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马建堂：拥抱数字经济的伟大时代 3
我所亲历的2000年 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9
坚定不移地把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20
马建堂：数字经济：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8
马建堂：简政放权改革：成效与思路 34
马建堂：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继往开来踏上改革开放新征程 39
马建堂：张开双臂迎接改革开放新时代 49
马建堂：开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新格局 57
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现状和趋势 65
日本钢铁行业的并购模式和经验 69
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的经验 82
日本对外投资的协调机制及政策影响 87
产能过剩背景下如何设计企业退出政策 93
从日本麒麟公司看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共同治理 105
应建立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109
寻找失传的“工匠精神” 118
日本应对老龄化的经验借鉴 126
以渐进式创新提升我国创新实力 128
优化产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 134
以产业结构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 137
提振企业信心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140
马建堂：拥抱数字经济的伟大时代
一、数字经济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扩散、应用和引发一系列以大数据处理为主要特点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本质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这个过程就是一系列从科学发明到科技创新再到产业变革的动态演进过程。伟大的科学发明产生了科技革命，科技革命通过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催生出新的行业，改造着传统的产业，塑造着产业新格局，这就是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是源泉，产业革命是结果，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激荡，描绘出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美好画面。
蒸汽动力学革命催生了以蒸汽动力使用为主要特点，以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电磁动力学革命催生了以电的普遍应用为重要特点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如今，以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使数据（数字）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使数据获取、加工、计算、运用、存储等活动和过程，较之产品、服务本身的生产、流通、消费更为关键、更为重要、更为本质。随着这一进展的不断升级，人类社会就迎来了数字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在完备的数字经济形态下，相当多的设备或物品可以采集数据和感知信息，绝大多数线路成为信息和数据传输的网络，所有的计算能力可以集合起来并快速计算海量数据，海量级的存储新介质得到开发和应用，相当多的人类活动被智能设备替代，社会经济进入智能化时代。
二、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人类社会告别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后，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方面临的是大量的甚至是海量的供应方，供应方提供的产品信息千差万别；供给方面临
的是成千上万的需求方或消费方，消费方的偏好千变万化。简言之，无论是生产方、消费方，还是需求方、供给方，以及成千上万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相关参与者，都面临着信息的不确定、不明确和不断变化。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管理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很大程度就是要解决这一因经济主体无限大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信息的不确定。至于着力于解决效率的动力机制，无非是消除消息不确定的激励制度设计，或者经济活动中的动力问题，无非是构建一种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信息不确定的激励机制。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数字经济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数字经济是大数据经济。人类社会利用实时获取的海量数据，包括主体数据、行为数据、交易数据、交往数据来组织社会生产、销售、流通、消费、融资、投资等活动，数字或数据成为经济活动的第一要素。
第二，数字经济是在对已有海量数据进行计算基础上，或按照人类指定，或依据算法逻辑，由人造器物替代人的一部分功能的经济，即经济社会的智能化。
第三，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是数字或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分析、利用、存储的能力、设施与设备，包括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与存储能力、计算机尤其是移动智能终端，以及将其联接在一起的软件平台。
三、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从根本上要靠科技创新，要靠体制变革，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变革，推动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评价尺度很多，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品质和供给体系质量的不断提高；二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供给与千变万化的需求相适应；三是在供给满足需求的过程中，社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生产要素效率不断提高。
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在以上三个方面都可以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获取的消费信息、需求偏好精准地了解、感知、掌握需求的总量、需求的结构和需求的变化，使社会生产更好地满足千变万化、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二是利用大数据把供给方、社会供给能力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供给与需求更好地衔接，提高社会资源与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保持供给体系弹性，消除无效供给，减少无效库存。
三是利用已销售产品或已租赁设备来感知、获取产品和设备的利用信息，实现生产、销售、服务的一体化，推动企业转型和价值链升级。
四是利用大数据把创新需求和创新资源联结起来，提高科技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四、数字经济呼唤深层体制变革
数字经济是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它呼唤新的管理协调方式，甚至是新的思维方式。数字经济在我国已经有了快速的发展，它的更好更快发展需要不断地更新理念，持续地深化体制改革。
一是要更好地鼓励创新。如前所述，每一轮产业革命，它的动力，它的源泉无一不是科技革命的转化，无一不是科技创新的累积。发展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数字经济，过去靠创新、现在靠创新、未来还要靠创新，鼓励创新就是以解放科技人员的创造力为依归，不断消除科研项目立项、资金分配、成果结题、产权认定、成果转让所有环节的繁文缛节和不合理规定，让科研人员的奇思妙想不断涌流，将思想转化为科技成果；让众多的科研成果顺畅地转化，变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要更好地尊重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信息的获取更为便捷，几乎人人都可借助互联网平台成为创新者、生产者，成为要素、资源的分享者、拥有者。信息获取的便利化，供给与需求联结的直接化，使得经济活动决策日益分散化。作为经济活动制度安排的经济体制要适应这一深刻变化，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调动市场主体创业干事的积极性、创造力，使市场进入更为方便，要素流动更为顺畅，产权保护更为严格，创新小溪成为洪流。
三是要更规范和严格地保护个人信息。数字经济就是利用数据和信息的经济。大众百姓的身份信息、交易信息、行为信息，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宝贵财富，也是涉及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定、私人隐私的个人权利。个人信息，既要利用，也要保护，两者都十分重要，都不可偏废。要加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界定好个人信息的权利归属、保护要则，平衡好社会进步需求与个人安定安全的需要。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显露，其势浩荡。让我们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张开双臂，迎接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我所亲历的2000年
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研究员 马建堂
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2000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和变革。撤销1998年成立并由中央管理的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中国铝业集团公司和中国稀有稀土集团公司，所属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管理，同时在中国铝业集团公司基础上，重组成立中国铝业公司。当时我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司长，跟随原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同志，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直接参与了这一改革过程。时值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谨就这一过程做点回忆，以纪念深刻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大潮。
