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是谁的著作，《学记》原文全文

【摘要】《礼记正义》之后我们很少见到古代学者对《学记》文本分段后内容作对应的总结概括，直至王船山《礼记章句》出版问世。该书卷十八为《学记》，其涉及文本组织结构的划分和段落大意概括的章旨部分，是其精华所在，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王船山对《学记》思想内容和结构的梳理和概括，与“学”、“师”和“教”这三个关键词在文本中使用的频次和具体的分布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表明他对《学记》一文的深层次结构有着不同寻常的认识和理解。王船山《礼记章句·学记》章旨概括，突破了《礼记正义》孔疏“就节论节”的模式。

前言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关于《学记》的研究都是包括在其母本《礼记》注释中。对《礼记》的最早研究当始于汉初，最初的研究形式为篇目遴选、纂辑和传抄讲授。随着时间推移和语言文字的演变，之后慢慢出现了对《礼记》经文的训诂，以及对字事背后义理的探究和典物的考据。《礼记》郑玄（127-200）注是我们现今还能读到的最古老也最经典的著述。唐代孔颖达（574-648）《礼记正义》在继承发展原有诂训之法的基础上，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篇章的段落结构上，于是我们见到了如《礼记正义》，又名《礼记注疏》中对各篇全文的断句分节和各节内容大意的概括归纳[[1]]。孔颖达主持修纂的《礼记正义》之《学记》，不仅对全文断句，还用19个“此一节”将全篇文章划分成19个节段，并对每一节的主要内容都作了归纳总结。这是中国古代《学记》研究历史上，学者首次把文章结构的某部分组织形式纳入了自己的注疏范围之内。虽然孔颖达第一次给《学记》全篇断句分节，但他的关注点仍在“节”不再“篇”。他对每一节论说主旨的概括表述，也还只停留在就节论节层面上。孔颖达之后的《学记》注释，就《学记》思想内容之组织和篇章结构研究方面而言，基本上都没有突破他所发明的注疏模式，即都局限于段落结构层面上考释，尚未见篇章结构意义上的研究，直至以王船山《礼记章句》为代表的数部章句体《礼记》注疏著作的问世，原有的注疏模式才有所突破。王船山《礼记章句》的刊发行世，为古代《学记》的注疏和研究抹上了一道异样的色彩，带来了新气象。

“章句”体古籍注释始自汉朝[[2]]。宋朝有朱熹（1130-1200）给《礼记》一书中的《大学》和《中庸》作章句[[3]]，但以章句的体式并以“章句”为题给《礼记》全书或部分做注释的著作，从现存古籍资料看，只在明清两朝才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出现。检索古籍经部礼类之目录，见明清两朝，共现四部《礼记章句》：明朝张聪（1475-1539）八卷本《礼记章句》，明末清初王船山（1619-1692）四十九卷本《礼记章句》，清朝任启运（1670-1744）十卷本《礼记章句》，和清朝汪绂（1692-1759）也是十卷本的《礼记章句》。另外还有两部无章句之名但有部分章句之实的《礼记》注释著作：明朝徐师曾（1517-1580）的《礼记集注》和清朝姜兆锡（1666－1745）的《礼记章义》。古书虽多处记载或提及明朝张骢（孚敬）的八卷本《礼记章句》，但据《温州文献丛书》之《张骢集》校注者张宪文先生考证，此书除张骢自撰的《礼记章句序》尚存外，全集已轶（张宪文，2003）[[4]]。因此王船山所著四十九卷本《礼记章句》就成了现存最早最完整也最具代表性的“章句体”《礼记》全书注疏的著作了。

王船山生于1619年10月7日，卒于1692年2月18日，是明末清初的大儒。湖广衡阳县（今湖南省衡阳市）人。王船山，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他晚年隐居于石船山麓读书写作，世遂称船山先生。后人编《船山遗书》二百八十八卷，《礼记章句》为其第“十三卷”。船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人物，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和教育史上都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后人对其评价极高。毛泽东曾说：“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5]]

王船山《礼记章句》全书四十九卷，是他59岁时著述完成的一部典型的章句体《礼记》注疏著作[[6]]。该书卷十八为《学记》。就其著述体例看，是卷与该书的其他部分一样，在篇名之后有一个“题记”。正文有四个部分构成：断句分节分章的经文即《礼记》原文、安插在原文之后以解释字词和句意疏通为主的注文、表分章的章序词，和概括总结段落大意的章旨。章旨部分兼及章段之间内容结构关联的梳理，并非每卷每一章都有，但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文本的篇章结构意义颇大。就该书《学记》卷而言，其涉及文本组织结构的划分和段落大意概括的章旨部分，是其精华所在，最具学术研究价值。

