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被抨击是“损政之道”
始平王的幕僚李重与段灼有同感，他也曾上疏说，九品中正制是适应汉末以来的形势所产生的。当时天下大乱，士人流散各地，没有稳定的居地，军府中有许多郎吏，都邑中聚集了众多的豪绅，已分辨不出谁是人才，人才在何处。九品中正制作为品评士人等级高低的标准，有助于当时甄别人才。
现在天下已定，仍实行那种定士人为九品的繁复办法，就难以像以前那样选到真正的人才，因为繁复的选举过程中，许多中正官已把个人利益置于其内，导致“任非所由，事非所核”，礼让风气日衰，而华竟之风盛行。
李重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些弊端的办法：推行“土断”，以人们现有的居住地为准，定其户籍门第，然后严格推行贡举之法，减少士入品级，则士人的品级高低自然而然就显露了出来。
尚书左仆射刘毅对九品中正制的抨击，更是人木三分。他认为此制是“损政之道”，其弊病在于：
第一，中正官总是凭个人好恶评定上入品级，不考虑士入的才学。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该定上品的成了下品，该定下品的反成了上品，“优劣易地，首尾倒错”。而且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会想方设法去贿赂中正，或请托与中正关系密切的人去打通关节。
第二，有权势者能得到上品，并使其后人也跟着沾光，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状况。
第三，把“品”（门第）、“状”（德才）作为品评标准，难以实现品评的公正性。一方之士多者数千，并已有不少人迁往他乡，中正不可能了解他们，因而只能“采誉于台府"，或“纳毁于流言”。另外，“品”与“状”往往难以统一，门第高的人未必有才，有才的人未必门第高。
总之，九品中正制，“未见其得人之功，而生仇薄之累”。
刘毅感慨说：“古今之失，莫大于此!”
尽管晋武帝也称赞刘毅等人言之有理，但他不想废除九品中正制，因为这一制度与他所代表的门阀士族的利益息息相关。
可是，这一制度的弊病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大臣卫瓘和司马伦也提出要废除此制。他们主张让各州县士人在他们现在的居住地参与荐举，不必考虑其原籍，避免那种客居他乡却仍由原籍中正评定品级的状况。
这样，同住一地的人彼此较熟，士人好坏分明，“举善进才，各由乡论”，既可以扩大进贤之路，又可以勉励进贤之公心，对朝政很有裨益。
终武帝之世，九品中正制一直没有被废。
晋武帝之后的帝王，没心思考虑革除弊政的问题了
惠帝继位后，由于世家大族依然把持朝政，改革选举制的呼声日趋微弱，加之八王之乱和少数民族反晋斗争相继爆发，朝纲大乱，当政者更没心思考虑革除弊政的问题了，以致不少寒人空作感叹而无可奈何。
高平人王沈就特为此作《释时论》，讥刺时弊。文中称：“自古以来，许多成霸王之业的人发迹于自己的奋斗；不少卿相也是出自贫贱之家，门第高低、权势轻重，在人们走向成功的过程中不起什么作用。而现在，朝廷大官多为世袭，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贫寒的人一直贫寒，富贵之家一直富贵。为了得到较高的品级和官职，许许多多士人奔集于权贵之门，寻求提携。世道实在是不公!”
像王沈这样的寒人虽然发牢骚，却无法改变这种现实，在世家大族掌握朝廷大权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参政，不能直接对各种政事施加影响，因而摆脱不了九品中正制对他们的希求愿望的束缚。
当时吴郡人蔡洪像王沈一样，也写了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名为《孤奋论》。据说当时读之者莫不感叹。
但这也仅仅引起社会上一些人的同情而已，这类寒门出身的士人最终仍难以位至上品。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隐士颇多，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门第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与高官厚禄无关，只好既迹山野，清闲寡欲，不过问世务。
九品中正制不仅使西晋的门阀政治达到极盛，也深刻地影响到后代。
东晋南朝时的官场上，士族与庶族对立分明，他们不共处，不联姻，谱牒百氏之学盛行，豪门世家竞相以自家郡望夸耀。史称，三公（司徒、太尉、司空）之子，蔑视朝廷百官之家；由世族把持的黄门侍郎和散骑侍郎，凌骂于郡守县令之上。
由此可见九品中正制遗毒之深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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