一、改革的背景
1983年3月，国务院决定把有色金属工业企事业单位从冶金工业部划出来，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统一管理和经营全国重点有色金属生产、流通企业和科研、设计、学校等事业单位，归口管理全国其他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成立，对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统一和专业化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为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1998
年，国务院决定对国务院机构进行改革，撤销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组建由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原总公司所属的企事业单位，按行业性质，分别组建中国铝业集团公司、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和中国稀有稀土集团公司。
有色金属工业三大集团公司设立前后，适逢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1997年7月2日，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大幅贬值。不久这场风暴席卷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香港，我国经济也受到深刻影响：出口萎缩、需求不足、价格下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日趋严峻，我国国有企业一直存在的企业负债率高、富余人员多、历史负担重等突出矛盾进一步凸显，相当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统计局监测的6599户国有大中型企业，1998年有4058户亏损，亏损面高达61.5%。这种困难状况在有色金属工业表现得也非常突出，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所属的、地处辽宁葫芦岛市的杨家杖子矿务局是这种状况的典型代表。
杨家杖子矿务局是中国最早的钼矿产地。矿山开采始于清光绪年间，日本侵略东北时期，为掠夺我铅锌资源，于1935年设立“满洲铅锌株式会社”。新中国成立后，杨家杖子矿务局是国家“一五”时期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经过多年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以生产钼精矿为主、兼产铅锌的大型有色金属工业企业。
由于多年开采后资源
枯竭，再加上债务负担较重，富余人员太多，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杨家杖子矿务局经营日趋困难，企业亏损严重，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各项历史拖欠累累，职工情绪不稳，上访事件不断，2000年2月27日发生了当时震惊全国的杨家杖子矿务局“2·27”大规模群访事件。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作出专门指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杨家杖子矿务局的稳定、改革与发展。
“2·27”事件的发生，有偶发因素，也带有某种必然性，是国有企业诸多矛盾在当时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和资源枯竭地区的集中体现。这一事件客观上不仅推动了国家支持资源枯竭地区转型升级政策的出台，而且促使党中央、国务院开始考虑调整有色金属工业的管理体制。
二、西北与中南的调研
2000年全国两会刚
闭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经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为推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和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业的下放，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省区调研。随行的部门领导有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局长张吾乐、国务院分管工业的副秘书长石秀诗、中央企业工委副书记王瑞祥、财政部部长助理高强。我时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司长，作为盛华仁主任的助手随行。离京时，北京玉兰含苞待放，柳枝渐绿，但三月中下旬的青海仍然寒气逼人。青海省领导同志是穿着军大衣到机场迎接的。青海当时有三家央属有色金属企业，一是青海铝厂，当时是我国最大的电解铝企业之一，主要是为消纳龙羊峡水电站的水电而配套建设的企业；二是锡铁山矿务局，后来改组为西部矿业公司，虽然叫锡铁山矿务局，但并不产锡，而是生产铅锌；三是民和镁业。在青海期间，吴邦国考察了青海铝厂，与青海省主要负责同志交换了有色金属工业改革和部分企业下放的意见，时任青海省省长赵乐际等省里的同志表态坚决支持和服从党中央、国务院的改革决定。
在甘肃，考察了金川公司和白银公司。当时镍价低迷，金川公司债务沉重，困难重重，提出希望国家解决资本金、债转股、出口退税等七个问题，吴邦国指示国家有关部门逐一研究解决，并要求金川公司勇于竞争，敢于和行业前三名争高低。在他的推动支持下，金川公司很快完成了债转股，通过改制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使企业摆脱了困境，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10年后，吴邦国同志再来金川公司时，金川公司规模扩大了近30
倍。白银公司与金川公司一样，已严重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吴邦国看了铜冶炼厂、铅锌厂以后，深感忧虑，要求企业依托资源优势，依靠科技进步，搞好产品结构调整，迅速走出困境。此后，吴邦国同志还多次批示，给予企业多项政策支持，支持股权多元化，促使白银公司浴火重生。
在宁夏，考察了石嘴山的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和青铜峡铝厂。在考察青铜峡铝厂时，吴邦国建议，自治区应推动青铜峡电厂与青铜峡铝厂多种方式的联合，因为铝厂是耗电大户，每吨电解铝耗电1.5万千瓦时，电厂和铝厂又离得很近。后来，我国相当多的电解铝企业在铝电联营上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探索。有的搞自备电厂，有的铝厂电厂联合，有的与电力公司搞电力直购。印象中青铜峡铝厂共三期，其中第三期是比较先进的预焙槽，环保水平较高，而一期和二期工程皆为自焙槽，车间空气污染较重。现在我想已经都改造为预焙槽了。
最后一站是陕西。当时的省委书记是李建国同志，省长是程安东同志。在陕西，考察了华山附近的金堆城钼业公司。该公司始建于1958年，是亚洲最大的钼
采矿、选矿、冶炼、加工企业。陕西是我国有色金属大省，不仅有生产企业，还有地质勘查和研究设计单位。这些事业单位下放地方后，涉及到原有的财政拨款等政策的稳定。中央原来掏的钱尽管继续拿，但省里也要增加负担的。但陕西省顾全大局，支持中央改革。下放后，陕西省将中央下放行业单位与陕西地方有色金属企业整合，成立了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公司，目前企业已成为拥有35家下属单位，在职职工3
万余人的大型资产运营与有色金属资源开发加工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
从西北回来不到一个月，吴邦国又带队到江西、湖南考察有色金属企业，与两省主要负责同志交换有色金属工业整合下放的意见。
江西铜矿资源丰富，铜矿储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铜矿开采和冶炼企业，阴极铜产能达到20万吨，拥有我国最大的铜矿——德兴铜矿和当时最大的闪速炼铜厂——贵溪冶炼厂。
2000年4月12日，吴邦国一行来到贵冶调研，视察了闪速炼铜二期工程，提出要把江铜“做大、做强、做好”，创建世界一流铜业公司。回到南昌后，和当时的省委书记舒惠国、省长舒圣佑同志交换了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业下放的意见。由于江铜是国内最大的铜企业，江铜等央属企业下放江西，江西的同志们是非常赞同的。江西铜业交给江西省管理后，企业发展迅速，铜冶炼产能由2000年的20万吨增长到现在的120万吨，营业收入从47亿元增加到2023亿元，在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76位，2017年还进入《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名单。
离开江西后，吴邦国又风尘仆仆赶赴湖南。湖南也是有色金属工业大省，境内探明的十种有色金属储量和产量都位居全国前列，特别是科技实力突出。中南大学是全国有色金属行业的“黄埔军校”，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是国内最早从事稀土材料应用研究与开发的机构之一。吴邦国在湖南调研期间专门到株洲冶炼厂进行了调研。株洲冶炼厂是一个以生产锌、铅为主，并综合回收铜、金、银、铋、镉、铟等多种稀贵金属和硫酸等产品的有色金属综合冶炼企业，是我国主要的铅锌生产和出口基地。由于盛华仁主任指示我留在长沙起草吴邦国副总理在西北和中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调研的草稿，株洲的调研我没有跟随。遗憾的是，正在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株洲日报》2018年4月23日报道：别了！老株冶！一个曾经创造了180多项“共和国第一”的工业明珠，计划明年底全面关停，退出冶炼生产。不过，这也是一场必须接受、勇于面对的痛苦转型和凤凰涅槃。
七月初，吴邦国又去云南、贵州，与两省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通过调研，国务院了解到了大多数企业希望下放，地方也希望下放，都支持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这让我们对搞好有色金属行业改革发展更有信心。
?三、讲话和文件的起草
赣湘两省调研结束后，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进入领导讲话起草、方案细化和文件的起草过程。我承担的第一个任务是起草吴邦国副总理在全国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会议上的讲话。领受任务后，我根据随同调研中吴邦国的有关讲话，前期起草的西北、中南五省的调研材料，起草了初稿。初稿的第一部分是关于这次管理体制调整、央属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的意义。由于我对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沿革不太清楚，文稿就事论事地从调整下放有利于结构优化、有利于有色金属工业改革等角度进行了阐述。草稿经盛主任呈送吴邦国副总理。
吴邦国审阅后指出：1998
年撤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分别成立中央所属的三大专业化企业集团。当时讲，这样是为了推动有色金属工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现在将大部分中央所属有色金属工业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管理，还是说有利于结构优化与调整，显然不太合适。应从总结杨家杖子矿务局群体事件的经验教训出发，指出现行的管理体制不利于有色金属矿山、企业关闭破产工作稳妥进行；不利于地方统一规划、调整结构、更好发展；不利于克服体制上的一些缺陷；不利于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统筹推动企业发展与改革的积极性。吴邦国副总理的指示确实站得高，对于如何写好这次调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我豁然开朗。吴邦国还交待，由他的秘书陈全训同志和我、国务院研究室工交司司长郭振英一起，对讲话稿进行认真修改，印象中改了一天多。这是我第一次起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通过起草讲话，发现自己的诸多不足，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为以后从事类似工作积累了经验。
