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30年包括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将近3年的时间。实际上这3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段时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四人帮”被粉碎，标志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由于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
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南方一些省、市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和地方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
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因此，改革开放的前三年是改革开放的序曲和前奏。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走向改革开放正确道路的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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