王船山《礼记章句》对后世《学记》研究影响很大。刘光蕡，号“古愚”（1843-1903）作的《学记臆解》（1895年），被誉为“国人借用传统教育经典来论证现代教育的代表之作”[[7]]，就说其分章依照王船山的《礼记章句·学记》[[8]]。傅任敢先生（1905-1982）作《【学记】译述》相当倚重王船山《礼记章句·学记》卷，引用其注文多达30余处[[9]]。当代学者孙杰先生，在其关于《学记》研究的文章与著述中多次提及王船山《礼记章句·学记》篇，并备赞之（孙杰，2019，2021）。他的专著《教学相长：?学记?历代注释的整理与研究》（孙杰，2020）对《学记》全文内容结构的划分也大致采用王船山《礼记章句·学记》的分章法[[10]]。

本文从王船山《礼记章句·学记》分章概述入手，通过辨析试图还原船山先生对《学记》的分章和章旨的本义，并尝试将王氏的研究成果置于《学记》研究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以评价其学术价值和历史贡献。

分章概述

王船山《礼记章句·学记》全文“凡十六章”。各章起讫和章旨表列如下：

表一

上表所分十六章，按注文的插入，又被断为53个节句。两者一起，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王船山对《礼记·学记》段落结构的梳理和认识。

除按节句分章划分段落结构，并从头至尾给全篇作串注解释以外，如上表所示，王船山还分别在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十章之后写有如下三条章旨：

“（右第一章）此章言人君建学之旨。”

“（右第二章）自此以下八章皆言为师之道教者之事也。”

“（右第十章）此章承上章师道之大而言择师之当慎。自此以下六章皆言亲师之道学者之事也。”

上述三条章旨除概括对应章段内容大意（“此章言人君建学之旨”、“皆言为师之道教者之事也”、“言择师之当慎”，和“皆言亲师之道学者之事也”）之外，还涉及到了章与章之间组织结构上的关联，比如“自此以下八章”、“此章承上章”和“自此以下六章”等语。这三条章旨凝聚了王船山对《学记》文本主要思想内容、段落结构及内在逻辑关系的梳理和各部分中心思想的概括。不计“章序”词，总共六十四个字。字数不多，包含的意义却非常丰富和独特深刻。在评述其意义之前，先予以辨析，以弄清楚这三条章旨到底说了些什么，每一条所对应的是哪几章，它们是如何梳理文本的内容结构的。

章旨辨析

今人有数篇文章论及王船山《礼记章句·学记》篇，对其章旨涉及的内容结构划分先是说“三部分”，后又改为“四部分”，对各部分的起讫划分也随之发生调整和变更（刘莉萍、孙杰，2019年；孙杰，2019、2020和2021）；还说刘古愚之《学记臆解》也遵循王船山《礼记章句》的分章方法，把《学记》分为四部分（孙杰，2019）[[11]]。这几篇文章及作者对前后表述不一都没有做任何的说明和解释[[12]]。这是符合王氏本意的客观解读，还是他们带个人主观成分的阐释，在对王氏各条章旨进行了辨析之后，读者自会有结论的。

王船山《礼记章句》的撰写遵从传统章句体注疏凡例，在每章结束之后都用一个“章序”语标示，比如“右第一章”、“右第二章”，和“右第十章”等。《礼记章句·学记》篇三条章旨，分别写在“右第一章”、“右第二章”，和“右第十章”等三章章序词之后，这首先表明它们所言记的内容和归纳的主旨与这三章有紧密关联。第一条章旨，只就第一章而言。《学记》第一章起讫清晰确定，故章旨与其对应经文的关系一目了然，“此章言人君建学之旨”句中的“此章”指的就是《学记》篇的第一章，不会还有第二种解释。用现代汉语表述，就是“这章（第一章）说的是执政者创立学校教育的目的意义。”

读王船山《礼记章句》，我们常见某一章或一节被解读为超出局部而具有全篇意义和作用评论。比如，《曲礼上》中的“右第一章。按此章原本正心修身之道以为礼之本，而圣学之功举不外于此，盖一篇之统宗，全经之体要备矣。”[[13]] “右第二章。此章言节情去私为礼之本，与上章相承而立言，以为一篇之纲领。”[[14]]再比如《文王世子》篇的“右第一章。此章记世子之德以孝为本。文王躬行以为家法而武王承之，故周家仁孝之教施及后世、率以是为立教之本，而弟友之德，礼乐之实，原此而生。盖一篇之纲宗也。”[[15]]还有《内则》对其第一章第一节的点评是：“此一节乃一篇之纲领。”[[16]]对《学记》篇第一章，王船山没有也如《曲礼上》、《文王世子》等篇那样运用“一篇之统宗”或“一篇之纲领”等词语从篇章结构角度来评价其意义，我们也很难仅凭“建学之旨”四字，就判定《学记》篇第一章也超出单章而具有统驾全篇之功能，尽管“建学之旨”四字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第一章主旨思想。但王船山以后的任启运在其撰著的十卷本《礼记章句》中的确是如此点评的，这是否受到王船山《礼记章句》的启发，我们不得而知：