我承担的第二项工作是起草2000年国务院第17
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调整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17号文件的起草工作比较顺利。起草中，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意见，学习参考了此前中央下放46户中央统配煤矿的国务院文件，明确了有色金属工业企事业单位下放的范围、名单，下放后的财务关系，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原则，以及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的责任，并对下放的企事业单位提出了要求。文件初稿起草后，经盛主任修改后，呈报给了国务院办公厅，报国务院领导同志按程序审定。
在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业下放时，为促进中国铝行业的发展壮大，国务院决定在原中国铝业集团公司的基础上，改组设立中国铝业公司。对于组建新的中国铝业公司，国务院领导同志最初有两种设想，一个是只将山西铝厂、山东铝厂、中州铝厂等几家氧化铝企业留在手上，以加强对氧化铝资源的统一开发和配置，通过加强源头控制，防止电解铝能力的低水平扩张，这是“小号”的中国铝业公司设想。另一个是在中央保留上述氧化铝生产企业的基础上，再将青海铝厂、贵州铝厂和广西平果铝厂三家电解铝企业也组合进来，建立氧化铝生产和电解铝冶炼一体化的中国铝业公司，这是“大号”的中国铝业公司设想。在最初的五省调研中，向地方政府交换意见时，是将这几家电解铝企业
下放的。最后，国务院经过慎重研究，还是决定组建氧化铝生产和电解铝冶炼一体化的中国铝业公司。为此，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还向青海、贵州、广西的主要负责同志写了信。中国铝业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2001年2月23日正式批准组建，第一任总经理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同志。2000年改革后组建的中国铝业公司当时的氧化铝产量430万吨，占我国氧化铝消耗总量的75%，电解铝产量279万吨，铝材217万吨。经过17年的改革发展，中铝公司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氧化铝供应商，第三大电解铝生产商，总资产超过5200亿元，营业收入超过3000亿元的中央所属骨干企业，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这次改革中央决心大，相关企事业单位坚决服从，地方也大力支持，再加上吴邦国副总理亲自深入多省调研，制定的方案比较科学可行，所以2000年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进展顺利。除中铝公司外，其余有色金属工业企事业单位由地方管理的体制沿用至今，中央继续管理的中铝公司在改革中克服困难、不断发展，下放的企事业单位经过整合重组也大都成为地方有色金属工业骨干。
18
年前，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的亲自领导下，在盛华仁具体指导下，我有幸参与了有色金属工业的这次改革，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伟大征程中的一个具体案例，感受到了老一代领导人勇于改革、善于创新、勤于调研、周密谋划、夙夜在公的风范，也成为自己成长过程中一段难以忘怀、终身受用的经历！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时任吴邦国副总理秘书陈全训同志对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多帮助，谨此致谢。）
坚定不移地把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马建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强调，“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动力变革”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夯实基础的关键，必须用高质量发展理念统领经济工作，坚定不移地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产品和服务高品质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主体几乎都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和其他生产者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高质量发展第一位的要求是产品和服务要不断提高质量、改进品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大到一个经济体，小到一家商号，凡经济发展的强者，百年不倒的名店，无一不是把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视为生命，关注质量、关心品质、创造品牌、打造名牌，在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亦创造和收获品质的价值。所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全方位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细化质量标准，严打假冒伪劣，弘扬工匠精神，严格质量管理，鼓励产品创新，强化优胜劣汰。
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与需求高匹配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供给都是为了满足需求，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高低皆由消费者说了算，皆由市场决定。现实生活中，不
仅需求海量多样，而且繁杂多变。供给今天能满足需求，不意味明天亦能满足需求；明天能满足需求，不意味着可以永远满足需求；这部分供给能满足需求，不意味那一部分也能满足需求。高质量的发展，不仅要求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还要求供给结构能保持弹性，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反应、适应、跟上需求结构的变化，在动态中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不断变化的、丰富多样的需求，更要求在技术不断创新的基础上，靠新供给不断创造着新需求，在供给与需求的不断满足、互相创造中实现着供需动态匹配，推动着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资源和要素高效率利用的发展。创造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创造出满足需求的供给，需要多种资源的耗费和生产要素的投入。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讲究质量，也要讲究成本。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住脚，产品和服务不仅物美还要价廉；供给体系满足相应的需求，还要较少的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效率观。我国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极为关键的就是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一句话，既要讲究有品质的产品，也要讲究更少的投入。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推动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更要进一步消除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是严格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面临的环境异常复杂，不确定性是一个永恒话题。经济系统的运行也时常出现部件之间这样那样的摩擦和控制系统某种程度的失灵，这是常态，也是现实。对于任何现代经济体系而言，杜绝所有风险的发生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很难做到。应该做到的，一是防范小风险累积成大风险，有时小风险的释放还有利于防范大风险，就像物理器具中减压阀的作用；二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否则会严重扰乱经济的正常运行，损害经济运行的质量，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健全风险识别、监测、防控和处置的体制机制。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是科技创新，为此需要全面实施党中央确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动力；二是体制改革，为此需要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性。
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根本动力。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铁器时代再到蒸汽动力、电力时代直至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归根结底是基于科学理论的科技创新。正是人类史上三次伟大的科技革命，人类社会才进入以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社会。
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有着两条基本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科技创新创造着新的具有更高更好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新的技术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总是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材料、新的动力、新的工艺和新的产品。比如，仅通信领域的技术创新，迄今就创造了一代又一代的通信产品，其间又有很多老产品被淘汰，从BP机到“大哥大”
，从普通手机到智能手机。彩色胶卷、普通照相机、各种磁带录音机、MP4播放器，也已经或大都被智能手机送进历史“垃圾堆”。电商冲击着商场，微信替代着短信，“宝宝们”影响着银行。“马力”替代人力，电力替代“马力”，化石能源让位于可再生能源。从石料、木料到钢铁、水泥，再到纳米、柔性、电磁等新型材料，无一不是科技创新的产物，无一不是科技变革的结晶。新的产品集合成为新的产业，新的服务聚集形成新的业态。新的产业和业态的出现推动着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着产业结构优化进步。
