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长久合作的意愿和确保营救工作安全有效，志皋接 受我所委托的营救工作，也十分小心谨慎，自己尽量不公开出头露面，而多半是通过所熟悉可信的其他人的关系，出面去营救我们被捕的同志。
例如营救陈赓同志及廖承志同志，都是我和他在幕后策划，委托吴凯声去办的。至于请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柳亚子、林庚白、杨志豪、周孝庵等名人出面，更是名正言顺了。
当时交付我们营救的同志，有些是我认识的，更多的是我不认识的，交来一个入狱时使用的化名，便以此名呼之。原名什么，此后叫什么，现在又姓甚名谁，真是一无所知。
所幸的是，有几位很长寿，如因向忠发叛变、 红旗印刷所遭破坏而受株连被捕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同志，参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烈士的两个女儿何实山、何实嗣，以及熊瑾玎、朱端绶等同志，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都健在，劫后重逢，可以作为我从事营救工作的见证人。正如我妹妹在写给我的信中所说：这是天佑善人，好人长寿啊！
陈志皋在和我合作进行营救工作中，主动地支持我的活动，很热忱地出面去托人、请客，四处奔走，从来没有接受过我们党的任何报酬。很有意思的是，直到我们结婚后，他才跟我讲：“我早就知道你并没有脱离共产党，如果真的脱了党，怎么还会有那么多营救政治犯的案子要你来委托我去办呢？”
我在杭州期间，党组织对陈志皋的争取工作不但没有放 松，反而更加强了。吴德峰同志遴选了一位1926年入党的张以璘同志专门到陈志皋身边工作。这位张以璘是江西泰和县人，比我大八岁，毛笔字写得很好，工于小楷。吴德峰通过同是江西人的潘震亚、罗家衡等人的社会关系，介绍他去担任陈志皋律师事务所的秘书，负责保管营救工作的案卷。
那家律师事务所，是陈志皋跟周孝庵两人合作开办的，有一间给秘书张以璘的专用办公室，张没有结婚，吃、住都在那里。吴德峰就很巧妙地利用了这家律师事务所，作为苏区来人的接待联络站，以及从狱中保释出来的同志转移送往各地的联络点。
当时志皋并不知道张的真实身份，我也是由杭州返沪后由赵畹华告诉我这一绝密安排的。知道张以璘为人老实，忠于职守，我也就放心地让他代替我去探监和接送出狱人转移等工作。到了 1935年冬，我们参加调停通易公司事成之后，陈志皋的律师事务所迁入通易大楼，张以璘自然也随着迁移过去了。
通过做营救工作，我越来越多地结识和联系了一批社会上层的知名人士，也不断扩大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联系，开始在统一战线领域内为扩大我党的影响、争取更多的合作者做出贡献。要把营救工作和统战工作结合起来，二者互相促进，通过营救工作发展统战工作，又通过统战渠道完成营救任务，这是我在实践中的深刻体会。
1933年，我从杭州回到上海。那时，潘汉年已调往中央苏区工作，他原先的岗位由刘伯垂同志继任。我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家中发来的电报，说是“母病重盼速归”，是由二妹和三弟共同署名的。我向组织上提出请假，要求回家省亲，刘伯垂令赵畹华通知我说，考虑到父亲去世时我没能回去奔丧，现在母亲又病重，二弟黄彰任亦在不久前病逝，所以组织上同意我请假回家去省亲，并指派赵畹华一路陪同护送我回家。
陈志皋听说我要回家省亲，怕我在途中遇到麻烦，就把李南香的弟弟李焕之写给他妹妹陈宝璋的一封信，放在我的皮箱里，并说：“这封信估计可以保证你一路安全。”
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李焕之1931年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就跟同学武振东（也是世界与中国社的成员）一起北上抗日，先是参加 了冯玉祥的部队，很得冯的欣赏。一次跟冯玉祥去南昌，被陈立夫看中，硬向冯玉祥要了去做他的秘书。李焕之知道陈立夫是坚决拥蒋反共的，就写信给他的哥哥李南香，向该怎么办。我听李南香谈起此事，心想李焕之若在国民党中央的核心部门工作，可以多了解一些他们的机密，对我们的工作岂不是 会更有帮助吗？于是极力鼓励李南香表示赞同。
李焕之就做了陈立夫的秘书。那时，李焕之正在热烈地追求陈志皋的妹妹陈宝璋，经常写信给陈宝璋，口气非常亲密。陈志皋知道这个关系，就拿了李焕之写来的一封信给我，这封信用的是蒋介石的南昌行营的特制信封，意图为我护航保驾。