“右第一章。言教学之重，一篇之纲领也。”[[17]]

《礼记章句·学记》卷的第二和第三两条章旨，复杂一些，不像第一条仅对第一章而发。它们不仅关涉到第二章，第九章和第十章，还包括了“自此以下八章”和“自此以下六章”。换言之，它们所对应的不是单独的某一章，而是一个“章群”，一个超出一章范围的大段落。还有，这两条章旨，在相似的句式表述之中还存在着不同点。如果不明了《礼记章句》一书注释体例，参照该书其它卷中类似的笺疏格式，仅仅依靠《礼记章句·学记》卷来读这两条章旨，不一定能完全准确解释其真正的含义。

在表一备注栏，笔者对写在第二和第十两章之后的章旨都提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如何理解“自此以下”四个字。具体地讲，“自此以下”中的“此”，是含还是不含出现这四字的那一章？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一是王船山《学记》章旨涉及到的章数总计似与“凡十六章”不合，让人心生疑窦，或产生误解[[18]]。二是如上所述，今人对“自此以下八章”和“自此以下六章”具体指的是哪几章有不同划分，对其归纳的内容结构有不同的解读但又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在具体解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王船山《礼记章句》之凡例。

凡例者，书前关于本书体例之说明也。王船山本人并没有对《礼记章句》写下什么具体的书写体例方面说明，但阅读全书，通过对其常用的、表示上下文之间在内容及结构关系用语的汇总和分析，我们还是能发现一些规则的。根据这些规则，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学记》剩余的两条章旨的具体含义。

《礼记章句》各卷分章多寡不一。有的一卷被分为125章，比如《檀弓上》；有的根本没有分章，如《儒行》；还有的全卷仅一章，比如《明堂位》、《仲尼燕居》、《孔子闲居》、《深衣》、《投壶》和《丧服四制》等篇。被分章的篇卷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明列“章序”没写章旨。王船山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礼记章句》分章和插写章旨标准的说明文字。因此想要理清并全面地总结出他分章和加写章旨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但细读各篇各章之章旨，通过对作者常用一些词汇的汇总与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比如为表述上下章之间的关系，王船山在给《礼记》各篇作章句时常会用到诸如“自此以下”（《曲礼上》、《学记》等），以及与此结构类似的词组，比如“自此章以下”（《曲礼上》）、“自十三章以下”（《曲礼下》）、“自第三章以下十二章”（《内则》）等词语。除此之外，还有比如“此下”、“此上”、“其下”、“其上”、“此及下章”，“此章以下”等等。

反复通篇阅读《礼记章句》后，笔者发现，王船山在使用表前后章关联用语作章句写章旨时，用语后接的章数或章序，其实就隐含或者说预告了下一条章旨出现位置，笔者将此总结为“前呼后应”的规则。根据这条规则，与之相接续的新章旨出现在所提后接的章数结束处或之后，偶尔也会两处都写的情况，但最常见的还是在结束章之后。以《曲礼上》为例说明如下。

《曲礼上》为《礼记》第一篇。该篇第一次运用表上下章关系的用语出现在第二章，这条章旨最后一句是：

“…此下四章则以发明礼之大指，本立而用斯行矣。”

对照经文和章旨，这里的“此下四章”指的是从第三章往下数四章，止于第六章。也就是说这句章旨涵盖的范围到第六章结束，按常规，下一条应接的章旨将会写在第六或第七章，或者两章都有，而中间的各章只记章序。《曲礼上》第三到第五章，只有章序词，新的一条章旨出现在第六章，读如下：

“（右第六章）此上六章通论礼为德行之要、委曲必尽之意。自此以下乃列其事而言之，皆礼之曲也。”

而涉及后续章数的章旨写在第七章：

“右第七章。此章序人生历年人事之节、勤逸之差，因以推长长老老之道。其下五章皆因是而广记之。”

《礼记章句》全书章旨总计用了15次“其下”（含《曲礼上》第七章），与“其下”连用的是以“此章”领头章旨概述，位于“其下”句之前。所有“其下”后接的章数和章旨概括，都没有包含出现这两个字的那一章。这里的“其下五章”也是不包括第七章的。根据呼应规则与“五章”的提示，我们可以推测在第十二或/和第十三章，将会有新的与此相衔接的章旨出现，而这之间的各章（第八至第十一章），就只有章序没有章旨。请看《曲礼上》第十二和第十三章章旨：

“（右第十二章）此上五章，承第七章而广记事父母兄长之礼。孝弟者，德之本，礼之实也。谨诸此以达乎众礼之原，则天理之节文皆生心而不容已矣。自此以下乃杂记应对进退之节以广之。”