第二条路径是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源于生产过程中动力的升级和机器、机器人及加工中心的使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来源于良种的培育、土壤的改良、灌溉的普及、施肥的精准。资源的配置，在经济学意义上主要讲生产资源在部门间、地区间、企业间的配置，它主要解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在哪里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这既是一个设计资源配置的导向机制和动力机制问题，也是一个解决信息不确定、不对称的问题。而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变革，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创新正在把海量需求与多元供给联结在一起，不断地减少着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极大地提高着资源配置的效率。
科技创新要变成现实动力，需要一定的组织、机制和制度把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一句话，高质量发展不仅靠科技创新，也要靠体制创新。
一是进一步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切实调动科技人员科技创新的积极性，真正激发科研人员发明创新的创造力。要进一步改革科技成果的评价机制。除基础研究外，评价科研成果水平的主要尺度是应用和转化，是市场的选择和接受。要进一步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真正明确界定职务发明人对科研成果的产权关系。只有突破产权界定的障碍，科研人员才能名正言顺地获得科研成果的转让收益。要切实落实中央关于加大科技人员科研成果转化奖励力度的意见，避免期权奖励立即征税、现金奖励税负过重等问题。要进一步放开重大科研项目的选择范围，允许民营科研院所、民营企业科研人员申报国家项目，并真正一视同仁。
二是进一步加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力度，使企业真正成为有活力的微观主体。企业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要在千变万化的市场中，保证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企业必须能够真正做到生产能多能少、员工能进能出、企业能生能死。不这样做，供给系统就不能保持弹性，供给和需求就会失衡，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下降。
三是加大市场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力度，使市场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某种意义上就是把稀缺的资源及时配置到市场需要、消费者欢迎的生产经营活动上去。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价格改革要深化，价格要能反映供需，能体现成本，能及时调整，能引导资源的优化；税收体制要改革，税制既要简明，又要体现政府的引导；金融体制要改革，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引导，调节资金的分配，优化货币、信贷和资本的配置；土地制度要改革，完善地价形成机制和征地模式，使土地资源的分配、配置更加有效合理；破产清算制度要改革，加大僵尸企业破产力度，降低重组成本，鼓励破产重整；社会保障制度要改革，人员的能进能出、企业的能生能死必将阶段性增加失业，要完善失业救济制度和再就业制度，既允许企业合理用工、减少冗员，又要通过完善社保制度使失业人员得到培训和尽可能再就业。
更好发挥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举措。实现这一历史使命既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更要切实加强党对高质量发展的领导，更好发挥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继续推进宏观调控方式创新。运用有效合理的财政、金融手段，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使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防止出现危及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为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等改革。减少审批、放宽准入，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切实保障各类产权，真正调动起市场主体参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更好地发挥政府弥补市场不足的功能，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更优结合。制定科学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出台测度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和统计体系，制定符合实际、企业认同的激励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严格查处各种假冒伪劣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企业顺心、放心、安心，让参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主体得到保护、受到激励。
马建堂：数字经济：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本质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这个过程就是一系列从科学发明到科技创新再到产业变革的动态演进过程。伟大的科学发明产生了科技革命，科技革命通过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催生出新的行业，改造着传统的产业，塑造着产业新格局，这就是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是源泉，产业革命是结果，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激荡，描绘出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美好画面。
蒸汽动力学革命催生了以蒸汽动力使用为主要特点、以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电磁动力学革命催生了以电的普遍应用为重要特点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如今，以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使数据（数字）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使数据获取、加工、计算、运用、存储等活动和过程，较之产品、服务本身的生产、流通、消费更为关键、更为重要、更为本质。随着这一进展的不断升级，人类社会就迎来了数字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在完备的数字经济形态下，相当多的设备或物品可以采集数据和感知信息，绝大多数线路成为信息和数据传输的网络，所有的计算能力可以集合起来并快速计算海量数据，海量级的存储新介质得到开发和应用，相当多的人类活动被智能设备替代，社会经济进入智能化时代。
数字经济的核心：最大限度减少经济活动不确定性
人类社会告别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后，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方面临的是大量的甚至是海量的供应方，供应方提供的产品信息千差万别；供给方面临
的是成千上万的需求方或消费方，消费方的偏好千变万化。简言之，无论是生产方、消费方，还是需求方、供给方，以及成千上万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相关参与者，都面临着信息的不确定、不明确和不断变化。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管理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这一因经济主体无限大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信息的不确定。至于着力于解决效率的动力机制，无非是消除消息不确定的激励制度设计，或者经济活动中的动力问题，无非是构建一种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信息不确定的激励机制。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数字经济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数字经济是大数据经济。人类社会利用实时获取的海量数据，包括主体数据、行为数据、交易数据、交往数据来组织社会生产、销售、流通、消费、融资、投资等活动，数字或数据成为经济活动的第一要素。
第二，数字经济是智能化经济。数字经济是在对已有海量数据进行计算基础上，或按照人类指定，或依据算法逻辑，由人造器物替代人的一部分功能的经济，即经济社会的智能化。
第三，数字经济是平台型经济。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是数字或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分析、利用、存储的能力、设施与设备，包括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与存储能力、计算机尤其是移动智能终端，以及将其联接在一起的软件平台。
实体经济数字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从根本上要靠科技创新，要靠体制变革，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变革，推动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评价尺度很多，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品质和供给体系质量的不断提高；二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供给与千变万化的需求相适应；三是在供给满足需求的过程中，社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生产要素效率不断提高。
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在以上三个方面，都可以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是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获取的消费信息、需求偏好精准地了解、感知、掌握需求的总量、需求的结构和需求的变化，使社会生产更好地满足千变万化、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二是利用大数据把供给方、社会供给能力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供给与需求更好地衔接，提高社会资源与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保持供给体系弹性，消除无效供给，减少无效库存。三是利用已销售产品或已租赁设备来感知、获取产品和设备的利用信息，实现生产、销售、服务的一体化，推动企业转型和价值链升级。四是利用大数据把创新需求和创新资源联结起来，提高科技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数字经济呼唤深层体制变革
数字经济是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它呼唤新的管理协调方式，甚至是新的思维方式。数字经济在我国已经有了快速的发展，它的更好更快发展需要不断地更新理念，持续地深化体制改革。
