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同时也要看到，意识形态领域仍不平静，面对的形势仍然错综复杂，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严峻。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对此，我们要积极研判风险挑战，为维护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提供理念性、战略性的有效供给。
一、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
当前，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面临风险挑战，可以有不同维度的概括，我们在这里采用“四个前所未有”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局编：《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学习出版社2020年版，第11—13页）
第一，从国内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现代化正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机遇与挑战并存，且都有新的变化。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经济社会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易发多发频发。无论是民族复兴进入关键期，还是现代化进入新阶段，都意味着“发展起来以后”的矛盾和问题会不断出现。从世界现代化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之后，会遭遇诸如政治不稳定、社会冲突等一系列现代化问题。萨缪尔P亨廷顿有句名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几十年来，“亨廷顿悖论”被众多发展中国家反复验证，“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等浪潮不断涌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进入“风险社会”阶段、“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集中爆发。这些矛盾和问题极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形成对党和政府的“离心力”，对整个社会的“分化力”，一些人“千方百计利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炒作，煽动基层群众对党委和政府的不满，挑动党群干群对立情绪，企图把人心搞乱”（《***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此外，一些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群体性事件也许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它们会转化为舆情事件、意识形态事件，这给主流意识形态带
来极大的安全隐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利益多元化”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多样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各种思想多样杂陈、各种力量竞相发声已成常态。当前，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越加强烈，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诉求更加强烈，整个社会心态呈现出对现存政治制度、体制高度认同与对具体问题不满、担忧并存的基本态势，要防止后者演化为对前者的否定。总而言之，在新的历史阶段，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遭遇一系列新情况新挑战。
第二，从国际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影响力、吸引力显著增强。但是，总的来说，我国还远远没有获得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曾经，西方某政要攻击我们说：“Chinatodayexportstelevisionsnotideas（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换个角度看，这值得我们警醒。“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同上，第211页）并且，近些年，西方一些国家加大对中国设限甚至极限打压。比如，针对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美西方利用“锐实力”新话语，进一步渲染“中国威胁论”，推动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上升。2017年底，美国民主基金会发布《锐实力：崛起的威权主义影响》（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的研究报告。“锐实力论”是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塑造的新“中国威胁论”。“锐实力论”主要涉及三个要素：推行主体是以中俄为代表的“威权国家”；权力行使方式主要是“对外审查、操纵和干扰”；战略意图是塑造价值观、制度认同。美西方一些势力利用这一概念，将这些年我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形象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妖魔化，将我国在海外开展的智库和文化交流合作等项目定性为“像楔子一样渗透进西方的价值观”战略举措。“锐实力论”担忧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文化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扩散。它将中国道路、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方案等视为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体制、“华盛顿共识”的对抗。总而言之，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没有变，有理说不出或说了传不开的现象普遍存在，我国发展优势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仍是客观事实，尤其面对西方有针对性的设限打压，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
第三，从意识形态领域或社会思潮角度看，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态势总体上向上向好，但是，错综复杂的形势依然存在，严峻的风险挑战依然存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和较量依然存在。大体说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要面临“三大挑战”。一是“错误思潮的挑战”。一些错误反动思潮伺机冒头，妄图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攻击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政治发展道路，竭力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当前，传播较广、危害极大的社会思潮主要有：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公民社会、西方新闻观以及质疑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潮。这些错误社会思潮一旦蔓延，会直接危及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二是“市场逐利性挑战”。社会主流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遭遇市场逐利性的挑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定范围滋长蔓延，道德失范、自私自利行为和唯利是图、低俗庸俗媚俗等现象屡屡突破底线。弘扬社会主流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遭遇极其严峻的现实考验。三是“西化分化的挑战”。***总书记强调：“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近些年，敌对势力通过不断调整策略手段，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我们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目标、越是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意识形态渗透就越频繁、加重。总之，面对“三大挑战”，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凝聚思想共识的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
第四，从信息化发展及趋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传播格局深刻变革，改进创新意识形态工作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伴随新技术革新、新媒体快速发展，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界限日益模糊，形成了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的“大舆论场”。做好大舆论场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发挥主流媒体的主导作用，是极其迫切的新任务。这里，有两个突出的方面，对传统意识形态工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一是新媒体新技术正在重塑意识形态的生产权、分配权、传播权、话语权。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551页）统治阶级掌握了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权、分配权。在传统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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