“（右第十三章）自此以下至第十六章，皆记升堂入室之礼，大要为少事长者言之，而成人以后，主宾相接，趋朝奉使，亦因类而通之。”

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之后的两条章旨的表述和呈现方式几乎与之前的第六和第七章一样。而下一条与“自此以下至第十六章”句相呼应的章旨，只会在第十六章或之后出现，而之间的各章，同样是只见章序不见章旨：

“（右第十七章）此章以下至二十三章，皆记侍坐之礼。其宾主之坐异者则别记之，同者则即侍坐而见也。此章记粪礼。‘粪’者，布席之始事。”

余类推，直至卷终。

《礼记章句》一书中绝大多数的篇卷，其注释和章旨中所提及章数的合计，都与每篇题记最后一句话点出的总章数相符合。据此发现，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一读王船山《礼记章句·学记》篇第二和第三两条章旨。

上面已经指出，《学记》第二和第三两条章旨所对应的都不仅仅是某一章，而是一个“章群”，与上面列举的章旨属同类。为表此意，两条章旨都应用了“自此以下”后接章数的组合表述形式。据上表的呼应规则来预测与第二条章旨中的“自此以下八章”相接应的下一条章旨，应出现第九（所止章）或第十章（之后章），而中间的各章只写章序。核对《礼记章句·学记》卷，第三至第九各章，只见章序没有章旨，与第二条章旨相呼应的章旨（第三条）写在第十章，属最常见的情况，符合规则。这表明与第二条章旨所概括的“皆言为师之道教者之事”相对应的八章，应是从第二到第九章。这是继第一章言“建学之旨”后《学记》的另一部分，涵盖了八章，主要思想内容为“为师之道教者之事”。

与第二条相比较，第三条章旨在“（右第十章）”和“自此以下六章皆言亲师之道学者之事也”之间多了一句以“此章”二字起头对第十章主要内容及其与上章在内容结构上关联的话：“此章承上章师道之大而言择师之当慎”。这说明与之对应的不仅仅是“自此以下六章”，还有“此章”，即第十章。这是第三条章旨的独特之处，对正确理解《学记》内容和结构起关键性的作用,它使章旨涉及的章数与题记所言“凡十六章”相吻合[[19]]。如果没有这一句，“自此以下六章”的解读会按照与第二条一样的规则进行，即从第十章开始往下数六章，到第十五章结束。但插写了总括第十章章旨的“此章承上章师道之大而言择师之当慎”这一句话之后，就不能也不应该再按照第二条章旨那样了去理解和计算“自此以下”的章数了，否则就会引起章旨内容概括的重复和章数计算的混乱或诋牾，还会发生《学记》篇的某一章不被涵括在其归纳的章旨之中；就第三条章旨而言，第十六章所论述的内容，被会排除在“亲师之道学者之事”所覆盖的章段之外。

“自此以下”四字组合是王船山作章句写章旨时最常用词语之一，全书总计出现十三次（详见如下）。使用最多的是在《曲礼上》卷，计四次。其中出现在《礼运》篇的二次是在“节评”中，《中庸》篇的一次来自朱熹的《中庸章句》。凡是用“自此以下”用语的章旨，都涉及与其后面章段所记内容和结构上的关联，都不是仅仅针对单独一章的。下面笔者从“前文后语”来分解研究所有运用了“自此以下”一词的章旨，意在找出王船山《礼记章句》用此语规律及其含义。

1.右第六章。此上六章通论礼为德行之要、委曲必尽之意。自此以下乃列其事而言之，皆礼之曲也。（《曲礼上》）

2.右第十二章。此上五章，承第七章而广记事父母兄长之礼。孝弟者，德之本，礼之实也。谨诸此以达乎众礼之原，则天理之节文皆生心而不容已矣。自此以下乃杂记应对进退之节以广之。（《曲礼上》）

3.右第十三章。自此以下至第十六章，皆记升堂入室之礼，大要为少事长者言之，而成人以后，主宾相接，趋朝奉使，亦因类而通之。（《曲礼上》）

4.右第二十八章。此章记燕食之礼，特为详尽。自此以下至三十六章，皆记饮食之礼。记曰：“礼始于饮食。”又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天理之节文，不舍人欲而别自为体；尽其宜、中其节则理也，弗之觉察而任之焉则欲也，亦存乎心之敬肆而已矣。（《曲礼上》）