一是要更好地鼓励创新。如前所述，每一轮产业革命，它的动力，它的源泉无一不是科技革命的转化，无一不是科技创新的累积。发展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数字经济，过去靠创新、现在靠创新、未来还要靠创新，鼓励创新就是以解放科技人员的创造力为依归，不断消除科研项目立项、资金分配、成果结题、产权认定、成果转让所有环节的繁文缛节和不合理规定，让科研人员的奇思妙想不断涌流，将思想转化为科技成果；让众多的科研成果顺畅地转化，变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要更好地尊重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信息的获取更为便捷，几乎人人都可借助互联网平台成为创新者、生产者，成为要素、资源的分享者、拥有者。信息获取的便利化，供给与需求联结的直接化，使得经济活动决策日益分散化。作为经济活动制度安排的经济体制要适应这一深刻变化，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调动市场主体创业干事的积极性、创造力，使市场进入更为方便，要素流动更为顺畅，产权保护更为严格，创新小溪成为洪流。
三是要更规范和严格地保护个人信息。
数字经济就是利用数据和信息的经济。大众百姓的身份信息、交易信息、行为信息，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宝贵财富，也是涉及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定、私人隐私的个人权利。个人信息，既要利用，也要保护，两者都十分重要，都不可偏废。要加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界定好个人信息的权利归属、保护要则，平衡好社会进步需求与个人安定安全的需要。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显露，其势浩荡。让我们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张开双臂，迎接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马建堂：简政放权改革：成效与思路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当代中国共产dang人最鲜明的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明确回答了改革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对各领域改革发挥着体制支撑和保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简政放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改革成效显著
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先手棋”，大力推进“放管服”，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就业、加快新动能成长、增进社会公平正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管理方式创新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第一，政府职能深刻转变。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线与核心。行政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直接配置生产要素和资源，义无反顾地转向以市场主体自主经营为基础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定位，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各级政府紧紧扭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牛鼻子”
，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持续发力、不断加力、上下接力，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明显减少，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增强。政府宏观调控方式不断创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加强。
第二，政府管理方式加快创新。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坚持利用市场机制，简化行政程序，调整管理流程，形成了政府规划、政策引导、法规制定、经济激励、信息服务等多种管理方式和手段相结合的管理体系。特别是近年来，我们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形势，注重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大力发展电子政务，大力推广“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努力建设智能政府，行政管理方式更加智能化、电子化、精准化、人性化。
第三，政府组织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多次重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总的趋势和要
求是明确划分、合理界定政府各部门职能，不断理顺行政组织纵向、横向以及部门之间的关系，通过机构调整和人员结构的优化实现职能与机构相匹配、任务与人员编制相匹配，不断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改变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情况。特别是今年年初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统筹谋划，对各类机构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通过这次改革，进一步理顺了政府机
构与党和国家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了以宏观调控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为主体的政府机构框架，机构设置和职责体系日趋合理，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关键环节
创新永无止境，改革永在路上。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在不少领域还难以起“决定性”作用：“有形之手”有时还是管得过多、伸得过长。这与建设有效、公正、法制、透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全适应，与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们要在总结以往改革成果和经验基础上，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牛鼻子”，在打造简政放权升级版上取得更大进展。
总体思路上，要更多地从“下放”到“放开”转变。简政放权的目的，就是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放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管得多、门槛高、束缚重、办事难等问题。
过去几年，简政放权改革推出了一系列简化行政审批环节和流程的举措，向下级政府和地方政府下放了不少权力。今后，要进一步明确和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仅要继续简化政府行政审批的流程，更要进一步减少政府行政审批权
力范围；不仅要向下级政府下放权力，更要进一步把权直接放给企业、市场和社会，把应由市场调节、市场也能有效调节的全部放给市场。
一是企业设立环节，要加快从“先照后证”到“先照减证”转变。要继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在“先照后证”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加大清理、削减后置审批和许可力度，着力实施“先照减证”，各类证能减尽减、能合则合，着力破解“准入不准营”问题。除涉及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之外，把能分离的许可类的“证”都分离出去，分别予以取消或改为备案、告知承诺等管理方式。
二是投资建设环节，要加快从准入审批管理向更广泛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转变。要把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投资建设领域推开。各地可从环境容量、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明确禁入的投资项目；对负面清单外的行业、领域，政府不再实施投资准入审批。需要明确能耗、环保、质量等标准的，政府制定标准，企业作出履行标准的承诺。政府相关部门则把工作重心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对没有兑现承诺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三是生产环节，要推动工业产品质量保障制度体系从“双轨制”向“单轨制”转变。
当前，我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并存。生产许可证制度实行生产准入，侧重审批，且办证耗时长、手续多、成本高；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实行市场准入，注重监管，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当前，我国实现由许可制向认证制转轨的条件日渐成熟。要借鉴和推广江苏宿迁等地的改革经验，一方面大幅度减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另一方面，可将确须保留生产许可管理的企业转向强制性认证管理，逐步将两种制度并存的“双轨制”向“单轨制”转变。对由生产许可转成认证管理的产品，要建立对接机制，制定转换后的管理规范和技术规则，严格落实发证机构的后续监督责任，加强对准入制度调整后产品质量状况的跟踪评估。
马建堂：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继往开来踏上改革开放新征程
——在国研智库论坛·2018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40
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驱散了神州大地片片阴云，中国昂首进入了深深改变国家、党和人民命运的改革开放时代。40年后的2018年11月14日，***
总书记强调，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要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继续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本次论坛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背景下的中国”为主题展开讨论，是对4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最好纪念，是落实中央精神的具体行动。在此，我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十年光阴一瞬，四十年沧桑巨变。改革开放带来了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改革开放带来了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华民族地位显著提升。
