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文：“一位长着两颗心脏”的印尼华商轶事——黄进益传记节选（之一）；“我疼他十几年，他疼我一辈子！”——华商黄进益的故事（之二）。
勿里洞的华校
黄进益接受正规的启蒙教育不算太早，大概在9岁之后才去上学。
他就读的这所华校名为建新学校，是勿里洞的一所有名的老牌华校，从小学到初中，几百名在校学生，拥有三层高的教学大楼，宽阔的操场和设施完备的礼堂，规模不小，办得相当有水准。
2008年出版的《印尼勿里洞建新学校百周年纪念特刊》封面。这是笔者在网上找到的一张图片，尚未看到特刊内容。
据勿里洞建新校友会（黄进益任主席）秘书长李木秀先生介绍，他们的母校可谓历史悠久，若追根溯源，到如今差不多已经有100多年了，但因为其建校的原始资料已在早年遗失，有图文记录的档案是从1921年开始的，所以大家就暂时把这一年当作建校的时间来纪念。
在丹戎班兰，比建新学校资历更老的还有一所中华学校，师资不管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都阵容雄厚。上港华校学生（上港是指岸东玛纥及新路三个埠）小学毕业后，由于玛纥爱华初期只有小学，都相继到这所中华中小学就读，只可惜只办到初中，学生毕业后有条件的都要去首都雅加达高中华校再深造。
勿里洞岛上客家人居多，有梅县人﹑兴宁人﹑五华人﹑河源人﹑揭阳河婆人等等，各地的客话发音不同，意思大同小异，相互交流没问题，便成为勿里洞华侨的主流方言，连带闽南人的子女也都跟着说客家话。
我在雅加达第一次采访黄进益，带我去他公司拜访的是一位祖籍梅县的客家人“大姐大”。我发现，福建金门籍的老板黄老板居然操一口熟练的客家话，与那位“大姐大”交谈，不禁感到惊奇。后来才知道，这原本就是他小时候在勿里洞使用的方言。当然他的国语普通话也说得不错。
前面说的勿里洞那所中华学校，就是由岛上占多数的客家人最先创办的。后来，来自闽南福建人的子弟也渐渐多起来，一所中华学校显然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学生，闽南籍乡亲就共同筹资，又新建了一所华校——勿里洞建新学校因此得名。
除了小学和初中，岛上的华校还办了幼稚园，接收学龄前的华侨小朋友。已故勿里洞侨校老师陈锦云先生在其《锡岛风云回忆录》中有以下描述：
果园里栽种了的果树，都长得茂盛，果子也结了很多，又大又可爱，这些都是园丁每天辛劳地管理，适当施肥，用杀虫剂把害虫除掉的成果。同样我们华校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幼童们初入学时还没有过惯集体生活，母亲送他们上学时，一进教室就哭哭啼啼，嚷着叫妈妈要回家去，也有小孩子怕见生人，一见人就哭。更有的坐着呆着不知怎样好，孩子们各有不同的心理，在班里只要有一个孩子哭，其他也跟着哭，全班的孩子都哭，都在叫妈妈，够热闹的！
您说老师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
只见老师们不慌不忙，一个一个地去抱抱他（她）们，抚摸他（她）们的头，使孩童们幼小的心灵马上得到了安慰。女老师同时唱歌给大家听，或者跳跳舞给他们看，使他（她）们高兴。第一天生疏，再一天过去就熟了。孩子们习惯了集体生活后，自然而然，每天一大早就会嚷着叫妈妈早点送他上学，听老师讲故事，和老师同学一同玩耍。
印尼老照片——昔日勿里洞岛华侨学校的小朋友。