5.右第二十三章。自此以下八章皆以申明上章之旨，而此章备记上贤简不肖之制，以是为立教之大用，而王者所藉以转移天下者，必此为先焉。……。（《王制》）

6.自此以下皆记者推夫子之言而明礼不可僭之意。……（《礼运》）（是为“节旨”）

7.……上二节言诸侯僭礼。自此以下三节，则言大夫僭诸侯之事。盖君僭于上，臣僭于下，理势之必然者也。（《礼运》）（是为“节旨”）

8.右第二章。自此以下八章皆言为师之道，教者之事也。（《学记》）

9.右第十章。此章承上章师道之大而言择师之当慎。自此以下六章，皆言亲师为学之道，学者之事也。（《学记》）

10.右第十三章。自此以下十章皆言孝子之道，其第二十二章则因孝而及弟，盖祭以爱敬为本，而孝弟者爱敬之实，故曰“孝子为能飨亲”……。（《祭义》）

11.[注]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衍]此章之意本以明诚明之合。此下十二章皆互相呼应，以著天人合德之理，作圣之功。（《中庸》）（引自朱熹《中庸章句》）

12.右第八章。自此以下六章皆记不得奔丧而遥哭之礼。…。（《奔丧》）

13.右第二章。自此以下三章，皆申明妇道之重以明婚礼之必谨，…（《婚义》）

从其“前文”看，有两种情况：

（一） “自此以下”直接章序语，它们之间没有以 “此章”、“此上六章”、“以上五章”、“此章承上章”等起头的章旨插入，13处“自此以下”中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类情况。

（二）在章序和“自此以下”之间，插进以“此章”、“此上六章”、“以上五章”、“此章承上章”等领头的章旨概括，上面的第1、2、4、7和8等条是也。

依据文本比对“前文”的两种情况后发现，有无“前文”，是判断“此”字含还是不含运用“自此以下”四字那一章的依据或标准，没有“前文”插入，“此”含；有，“此”不含。

再据其“后语”分析，也有二种不同的组合形式，无论哪一种形式，都带章旨概括：

（一）直接其后各章所记之内容即章旨，其章旨所涵盖的范围得根据文本所言具体内容而定，第1、2、6三条是也；

（二）后跟具体章数或所至章及所论事项即章旨，这种形式最常见，除第1、2和6等三条外，剩余的都属这种组合，包括《学记》篇的两条。这种组合形式，与“呼应”规则紧密相关。

为什么同一个用语不能作一致性的解释？为何同一用语中“此”会发生既含又不含这样看似矛盾的现象呢？下面让我们三读王船山《礼记章句·学记》篇第二和第三条章旨，答案就在其中。

“右第二章。自此以下八章皆言为师之道，教者之事也。”

这条章旨从所跟带的“前文后语”看，“自此以下”紧接“右第二章”之后，中间没有任何表章旨的句子插队。根据上述发现的规则来解读，这条章旨所概括的章段，一定得覆盖第二章所言之内容，否则第二章就会被排除在其总结的章旨之外而无处着落。因此“以下八章”当从第二章开始到第九章为止。上面根据呼应规律倒推，得出的也是同样的结论。总而言之，“皆言为师之道，教者之事”概括的是从第二至第九章等八章的主要意思。

就《学记》篇看，三条章旨中的最后一条有些特别之处。

第一，内含两条章旨：“此章”和“自此以下六章”；

第二，在“章序”和“自此以下”用语之间插了“此章承上章师道之大而言择师之当慎”一句。

从《礼记章句》一书来看，这类表达方式的章旨并非《学记》卷独有（见上面有关“自此以下”用语汇总和解析）。这里的“此章”，对应第十章应是明确无误的。第十章在内容结构上“承上章”即第九章之“师道之大”，说的是“择师之当慎”（章旨）。第九章属上一部分，即“为师之道，教者之事”已明，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此章承上章”，将第十章划归到第二部分也无可厚非。问题是接下来的第三部分也有言说“师”的内容，与第十章也有密切的关联。再说这条章旨对应的是第十章，已超出第二条章旨所涵盖范围，其概括的也是第十章的内容，应当也与“自此以下六章”所记内容关系密切。如果按刘莉萍和孙杰合著的文章里说的第二部分是从第二章到第十章，那么根据常规，第二条章旨王船山应该改写成“自此以下九章”而非“八章”。王船山《礼记章句》总计有9处“此章承上章”，但仅《学记》卷是与“自此以下”接章数组合在一起使用的。在表述第十章内容大意时用“此章承上章”几个字时，其实就表明了作者对这一章特殊结构功能的认识。在王船山心中，第十章在篇章结构方面不仅具有“承上”的功能，可能还有“启下”的作用，否则他就不会专门另写一条章旨，并将之安排在“自此以下六章”章旨之前。处于“言为师之道教者之事”与“言亲师为学之道学者之事”之间的第十章，王船山认为应是一过渡章。总而言之，第十章在《学记》篇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很特殊，从文章组织结构方面看，它相对独立，又起着“承上”也“启下”的特殊作用。