改革开放的40年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40年。1978-2017年，我国GDP总量从0.37万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年均增速达到9.5%，扣除价格因素，平均每8年翻一番。这一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三倍左右。与此同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从1978年的380元增加到2017年的59500元，约合8700美元。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40年。1978年，我国农村有绝对贫困人口7.7亿，占农村总人口的97.5%；2017年，农村贫困人口已减少到3046万，只占农村总人口的3.1%。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71元，2017年已达到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40
年前，我国是物质产品极度匮乏的国家，基本生活用品大多都“凭票供应”，而现在“供大于求”成为一种常态。不仅居民的基本生活用品供应供给得到了保障，连那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产品，比如私人轿车，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40年前，全国每年的轿车总产量不足3000辆，轿车仅供高级官员使用。2017年，全国汽车产量超过2900万辆，私家车保有量达到1.46亿辆，每百户拥有39辆私家车。
改革开放的40年是经济结构不断升级、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40年。40年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社会。40年来，我国在工业化不断推进、已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中心的同时，服务业也高速发展，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超过半壁江山。40年来，我国在城乡居民收入都显著增长的情况下，形成了以城市人口为主导的社会，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不足18%，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近六成人口生活在城镇。
改革开放的40年是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40年。40年前，我国的经济地位，与一个人口占全球1/4的国度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称。1978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仅为1.8%，不足日本的1/5，只相当于美国的1/16；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17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上升至15.2%，是日本的
2.5倍，达到美国的63.1%；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1万亿
美元，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的发展受惠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发展也贡献于世界的进步与繁荣。美美与共是中国的理念，共建共享是中国的行动，今天，我们货通天下，我们友遍全球。
同志们，朋友们！
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的大进步，而且使中国共产dang从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真正跨越。
中国共产dang成立于民不聊生、民族危亡之时。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dang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目标，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历史使命。1949年10月，中国共产dang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建立了人民群众坐天下的新中国。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崭新事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描绘了前景，提出了基本原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基础薄弱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思考，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实践探索。
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和1957
年，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经验，提出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强调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要“以苏为鉴”，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实践，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判断。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适应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出发，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新的视野进行理论创新，以全方位的行动进行实践创新，在发扬光大革命党的斗争精神的同时，坚定地成为率领亿万中国人民创造性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把我党对共产dang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我们党深深认识到，坚持不懈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但它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度丰富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这既是理论逻辑所决定的，也是客观现实所要求的。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分两阶段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仍然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党执政兴国的根本任务。
我们党深深认识到，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dang的根本立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dang的根本政治立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dang执政的初心。***总书记强调，“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dang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改革开放40年使亿万中国人民实现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没有过的富裕。要朝着全体人民更加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进而实现每个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更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我们党深深认识到，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完善的基本方向。***总书记
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经历40年的跋山涉水，又走到了一个历史关头。攻克新的难关，涉过新的险滩，必须自强不息，勇往直前，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沿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将改革进行到底。
我们党深深认识到，坚定不移地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总书记强调，“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我们要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当今时代发展潮流，推进结构性改革，创新增长方式，构建开放型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改革开放40年使中国深刻地与世界相融合。中国的开放之门只会越开越大，越开越便利，合作之路只会愈走愈宽广，愈走愈灿烂。
我们党深深认识到，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长期执政的关键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也是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40
年来，党领导着人民在实现四个现代化道路上奋进，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如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我们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高的规律，用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同志们，朋友们！
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绩令我们自豪，但绝不能自满，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使我们奋起，而不能犹疑。
党的十九大和***总书记近期关于推动新一轮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指示吹响了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的号角，我们要破坚冰、涉险滩、过难关，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束缚，破除一切体制机制弊端的桎梏，奋力夺取改革开放新胜利。
我们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更好条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关键是要以简政放权改革为突破口，优化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改革卓有成效。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去年底，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
目减少90%，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职业资格许可大幅减少。同时，还取消、停征、减免了1100