黄进益没有读过幼稚园，他差不多十来岁才入校读书，当时正值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不久，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共成立了新中国，1950年4月便同印尼正式建交，两国关系比较融洽。在此大背景下，印尼各地华人纷纷筹备复办学校，且多新建学校，势头强劲，情况热烈，学校建办好似雨后春笋，入学人数也大幅度增加。家长、教师、董事都雄心万丈，一心想把教育搞好。
一些穷苦的华人子弟也都有机会接受华文教育，而当时的“原住民”还只限于贵族子弟才有机会求学。可以说，在黄进益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求学过程，正好是全印尼华文教育的黄金时期，因此他们那一代侨生即使只读到初中，所打下的中文国学功底就是和中国大陆后来的高中学生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许多人关于中小学生时代的回忆一样，黄进益和同学们在建新学校的日子也是快乐而有趣的。
那时候，各地华校都有自己的校歌，歌词内容有的铿锵有力，读起来合辙押韵，朗朗上口。比如邦加岛槟港中华工农中小学校的这首校歌：
伟大工农立邦中，
万里投往我祖宗。
热爱劳动呈英雄，
披荆斩棘建丰功。
师生团结感情浓，
关心学习献群众。
爱国育才求大同，
桃李盈门母校荣。
有的校歌歌词则非常口语化，浅显易懂，活泼亲切，很有教育意义，比如邦加烈港中华学校的校歌是这样写的：
邦加烈港岛中央，
大家开个小学堂。
公鸡喔喔啼唤醒我睡梦，
天地已明亮，校钟叮当响，
三三两两大家一同上学堂。
学校是个好地方，
兄弟姐妹来逛逛，
读书要努力，做事勤不忘，
有事相帮忙，把校歌唱一唱。
心欢乐、身安康，离了母校到社会
——做个好榜样。
很遗憾，我没有找到黄进益他们唱的勿里洞建新学校的校歌，想必也是语言生动，富有童趣。
以黄进益的聪明灵利，他在学习过程中当然不会感到吃力，不过由于贪玩而又调皮好动，他也从来不是班级里各门功课拔尖的孩子，学习成绩大多处在中不溜的阶段，正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黄进益的小学同班同学陈启族回忆说：“为了能玩能闹，我们可以不顾一切。但有时还是不得不屈服于老师的威严。”
1950年代，勿里洞丹戎班兰的华校师生。
陈先生的哥哥陈启淼先生，当时是建新学校一名年轻的体育老师，兼教弟弟陈启族和黄进益他们班的国文课。
他以一位教育专家的经验对我们分析说：“学校的小孩大多分两类，一类是乖巧文静，十分听话，功课很好，可是缺乏创造性，但这种学生往往一踏入社会就行不通了，只能做按部就班的工作。还有一类呢？就是调皮淘气，活泼、不安份，学习不费力，但成绩一般化，可这类学生却有许多是在「淘气」中潜藏着求知的渴望，很早就积累了经验，认识了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从而在未来的行业里得以独树一帜，异军突起，成就一番大事。”
“至于黄先生当时在班里的表现吗？哈哈！……以我的看法，——他当然属于后一类的学生。”陈启淼老先生开心地笑着说。
勿里洞市井生活与这群华侨小鬼
七八十年前，有关勿里洞的市井生活和一群华侨少年的开心岁月，陈锦云老先生在他的《锡岛风云回忆录》里，也有几段生动传神的记载。我拜读之后非常喜欢，摘录在此，分享给大家，并感谢这位陈老先生为后人留下珍贵的文史。