第十章的文意和文章结构上的功用都已经被“此章承上章师道之大而言择师之当慎”一句所点明并归纳总结，因此，“自此以下六章”及其章旨概括就不可再将其包括在内，否则“此章承上章师道之大而言择师之当慎”的概括就成了多余和累赘。这就是同一个用语（“自此以下”），在第二条章旨中包含出现此词的章段，而在第三条章旨中不含的根本原因。所以，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才是与“自此以下六章”对应的那六章，所记中心内容是“亲师为学之道，学者之事”，即《学记》篇继“建学之旨”、“为师之道教者之事”之后的另一大思想内容。不作此解读，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作者在点明了第十章功用和大意之后还去表述“自此以下六章”的“群章旨”的做法。笔者认为，这才是符合《礼记章句》体例的理解，才是王船山《学记》章句章旨的本义，否则，就很可能如孙杰先生的解读，调整其结构分章、另加一章和一个所谓的“为学务本”部分。

通过辨析章旨，揭示了《礼记章句·学记》主要思想内容及其结构之后，我们可以说，王船山是将《学记》文本分成十六章，并针对划分的十六章，写下了三条与章段对应关系清晰明确的章旨。后人对之所有的解读都得建立在尊重王氏写下的三条章旨原意的基础之上。

章旨评述

王船山对《学记》内容及结构的分析和概括，言简意赅。具体评述之前，让我们先来简要梳理回顾一下王船山以前古代《礼记》注家对《学记》文本组织结构的认识和所做的努力。

从汉代到王船山生活的明末清初，据孙杰先生整理和笔者自己搜寻统计，至少有340余种部《礼记》注释著述，包括轶著[[20]]。笔者选取以下各朝代有代表性的著作，梳理注释者对《学记》文本的断句分章。

表二

从上表所列几家有代表性的《礼记》注释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人对《礼记·学记》篇的“断章离句”可谓是千姿百态、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有两种格式：既分又总和有分无总，而有分无总是最常见的，也是基本的形式。所谓的有分无总，即只见断句分段，加以字词注解为核心注疏，没有段落大意即章旨的总结概括。上表所列的各家中，除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和徐师曾的《礼记集注》外，都属这一模式。从篇章结构角度审视，这两种格式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只见句节不见篇[[21]]。

概述章节内容大意，即章旨（或节旨），是章句体注疏著作重要特色之一，也是古代《学记》研究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研究形式也被当代学者加以继承和发扬[[22]]。章旨集中地体现注释者对文本思想内容及其结构的认识，从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作者的研究方式和对文本组织结构的理解及认识。这是章句体《礼记》注疏著作的独特功用。孔颖达主持修撰的《礼记正义》是这方面研究的开拓者，尽管它不是典型的章句体著作。孔颖达开创的既分又总的《礼记》注疏格式，作为《学记》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和注疏形式，在他之后并没有被大多数《礼记》注释者所继承，这从文本篇章结构研究角度看，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礼记正义》之后我们很少见到有注释者对分段后内容作对应的总结概括，直至王船山《礼记章句》出版问世。王船山《礼记章句·学记》卷，为中国古代《学记》研究照进了一束异样的光。

王船山《礼记章句》对其《学记》段落结构的划分和各部分旨义的概括归纳，与他之前的学者研究方式都有所不同。他既没有遵从郑玄孔颖达《礼记注疏》的断句分节，并“就节论节”地概括每一节的内容大意；也没有跟从朱熹、卫湜和陈澔等只作离句分段的注释或集注，而是逐句逐节逐章，详作笺释串讲，并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表述内容结构，总结章段大意。王氏概括的章旨，不局限于孤立的章段，而是着眼于章和章、章与篇之间在思想逻辑关系的梳理和总结，这就突破了《礼记正义》孔疏“就节论节”的模式。《礼记章句》之前的《礼记》注释著作，就《学记》篇而言，我们尚未见此种注释方式，这是王船山《礼记章句·学记》的独到之处和独特贡献。

细读王船山《学记》篇总结归纳的三条章旨，我们可以发现其遣词造句都是紧紧地围绕着“学”、“师”和“教”这三个词而组织的。“学”、“师”和“教”是《学记》文本中使用次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三个实词，可谓《学记》篇的三大关键词[[[23]]]。王船山对《学记》思想内容和结构的梳理和概括，与这三个关键词在文本中使用的频次和具体的分布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表明他对《学记》一文的深层次结构有着不同寻常的认识和理解，这也是《礼记章句·学记》的独特而深刻之处。