多项中央和省级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但还应该看到，简政放权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一些该还给市场的权力还没有完全还给市场，一些该还给社会的权力还没有真正还给社会，一些该放给地方和基层的权力还没有切实放给地方和基层。今后还应该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以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来划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权责边界，既要根治放权不彻底、不到位的问题，也要防止监管跟不上、懒政不作为的问题，以有效的政府作为保证市场的有序高效运行。
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40年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时期，在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的背景下，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总书记今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真正把民营经济看成我国经济制度的内生要素，切实把民营经济当作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力量，在工作中切实加强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利益，切实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
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去40
年的开放，已经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倚重于中国。几十年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来没有动摇过。今天，我们遇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逆流，遇到了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推进国家现代化，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走回头路。相反，我们应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加快自身的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包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投资环境，大幅降低1400多种日用消费品、1500多种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发布了新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金融、汽车、飞机、船舶等领域进一步开放。今后，我们要加快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确保外资企业准入后在法律、政策上享受国民待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快新兴领域、新兴业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改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条件，切实解决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高、检验检疫和通关流程繁琐等突出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40年的改革开放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改革开放再持续、再深化40年，我们的祖国必将发生我们今天难以预料的巨变。让我们畅想这个巨变，呼唤这个更加伟大的变革吧！
最后，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本文为2018年11月24
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在国研智库论坛·2018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马建堂：张开双臂迎接改革开放新时代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七十年前，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dang人，以摧枯拉朽的气势，横扫蒋家王朝，新中国的红日冉冉升起。四十年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dang人，直面前进路上的重重挑战，毅然踏上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征程。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总书记强调，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要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继续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在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组织编撰了《改革开放40
年：市场体系的建立、发展与展望》，从一个侧面生动展示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这是对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最好纪念。
四十年光阴一瞬，四十年沧桑巨变。在中国共产dang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迈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台阶。我国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在四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始终是确保资源有效配置进而促进社会进步的体制基础。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第一，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我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四十年。
在改革开放之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几乎完全排斥和摈弃市场的作用，把市场看成是社会主义异己的力量。尽管在中央向地方政府分权方面也进行过不少探索，但由于这种行政性分权改革，并没有改变对市场经济本质和作用的传统认识，从而不可能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的体制框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序幕。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重视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具有拨乱反正重大意义的讲话，他深刻指出：“
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一论断振聋发聩，打破了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认识枷锁，推动着改革开放又一个春天的到来。当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这意味我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201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征程。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面对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新问题、新矛盾，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的作用由“基础性”升级为“决定性”，不仅是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理论认识上的又一次重要升华，也是有效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的根本之路。***总书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根本问题。
四十年的历史向世人昭示，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转折，无不源于思想的不断解放和理论的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无不源于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革命。
第二，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理论创新指引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实现跨越发展的四十年。
四十年来，随着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围绕着让市场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和政府转变职能，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和重大措施陆续出台，推动着经济体制全方位、深层次变革，推动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转型。
四十年来，我们不断培育和发展着市场主体。让市场发挥作用，首要问题就是培育和发展壮大市场主体。为此，国家逐步放开了对设立个人、私营乃至外资企业的限制，大量城乡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得以迅猛发展；与此同时，通过放开经营自主权、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走向市场，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市场主体格局。目前，我国市场主体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50万户增加到1亿户以上，四十年间增长了200多倍。
四十年来，我们不断建立和发展着市场体系。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就必须建设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市场载体。40年来，我国市场体系建设从商品市场起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一系列重要转变，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类型不断健全。目前，我国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规模均位居全球前列，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十年来，我们不断改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政府的作用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已大幅度减少，更多转向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法律规范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已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职业资格许可大幅减少。与此同时，继续深化价格改革，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基本放开了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定价的比例仅有3%。与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由政府定价、仅有3%由市场决定相比，鲜明地反映出四十年来政府作用的转变和市场作用的不断升级。