勿里洞丹戎班兰岸东埠，气候凉爽，山清水秀，风景优美。这个小城的华人，除单身的锡矿工友都住在隆帮里，也只两百户多一些，外埠人来岸东埠时，要进入市区，经过一座吊桥，虽然只有一百多公尺长，巍峨雄伟，气势磅礴，勿里洞人称为二桥。外埠人到岸东埠玩，都会在吊桥拍照留念。吊桥过去再有一座普通的铁桥，叫做头桥。因在两桥中间浮出一块陆地陆地，旁边有一座漂亮的洋房，是殖民时代锡矿公司高等职员荷兰人住宅。 再进去左手大路旁有一个篮球场，旁边有福德祠(大伯公庙)，还有三保宫。大路右边则是一系列的商店﹑住户等，再过去一条横街，那就是大街，商店林立，有杂货店﹑药材店(中药)﹑金铺﹑餐馆﹑咖啡摊﹑成衣店﹑理发铺等等。
印尼网站老照片——1933年的勿里洞唐人街。
荷殖民时代的办事处也设在大街的尽头及一系列的荷兰人住的洋房﹑网球场﹑酒楼﹑游泳池﹑露天电影(荷兰人看正面，反面则是华人和原住民看的)。
岸东埠有一群小鬼，十岁左右，他们志同道合，一起学习功课，一起玩耍。他们有一周的时间表，每天放学，轮流在各人的家里共同温习功课，做好明天的作业，他们温习无需桌子，围坐在地板上就行。
每逢周末，吃好晚饭，准备好鱼钓鱼饵，出发前通知各自的双亲，小鬼们约定集中在锡矿公司办公处的大路对面草坪上，人到齐了出发，前往二桥(吊桥)钓龙虾。吊桥两旁升起三十厘米左右镶有木板，是行人道，这些小鬼，每隔两公尺一个人，坐在行人道上，把准备好缚了线的已有鱼饵的钓子，一头系在桥梁上，人则两脚穿出桥外腾空，随即把钓放下这半咸半淡的港里。这些小鬼一边谈天，一边注意下面的动静，因为这座吊桥全身都是铁架子装成，小鬼们两脚腾空，挺保险的，平安无事。桥两边灯光明亮，钓到的龙虾把它集中起来，到晚上九点为止，把钓到的龙虾平分，每次最少能分到两条，三条不等，大家笑嘻嘻的，吹着胜利的口哨，带回家交给母亲煲龙虾粥宵夜。
这些小鬼的时间表注明，除每周末钓龙虾外，一三五下午在草坪聊天﹑捉迷藏﹑跳绳等游戏，二四看电影，但小鬼们看电影有个原则，要查瑞龙主演的「关东大侠」武侠片，或邬骊珠主演的「女镖师」等的武侠片才看，否则卿卿我我的爱情片，小鬼们是不看的。当年的岸东埠电影院是很简陋的，座位是长凳板，只有一号位才有单独的有靠手的木凳椅，当时的电影多是黑白无声，但戏院中间的旁边有五人音乐队，一个鼓手，一个喇叭手，一个提琴手，两个吉他手，未放映，先有前奏曲，开始后片中武打时，音乐奏的是进行曲，配合影片里打得越厉害，音乐也越紧张，假使有人死了，在哀悼时，音乐也奏得很是悲哀。
小鬼们每次看电影是不花钱的，凭各自的智慧溜进去，然后大家集中在三号位的角落里，一部影片因影院只用一架映机，影片通常四捆影带，放完了一捆换另一捆要花好几分钟休息才续映。有时影片太陈旧太久了，映至中途会断(勿里洞人叫断皮带)，断了放映师要用黏胶驳回去，要花一些时间，观众们会吁吁的喊叫﹑拍凳﹑敲木屐(岸东埠人看电影多数穿木屐)，十几个小鬼也附和着敲木屐，到放映重新开始才停止。
那时勿里洞常有从中国来的人马，到这小岛上卖艺及售丹膏丸散，勿里洞人称他们「走江湖卖艺找生活」，小鬼们消息灵通，知道某天有走江湖的到岸东埠表演，小鬼们宣布临时改变时间表看表演，小鬼探分明是吕天保及徒弟们重来岸东，刚好是拜六，小鬼们取消钓龙虾而看吕天保玩把戏卖膏药。
小鬼们吃了晚饭，下午五时集合在电影院面前的广场，十多个人蹲在地上围个半圆圈——唔！吕天保来了，带着两个徒弟，一面铜锣，一张小桌子，摆着各种药品，还有一些玩把戏的工具，吭吭吭的铜锣声敲起来了。各方已闲着的人们，听到锣声都来观看。
吕天保一面敲锣，在场边兜一个大圆圈，到小鬼们面前，对他们说﹕「喂！小家伙退后一点，让后面的人能看见我打功夫玩魔术」。接着﹔他来个开场白﹕「各位同胞，今天﹔小弟吕天保率领徒儿们亲临贵地，要逗留几天，表演魔术，打打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玩得好时请各位多拍几掌，搞得不好时也请各位多多包涵，五湖四海皆兄弟也，小弟也有祖传丹膏丸散，能医奇难杂症。能不用钳子，单用两指脱牙，完全无痛，使病者立即痊愈，要拔一支两支完全免费。」
