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红色文化资源调研报告
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共同创造的革命文化资源。市作为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辖区内遍布着十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蕴藏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革命传统。用好用活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对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至关重要。
一、市红色文化资源的现状和特征
（一）资源数量丰富，位于全省前列
首先，市共有红色遗址166个（16个州市共1889个）。其中，重要党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62个，如：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宜良火车站地下联络站遗址等；重要党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44个，如：闻一多殉难处、李士娘地下交通联络站旧址等；革命领导人故居11个，如：朱德旧居、张天虚故居等；烈士墓16个，如：黑龙潭革命烈士陵园、茨坝小哨红军烈士墓等；纪念设施33个，如：东川拖布卡镇树桔红军渡长征纪念馆、寻甸（嵩明、富民）红军长征纪念馆（碑）等。公布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91项，列为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国家级6项、省级12项、市级13项。其次，昆明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如：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闻一多“最后的演讲”舍生取义的故事、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铸就了薪火相传的精神谱系。
（二）空间全域分布，地域分布不均
就数量而言，行政区均有红色遗址分布，其中石林县分布最多，有28个，东川区分布较少，只有2个。主城区主要集中在五华区，遗址知名度和利用率较高，五华区10个红色遗址中就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个，多集聚于翠湖和五华山周边；县（市、区）主要集中在石林县、晋宁区、宜良县。就价值而言，影响较大的红色遗址主要集中在昆明主城区和红军长征经过的区域。
（三）时间跨度完整，呈集中性分布
就红色文化资源形成的时间而言，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各个历史区间都有分布，但多数县（市、区）其时间排列呈集中性分布。其中，主城区红色文化资源集中在早期中共组织建立时期，与昆明地处省会、交通发达、进步人士集聚有关。禄劝县、富民县、寻甸县等地红色文化资源主要集中于1935年、1936年红军长征两次经过时期，尤其是禄劝县，9个红色遗址都与红军长征有关。西山区、呈贡区、宜良县、石林县等还集中分布在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建立和发展时期。晋宁区还集中在解放战争时期，这是因为云南解放后，晋宁的国民党势力及土匪暴乱尚未肃清，故而留下许多征粮剿匪的革命遗址、烈士牺牲地和纪念设施。同时，不同时期红色文化资源的分布从侧面反映了党组织活动的规律和党的历史。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工作主要在主城区、县城和铁路沿线；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斗争主要分布在农村。
（四）代表性资源闻名全国，重要性元素名垂青史
市作为云南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建立的策源地，凝聚了一批以王德三、李国柱、吴澄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现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云南陆军讲武堂走出了300多位将帅，杰出代表朱德、叶剑英则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2020年，陆军讲武堂打造成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歌的作曲者聂耳是昆明历史文化名片中最响亮的音符。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有18年在昆明度过。聂耳精神与昆明密不可分，2022年，依托西山景区聂耳墓等红色文化资源，建成聂耳和国歌文化党员教育基地。红军长征先后两经昆明，在禄劝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禄劝等8个县（市、区）入选国家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长征片区。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运动，这些都是构成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元素，记载着中国人民在昆明这片热土上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往事，承载了共产党人坚持理想、积极斗争的伟大精神，是昆明极为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
二、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保护利用机制不顺
第一，缺乏统筹协调部门。目前，红色文化资源的管理涉及宣传、党史、文旅等多个部门，各县（市、区）有关部门各管一块的情况较为突出。如：市文化和旅游局主要负责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利用及红色旅游产业发展，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保护，市委党史研究室则负责红色遗址普查以及红色文化的深度挖掘。在统筹安排、协同发力上未形成组织优势，需要市级层面明确一部门或机构来高位统筹。第二，配套保障制度滞后。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19个省辖市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对红色遗迹的认定保护、规范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三五”以来，昆明先后制定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管理办法（试行）》。但现有法规和政策仍有较大空白，缺乏专门指导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制度体系。第三，保护利用资金匮乏。“十三五”期间，市累计投入经费2.11亿元，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红色遗址文物修缮保护、名人故（旧）居保护。但资金匮乏仍是红色遗迹保护面临的关键难题，目前主要依靠各县（市、区）的财政资金、政策扶持资金、党史研究室统筹经费，各县（市、区）财政乏力，现有经费无法对所有遗址提供均衡、充足的资金支持，导致红色遗迹开发、运维困难。
（二）资源灭失损坏严重
第一，有些遗址惨遭损毁。如：1936年4月，随行红军18个月的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在富民县被二、六军团释放，但赤鹫镇赤鹫大村郢家大院的红军释放薄复礼遗址还未开发利用，就于2016年毁于火灾；红军长征过富民纪念碑浮雕丢失；东川区位于铜都镇糯谷田村祝国寺小组的原会巧边区解放委员会驻地则因自然和人为因素于1993年完全损毁。第二，有些遗址改变原貌或处于静置。如：盘龙区吴澄烈士故居在1995年被市政公用局北京路北段、鼓楼路开发指挥部拆除，现未恢复重建。北门书屋原为李公朴居室，后为进步人士聚会地，受商业化冲击，一层临街铺面被改造为餐厅，仅留下二层一间屋子作为旧址所在地，虽被评为市级重点文物，但归私人所有，仅以文物形式被封存起来，并未得到开发利用。第三，有些遗址受社会经济因素迁建。2021年，白鹤滩水电站完工蓄水后，东川区曾经唯一保存完好的革命遗址——拖布卡镇树桔红军渡被淹没，于是2020年参照树桔渡江指挥所原样在纪念馆前面重建了当年的红军渡江指挥所。同样，2019年底，乌东德水电站库区蓄水后，皎平渡渡江纪念馆原址被淹没，部分展品迁移至杉乐红军长征纪念馆保管，目前纪念馆正在迁建中。
（三）保护利用地区不均衡
第一，从遗址的利用级别来看，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红色遗址，逢重大节日便迎来参观热潮；具有级别的红色景区具备一定品牌效应，如：云南陆军讲武堂、西南联大旧址、石龙坝水电站，游人络绎不绝。但地理位置偏僻，只设置标牌而无配套设施的红色遗址，则人迹罕至。第二，从遗址的地理位置看，处于露天状态的遗址无实质性管理措施，如：闻一多殉难纪念碑曾惨遭泼漆、泼墨，到该遗址参观旅游的也寥寥无几。城乡差异明显，地理位置偏僻的红色遗址“养在深闺无人识”，如：茨坝小哨红军烈士墓。郊区尤其是个人使用的遗址，如：龙头村的几个旧址，由于自然因素和年久失修，状况堪忧。个别遗址虽然地理位置较好，但因缺乏宣传而遗迹难寻，如：盘龙区朱德赠映空和尚诗文碑、解放军莅昆纪念门旧址。许多遗址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利用，其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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