这事被刘伯垂、赵畹华知道后，刘伯垂非常欣赏陈志皋的聪明才智，认为是下了一着妙棋。到达武汉后，赵畹华还专门约了当年妇女协会的姐妹们聚会，有王文秋、梁建华、张笃和等，我还填了一首 《浪淘沙》的词作为这次见面的纪念。
我赶回家里，才知道母亲并无重病，而是二妹和三弟“有急事待商”。1932年1月，身为共青团员的二弟黄彰任在散发传单时，被前来镇压缉捕的警车撞伤，他本来就患肺病，再加身受重伤，不久就吐血身亡。
三弟彰信，因参加学生会发起的罢课运动，刚好是高中毕业要升大学的紧要关头，被学校开除了学籍，没有毕业文凭，就不能考大学，急得没有办法。因为父亲去世后，母亲省吃俭用，供给儿女读书，对弟妹们管教得很严，所以三弟不敢将被学校开除的事告诉母亲，但又不可能长期隐瞒下去。二妹彰容那时正在和武汉大学政治外交系高材生郭长禄谈恋爱，郭的家境清贫，而母亲却准备为二妹接受浏阳一户人家的聘礼，二妹当然不愿再做“父母之命， 媒灼之言”的牺牲品，但她不敢向母亲说明自己已在自由恋爱，有了意中人。所以姐弟俩就暗地商议由两人署名，以母亲病重为由催我速归，诓我回家，希望能设谋解围，我当然义不容辞。
三弟在学业上很勤奋，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又得到进步 教师和同学的支持，我让三弟想办法用已故二弟黄彰任的名字去补习功课和报考大学。又把母亲从浏阳接到武汉，陪她去粤汉铁路局，找到父亲的老上司，要求根据铁路员工的抚恤条例，由母亲以遗孀的身份领取抚恤金。这一要求得到批准，由 铁路局给母亲每月发放三十元钱的抚恤金，以五年为期。这笔钱正好供给三弟上武汉大学读书所需。母亲也就不再责怪三弟被学校开除的事。三弟顶了二弟的名字黄彰任，用二弟的毕业文凭，考入了武汉大学，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这样就使三弟如了心愿。二弟虽死犹生，是殁存均欣慰的。这段经过不仅三弟至今仍记忆犹新，而且三弟的同学、曾任毛主席秘书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的李锐同志，也是了解此事的。
为了二妹的婚姻问题，我约了郭长禄在武昌珞珈山见 面。他对我说：“无敌于国外患者，国恒亡”，国难深重，我们必须加紧陆海空军的装备和训练，以备抵抗日寇的侵略。通过谈话，知他确实很有才华，并有充分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又跟我讲，他父亲已去世，母亲卧病在床，家境贫寒。我就到他家去看，见仅有的一张椅子已经坏了，我坐上去时差点摔了一跤。但我并没把这些情况告诉母亲，只说：“妈，郭家当然没有你为二妹挑选的那户人家富裕，但是，您想想看，当初您嫁到黄家时，爸爸不也是一介贫儒吗？我们的家境也是到后来才渐渐好起来的。二妹找对象，只要对方人品好、有才华，他们两人之间真有感情，别的都没什么关系，就让他们自由恋爱吧！”
我母亲也是很开明的人，大概她也想到，当年为我包办 婚姻，给我带来许多痛苦，如今不该再在二妹身上重演了，所以也就同意了二妹和郭长禄的这门亲事。母亲听说郭家清贫，还把“压箱底”的一千块钱积蓄，给二妹做嫁妆。婚礼很简单朴素，只请了两桌客人，除了双方的亲人外，仅请了几位粤汉铁路上的知交和我在武汉时的几位熟朋友，如赵畹华、张 笃和等。二妹1933年结婚，后生一子一女，均学有所成。
我在顺利地帮助弟妹们说服了母亲，解决了他们的难题之后，就又回到上海。陈志皋刚刚从青岛开完全国律师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回来，他告诉我，自从林庚白在国难会议上要求减刑释放政治犯的提案通过后，有很多被捕者可以交保释放了；现在他与沈钧儒等在律师协会上又提出了冤狱赔偿运动的议案，对开展营救工作就更有利了（后面将详细叙述）。刘伯垂同志特别欣赏陈志皋，称赞他是一位有胆有识 的正义人士。
1933年，志皋正式向我求爱。他执著地反复向我说明：他父亲生前就夸我是书香门第的小姐，希望我能做陈家的媳妇，他妈妈也看中了我，而且我跟他的弟妹们以至全家人都相处得很好，大家都欢迎我们结合，都支持这门婚事。还说，家里早先曾为他订过一门亲事，对方是位姓沈的小姐，比他大六岁，还没过门就患肺病去世了，如今能结识你这样的红颜知己，也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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