《礼记章句·学记》全文，“学”、“师”和“教”三字总计出现次数分别是48、19和19次。48个“学”出现在文本中除第七、第九和第十六等三章外所有的章段中，是《学记》文本中使用频率最高分布最广的一个实词[[24]]。19处“师”字中有13个都出现在第十章（含第十章）之后。同为19次的“教”字，都出现在第一至第九章之间，第十章（含第十章）之后不见“教”。王船山《学记》三条章旨，几乎是完美地契合这三个关键词使用的频次和在文本中所处的位置。换言之，王船山对《学记》篇章结构的分析和段落大意的概括，是基于对该文本三大关键词的使用频次和分布范围的洞悉之上。全文从头到尾，记述的都是与“学”相关的旨义和事理—与“学”字使用次数最多和分布范围最广相吻合；以“为师之道、教者之事”来总结“师”与“教”，尤其是“教”字集中出现章段的主要思想内容—此与“教”字仅现第一至第九章有谋而和；用“为师”、“师道”、“择师”、“亲师”等词，搭配“学者之事”，来表述“师”字高频现章段论述的主旨—这又与大多数“师”字都在第十章之后被运用高度符合。关键词的使用、出现的频次和分布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章作者拟要表达的主要思想观点，以及对篇章结构的设计和安排。王船山总结的三条章旨，揭示出了《学记》篇作者写作构思的深层意图。

结束语

王船山《礼记章句》对《学记》主旨思想的总结概括和篇章结构的梳理划分，诠释了《学记》文本内在思想的逻辑结构。从《学记》文本“学”、“师”和“教”三大关键词入手，王船山梳理和陈述他对《学记》段落结构划分和主要思想概括，将《学记》全篇从文章组织结构上分成三大块再加一个过渡的部分，并以简练精确的语言将之总结概括为“建学之旨”、“为师之道教者之事”，和“亲师为学之道学者之事”等内容，是既有深意又有创意。它打破了旧有的“以节论节”的注疏传统，开启了《学记》研究史上“以篇论节”的注疏新模式。从王船山《礼记章句·学记》断句分章、注释，和章旨中，我们在见识了他之前许多人已经做过的那种断句离章注疏模式的同时，第一次看到了《礼记》注家将注疏解读的目光投向了全篇内容的组织结构上，即从篇章的意义上审视段落，完成了一次对《学记》从段落结构到篇章结构分析和理解的飞跃。这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是很有借鉴和启示意义的，尤其是对《学记》篇章结构的把握和理解方面，对此应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视，并再进一步深入研究之。（作者：张智勇）

参考资料：

[1]（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又名《礼记注疏》）。《武英殿十三经注疏》本

[2]（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学记第二十七，学礼十。《钦定四库全书》本

[3]（宋）卫湜：《礼记集说》卷八十八-九十，学记第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本

[4]（元）陈澔：《陈氏礼记集说》卷六，学记第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本

[5]（元）吴澄：《礼记纂言》卷三十五，学记。《钦定四库全书》本

[6]（明）：郝敬撰《礼记通解》卷十三，学记第十八。

[7]（明）胡广：《礼记大全》卷十七-十八，学记第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本

[8]（明）徐师曾：《礼记集注》（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9]（清）王船山原著/（清）王世全主编：《船山遗书》（全十五卷，清末金陵刻本，简体横排）。中国书店，2016年

[10]（清）任启运：《礼记章句》（十卷本）。江苏巡抚采进本

[11]（清）汪绂：《礼记章句》（影印本，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清）姜兆锡：《礼记章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13]（清）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卷六十七，学记。浙江书局刻本

[14]（清）王之春撰、汪茂和校点：《王船山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

[15]（清）刘古愚（光蕡）：《学记臆解》。关中丛书，1936年

[16] 高时良：《学记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

[17] 傅任敢：《【学记】译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

[18] 张宪文（校注）：《温州文献丛书·张骢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 杨天宇：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页31-36

[20] 刘莉萍、孙杰：论《学记》教育知识的隐喻表征。《高教探索》,2019年第4期，页101-106

[21] 孙杰：重新理解《学记》:基于整体教育史观的审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5期，页153-160

[22] 孙杰：《教学相长：<学记>历代注释的整理与研究》（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23] 孙杰：论《学记》研究者群体的形成及演变。《社科纵横》，2021年6月，总第36卷第3期，页129-136

[24] 关山远：“吾书两百年后始显”:王船山“发现”记。新华每日电讯10版，2017年11月10日

[25] 张宝三：汉代章句之学论考。《台大中文学报》，第十四期，2001年5月，页35-76

[26] 张厚齐：两汉章句之学历史考源与发展例释。《东吴中文研究集刊》，第十四期，2007年6月，页19-32

[27] 张智勇：“学”见《学记》之总次数 兼谈标题之“学”。“善本古籍”微信公众号（广东），2022-08-19。

注释：

[[1]] 此著作标题虽有“正义”和“注疏”之别，但其作者都被冠以东汉郑玄和唐代孔颖达，有的版本还加上唐代陆德明，如果陆德明的音义注说也被包括在内。因此可以说，书名虽略有不同之处，但都属特指，说的是同一部著作，即包括了郑注孔疏陆音义的《小戴礼记》。标题《礼记注疏》中的“注”和“疏”都有其特定的指向和意义：“注”即是东汉郑玄的“注解”，简称“郑注”。而“疏”就是唐朝孔颖达对“郑注”的“疏义”，简称“孔疏”。