说到这里，锣声又吭吭两下，他走到小鬼们的面前说﹕「小家伙，你们哪个有蛀牙﹖让老伯替你们除去牙痛的苦。」那个名叫亚弟的小鬼，走过来说﹕「我有一个蛀牙，常常牙痛，替我拔去吧！」
吕天保要小家伙张开口，问是哪一个﹖小鬼指这个，他两指伸进去说﹕「是这个吗﹖」「唔！」天保把手指拿出来，叫小鬼咳一声，小鬼照办一咳，吕天保把巴掌打开，「是这支牙吗﹖哪！带回去给父母亲看，老伯的本领如何！」
小鬼亚弟笑嘻嘻的，吐出一点牙血，之后，有大人老人也要拔牙，吕天保一个个照拔，但也有一两个人的不敢拔，怕有危险。铜锣又吭吭两声，吕天保说﹕「大家都站累了，我玩玩魔术给大家换换口味！」他又说﹕「功夫是真把戏是假，看得出是你的本事，看不出是我的手快。」接着他变了好几套魔术，搏得大家热烈的掌声，最后是卖丹膏丸散，吭吭又两下锣声，吕天保本人拿出了做生意的本领，大声说：「各位朋友们，买呀！买一些回去，闲时买来急时用，急时买来无中用……」好些观众有带钱的，都纷纷购买，小鬼们早已在人丛中钻出来回家休息了。
印尼网站老照片——早期勿里洞华侨举办声援祖国抗战的义卖活动。
让西红柿和茄子“结婚”
陈锦云老先生笔下这群可爱的小鬼，其中有没有本文主人公黄进益，因为当事者均已作古，现已无法断定。
那么，在学校的黄进益是怎样一个形象呢？
他的一位女同学陈宝华大姐回忆说：
“我家离黄先生的家不远，都靠学校很近。我和他在同一个年级，但是不在一个班。他当时在我眼里的印象是，一个穿着汗衫短裤，除了在教室里，整天都是光着脚，飞快地跑来跑去的小男孩。他是很活跃很调皮的，经常变着花样，带一帮男孩子对我们女同学搞点恶作剧什么的。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那儿有华侨的剧团演古装戏，一出戏是好象是《宝莲灯》，另一出戏的名字记不大清楚了，反正是谈情说爱的吧。他看了以后就编了几句顺口溜，把我的名字「宝华」这两个字，编进古装戏男女恋爱的故事里，一见到我就和一群小孩拍着手大声唱。哎呀！当时把我害羞得要命，可是我越怕羞，他们越唱得起劲儿。呵呵……一晃，六七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想，可真有意思啊！”
黄进益上初中时，有一个学期忽然对种菜发生了兴趣。
勿里洞建新学校有个特点，为了培养学生们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学校给每个六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安排了一块菜地，让他们课余时间各自种些蔬菜，收获了除了交到学校食堂，还可以拿回家里享用。
黄进益那时候每天下了课就往菜地跑，并非是要耕种一般的蔬菜，而是别出心裁地要搞一项农业科学试验，和他要好的一位同学李木秀也加入进来。他俩试图把茄子苗和西红柿的秧子嫁接起来，看看能培育出什么新的品种。
之所以有了这番举动，是因为受到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全校师生都很尊敬的校长林庭彬先生。这位林校长是从福建来的，为人治学都很严谨，但却不失浪漫的情趣。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在建新学校前后当了十几年校长，是建新学校创办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之一，对学校发展贡献很大，因此有很高的威信。
