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亚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2019年12月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超出了一个国家、地区能够应对的范围，对我国乃至世界多个国家的应急管理体系，尤其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体系提出重大挑战。伴随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全球协同治理的障碍凸显了协同机制的缺乏。***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自世界各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气度与担当，世界各国唯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胜这一公共卫生安全挑战。这其中的“各项工作”也理应包括全球协同治理的问题。
一、全球协同治理的缘起与概念界定
全球协同治理源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及区域、国家问题的全球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描述了“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的世界历史大趋势。进入21世纪，这一历史大趋势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变得前所未有。***总书记指出：“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尤其是伴随着现代交通的日益发达、各国公众消费能力增强以及交通价格下降，地球空间距离正在被极大压缩。与此相伴，一些原本是区域性的风险被放大了。范如国研究指出：“全球正在进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时代,全球治理演变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而“现有公共管理、国际治理方式还不能适应风险社会治理的要求。”因此， 伴随着风险、危机的全球化，全球协同治理也逐步为研究者所关注。
协同治理理论是基于协同理论和治理理论的交叉而产生的。从20世纪70年代起，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逐步开始，但并没有就协同治理形成一个十分清晰、普遍认同的概念。相反，随着协同治理在不同领域的实践和深入，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刘伟忠在《协同治理的价值及其挑战》中，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协同治理是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其在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在处理复杂社会公共事务中，建立一种共同行动、联合结构和资源共享的过程。李汉卿则认为治理中存在多元主体关系，但更强调协同治理中“行动者的主动性”，认为协同意味着“一种主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对于这种互动发生的内在机制， 田培杰在《协同治理概念考辨》中认为，协同治理是当前治理现状的反思结果，即“协同治理就是寻求有效治理结构的过程。”也就是说，对当前治理方式、模式面临的障碍进行反思，重新审视现有治理主体、治理资源、治理方式等，探寻有效治理结构的过程推动了协同治理的产生。协同治理本身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性，不是纯粹的为了协同而协同，其与一般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张贤明、田玉麒在《论协同治理的内涵、价值及发展趋向》中通过总结和归纳相关协同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后认为，有效、真实的协同具有目标一致、资源共享、互利互惠、责任共担四个特征。通过以上概念，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协同治理的基本范畴。
但是，通过以上分析也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即协同与治理之间的关系问题。何水在《协同治理及其在中国的实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中认为，协同治理本意是在网络与信息技术成熟的条件之下，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之间相互协调，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实现合作治理，以此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最终能够达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这对协同治理内涵的界定可以看出，似乎在治理的概念之中，已经包含了多元主体协同的要求。因此，协同与治理之间似乎是语义重复，协同治理同治理之间并无本质差异。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需要科学地把握多元主体的内涵。事实上，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中，每一个行政单位、社会单位中，都包含着复杂的治理现象。因此，协同治理的主体不同，协同治理的机制就不同，在每一个协同主体中，都可能包含着或简单或复杂的治理现象。因此，随着治理空间的扩展和治理主体力量的增强，全球协同治理的概念也就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了，即全球协同治理包含不同层次的、不同治理主体的次级协同治理现象， 这更增加了全球协同治理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造成了全球协同治理的各种软、硬障碍。
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协同治理软障碍的特征及表现形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3年颁布施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的解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指那些突然发生，并且能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重大食物，包括职业中毒以及其他原因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2006年颁布施行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根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等四级。以上是基于中国实际进行的规范划分，但也具有全球意义。一旦某一国家、地区范围内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其他国家，甚至是多数国家形成重大影响，就变成了全球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去曾有过惨痛的教训。20世纪曾暴发3次流感大流行：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导致4 000万～5 000万人死亡；1957— 1958年的“亚洲流感”，导致大约100万人死亡；1968—1969年的“香港流感”，造成100 万～300万人死亡。进入21世纪以来，2003年的非典（SARS）、2009年的新甲型H1N1流感病毒等，每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给全球公共卫生、经济造成极大破坏。面对100多年来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构建全球协同治理体系势在必行。事实上，全球协同治理体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应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该说，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加凸显了构架全球系统治理体系的紧迫性。尤其是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使人类的相互关系逐步超越了简单的经济社会联系范畴，从而变得日益融合和深度依赖。全球化所产生的利益尽管未能为全部参与者所公正共享，但其所产生的全球风险及其后果却十分“公正”。也就是说，全球化中的民族和国家无法在全球风险中完全不受任何影响。尤其是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现实条件下，全球性的重大风险和重大危机治理的协同治理体系不仅重要且必要。当前，全球协同治理存在着典型的治理软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意识形态博弈
东方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和冲突，近代以来从未真正消失过。西方中心论等论调，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东方落后于西方成为一种典型意识形态。因此，在具体的协同中，西方发达国家往往缺乏公正合作的态度。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野，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污名化宣传，导致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治理上产生较强的博弈心理和博弈行为。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处置中，美国、瑞典等西方国家在对待中国和韩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双重标准和颠倒是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针对中国采取封城、建设方舱医院等应对模式进行质疑、攻击，方舱医院甚至被少数外媒污蔑为“难民营”“集中营”。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动挑起的严重意识形态对立，使中国进行全球协同治理的愿望一度受到严重阻碍。
（二）社会文化歧视
文化差异是文化多元的基础，也是文化和谐的基本要素。但近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凭借先发优势，将文化差异变成了文化优劣，文化政治化已经不仅仅是西方政治界、学术界的普遍做法，西方社会也深受文化优劣思想的影响。这是因为真实环境被刻意设计的“拟态环境”所替换和掩盖了，而“拟态环境”“在我们所意识到的信息尚未经过我们思考之前就把某种性质强加给这些信息。” 文化政治化催生了许多文化歧视和社会歧视。更加致命的是，文化歧视同社会歧视相互影响、相互加强，从而形成了对所谓的“劣等”社会、文化的心理隔绝，自然在行动上也难以协同。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中，中国人戴口罩防范疫情扩散在西方社会中引起了许多非正常的反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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