[[2]]《后汉书·桥玄传》（卷51）：“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成帝时为大鸿胪。祖父基，广陵太守。父肃，东莱太守。”蔡邕（132年—192年）也曾作《月令章句》。另外参见张宝三：《汉代章句之学论考》和张厚齐：《两汉章句之学历史考源与发展例释》。

[[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二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4]] 张宪文（校注）：《温州文献丛书·张骢集·前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5]] 关山远：“吾书两百年后始显”:王船山“发现”记。新华每日电讯10版，2017年11月10日。

[[6]] （清）王之春撰、汪茂和校点：《王船山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第91页。

[[7]] 孙杰：重新理解《学记》:基于整体教育史观的审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55页。

[[8]] “此记分章依船山王氏。” （清）刘古愚（光蕡）：《学记臆解》。关中丛书，1936年，第3页。

[[9]] 傅任敢：《【学记】译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据此书引述统计。

[[10]] 参阅【参考文献】孙杰之文章与专著。之所以说“大致采用”，是因为本文作者认为孙先生的解读与王船山的原义并不完全相符合。

[[11]] 刘古愚《学记臆解》的确是说了“此记分章依船山王氏”，也确实是分十六章作臆解的，但他的断句分节较王船山的要析得更细。王船山《学记》章句三条章旨他只引述了第二条。据刘古愚写在第十一章“此章以上言教学，以下乃言学法”来判断，他认为“言教学”至第十章止，而非第九章。这表明刘氏对《学记》结构也有他自己的见解，并非完全与王氏的一致。《学记臆解》全书，刘氏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如孙杰文章所叙的“分为四部分”，更没有点明各部分的起讫。

[[12]] 主要作者孙杰先生非常赞赏王船山《礼记章句》，称其为《学记》文本研究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也非常尊重其文字表述，对自己著述的《教学相长：<学记>历代注释的整理与研究》一书中与王氏《礼记章句》一些细小的不同都详加说明注释，但他对自己发表的文章中关于王氏章旨理解的前后表述的改变，却都没有给出任何的说明解释。

[[13]] （清）王船山原著/（清）王世全主编：《船山遗书》（全十五卷，清末金陵刻本，简体横排）。中国书店，2016年：第四册，《礼记章句（上）·曲礼上》。

[[14]] 同上

[[18]] （清）王船山原著/（清）王世全主编：《船山遗书》（全十五卷，清末金陵刻本，简体横排）。中国书店，2016年：第四册，《礼记章句（上）·问王世子》。

[[16]] 除《曲礼上》、《内则》和《文王世子》等篇外，在《礼运》、《祭义》、《王制》、《祭统》、《表记》、《坊记》、《问丧》、《深衣》、《婚义》和《乡饮酒义》等篇中都有类似的表述。而这类从全篇的意义上评论某章节功能的表述，除《王制》和《祭义》等二篇外，基本上都是针对开篇的那一或二章（节）而言。

[[17]] （清）任启运：《礼记章句》（十卷本）。江苏巡抚采进本，卷四之四：《礼记章句·学记》。任启运对《学记》篇首章的起讫划分与王船山是一致。

[[18]] 第一条章旨对应第一章，第二和第三两条章旨提到的章数分别是八章和六章，合计总章数是十五，而不是题记中所说的“凡十六章”。

[[19]] 第一条章旨对应第一章，第二条涵盖八章，第三条包括了“此章”即第十章”和其后的六章，合计刚好是十六章。

[[20]] 孙杰：《教学相长：<学记>历代注释的整理与研究》（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据该著作的第一章之第二节“《学记》注释者考释”统计。该书此节，根据朱彝尊《经义考》，只给出从汉代到宋代的《礼记》注释著作的大概数字统计，无元、明两朝的著述统计数字。

[[21]] 孔颖达之《礼记正义·学记》卷，虽有各节中心内容的归纳，但都是就节论节的概括，还没有涉及节与节、节与篇之间内容结构上的关联研究。

[[22]] 高时良：《学记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就是以“章句体”写成的。

[[23]] 《学记》（《武英殿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文本中出现频率排位前五位的字词依次是：“之”54次，“其”52次，“学”49次，“不”47次，“也”43次，其中仅“学”字为实词，其他四个都是虚词。出现频率仅次于“学”的另外两个实词，就是“师”和“教”，都是19次。

[[24]] 张智勇：“学”见《学记》之总次数 兼谈标题之“学”。“善本古籍”微信公众号（广东），2022-08-19。王船山《礼记章句·学记》篇在“察于此四者，可以有于志/学本矣”句（第十六章），是用“志”字，故全文（含标题）字面为“学”字，总共是48次而非4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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