黄进益他们在校读书时，林庭彬校长也只有30来岁，他本是教英语课的，不知为什么却对生物和动物非常痴迷。前些日子，林校长有一次在吃鸡蛋的时候突发奇想：如果把鸡蛋和鸭蛋结合起来，说不定可以孵出一种又象鸡又象鸭的家禽来。于是，林校长就拿医生用的针头针管，把鸭蛋里的蛋清抽出来，再注射到鸡蛋里面，然后以人工方式进行孵化，其结果可想而知，象鸭的小鸡和象鸡的小鸭都没孵出来，——被注射过的鸡蛋变臭了。
林校长“鸡鸭变种”的科学实验虽然没有成功，但这种荒唐大胆的狂想，却启发了初中少年黄进益和李木秀的思路。他俩讨论后一致认为：嫁接方法用在孵鸡鸭方面行不通，说不定用在种蔬菜上就没问题。两个孩子说干就干，马上在学校分配给自己的菜地里忙活起来。
黄进益当时种的是茄子，李木秀种的是西红柿，两个小家伙决定让他们各自种的“西红柿和茄子结婚”。于是他们便小心翼翼地在几颗茄子杆上削了口子，剪了几株西红柿秧插进去，然后用麻线缠住，再用泥巴包住插口，就满怀渴望，每天前往菜地施肥、浇水、观察着新秧苗的长势。
开始几天，茄子和西红柿苗还是碧绿的，好象结合的不错，他们急切地等待着，心里兴奋的怦怦乱跳。可是又过了几天，嫁接过的茄子和西红柿秧渐渐枯萎发黄，最终蔫蔫地全都死翘翘了。
这次黄李联手的蔬菜嫁接试验虽然失败了，但两个人的友谊却更加深厚。李木秀高中毕业后。就在建新学校当了老师，后来也到雅加达一家公司任职。几十年之后，他退休了，又协助老同学黄进益等人组建成立了「勿里洞建新校友会」，每天来校友会工作，为前来活动的老校友们服务，成了校友会主席黄进益的好帮手。
1959年7月，黄进益他们这一班学生初中毕业了，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大家就要各奔东西，纷纷买了笔记本相互题词，写几句临别赠言在上面，同学们忽然感到依依不舍。其情景就象这首华校毕业歌里所唱的那样：
几年欢聚一堂，
仿佛家庭模样，
同学犹如兄弟姐妹，
老师如家长。
恋念感情，融合爱戴，教泽深长。
今朝忽然别去，谁能不惆怅，
更忧伤前途茫茫，此去难免彷徨。
尚待多赐教言，
人海渡慈航。
勿里洞岛上没有高中，李木秀、陈启族等一批同学奔赴其它岛上的华校，升入高中继续深造去了。黄进益没有再去读书，他的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打定主意，要去到大城市雅加达找份工作，赚些钱替父母减轻些负担。
于是，18岁的他背上行李，告别家人和老师同学，独自一人坐船向首都进发。
这是黄进益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
他本人以及他在勿里洞岛上的金门乡亲谁也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在海内外任何一家大型中文互联网站搜索引擎上，只要随意点击勿里洞、金门以及建新学校这几个关键词，很多条有关黄进益的简介和新闻就会马上出现于相关网页。
2008年4月22日，黄进益作为印尼华社代表担任了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图为他在雅加达完成火炬传递时与当地华人华侨的合影。黄进益说，能为北京奥运传递圣火是他一生的光荣！
贫困的华侨少年黄进益，这一走，就成为一位德才兼备并富有爱心的工商大佬，让他在中国金门和印尼勿里洞的两个故乡，以及建新母校同学校友都引以为荣。
2018年5月1日，印尼福建金门籍侨领、著名企业家、东南亚SMI企业集团创始人，印尼雅加达金门互助基金会主席黄进益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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