，他算是少有所成。所以曾家大摆酒席，庆祝此事。
全家人的兴奋劲儿尚未散去，曾国藩便整装待发，远赴京城，参加来年的进士会试。临行前，祖父曾玉屏把他叫到面前，问他：“乖孙子，我问你，你读书的目的是什么，长大之后又想做什么？”
曾国藩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想做官，而且要做大官。”
曾玉屏又问：“那你告诉爷爷为什么要做官？”
曾国藩说：“当了官，就能光宗耀祖。”
曾玉屏笑着说：“说得好，你要记住你的这番话，一定要为我们曾家争这口气。”
紧接着，曾玉屏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一定要记住：满招损，谦受益，在官场上要谦虚、谨慎。”正是这句话，影响了曾国藩的一生。
此时，院子里的那棵老藤正缠绕在白果树上，随风摇曳着枝条，仿佛在和曾国藩招手。此时的曾国藩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他要大步向前，向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向着成功迈进。
世事难料，曾国藩信心满满地赶到京城参加了进士会试，但他却名落孙山。然而老天总是眷顾像他那样刻苦用功之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这一年是皇太后的六十大寿。这一年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们来说，可谓天上掉馅儿饼，因为皇太后过大寿有个惯例，会增加一次乡试、会试的恩科考试，为的是再给那些没考中的学子一次中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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