第三，解放思想，创新进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无止境，改革永远在路上！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因此，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就，止步现有的成绩，要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勇往直前，攻坚克难，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藩篱，打破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桎梏，奋力夺取改革开放新胜利。
我们要进一步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总书记在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是我党关于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最新成果。***总书记“三个没有变”的承诺斩钉截铁、振聋发聩，这是党和国家的承诺，是党和国家的坚定意志。我们要把***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真正把非公有制企业作为同等重要的执政力量、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同等保护的企业法人，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支持民营企业克服发展中的困难，不断提高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市场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力度。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现“法无禁止即可为”；要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要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要对价格体系继续深化改革，使价格真正反映供需、真正体现成本，能及时调整、能引导资源的优化；要加快金融、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等要素市场的完善力度，让市场能更加高效地配置要素和资源，能更加有力地促进创新创业，能更加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
我们要进一步简政放权，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更好条件。应该看到，简政放权改革取得了极大成效，是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最强的改革领域之一，但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还要奋力打造简政放权改革升级版，在市场主体设立、投资建设和生产运营各个环节更为简化、便利，把该还给市场的权力完全还给市场，把该还给社会的权力真正还给社会，把该放给地方和基层的权力切实放给地方和基层。要在总结以往改革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打造高效政府、法制政府和清廉政府。
同志们，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受益者、推动者，我们感恩改革开放、钟情改革开放、投身改革开放，我们光荣，我们骄傲。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让我们张开双臂，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迎接将给中国带来更大巨变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吧！
最后，祝本次研讨会取得丰硕成果，祝新书发布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本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2018年12月15日在《改革开放40年：市场体系建立、发展与展望》专著首发式暨高层研讨会上的讲话。）
马建堂：开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新格局
当前，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来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别是重点建设一批国家高端智库，已经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同志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指明了我国智库建设的定位使命、方向路径、总体格局和发展理念。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政治方向、服务工作大局、深入调查研究、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人才活力，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重要支撑。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宝贵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决策研究咨询机构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发展壮大起来。他们植根中国大地，放眼四海全球，牢牢把握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的根本方向，紧紧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以科学精神、求实态度、专业能力和责任担当，在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些机构已经成长为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服务中心工作，体现中国特色，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新时代呼唤国家高端智库新发展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这要求我国智库特别是国家高端智库积极把握和回应新时代发展变革的主题主线，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为宗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职责和使命。
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取得积极进展，需要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国家高端智库承担着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专门职责，应在构建科学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方面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咨政献策。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爬坡过坎的关键期，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口。在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核心竞争力提升和
可持续增长，必须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这要求国家高端智库把握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全局性、战略性的对策和建议，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凝聚智慧。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巨大成功，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认同。然而，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战略焦虑也在加深，对中国的战略遏制逐渐升级。面对这样的情形，国家高端智库应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好作用，在规划对接、政策协调、机制设计上做好党和政府的参谋助手，在理念传播、政策解读、民意通达上当好纽带桥梁，凝结中国智慧、凝聚国际共识，为我国发展创造更广阔、更有利的空间。
明确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使命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同志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指明了我国智库建设的定位使命、方向路径、总体格局和发展理念，是我们在新时代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明确使命。***
同志指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这一重要论述从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智库建设的历史方位和重大意义。新时代我国智库承担着提升国家创造力、思想影响力、文化吸引力的重要使命。对内，要助力启迪国民智慧、凝聚社会共识、提出政策建议，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尽心尽力；对外，要助力树立良好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指明方向。***同志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方向路径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坚持改革创新，规范发展。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国家高端智库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原则，提出了各类智库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服务水平的基本要求。国家高端智库要以此为基本发展方向，聚焦事关发展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政策研究，提出对策建议，为国家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确定布局。***
同志指出，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各类智库的特点不同、建立的背景不同，应分别明确各自的功能和职责定位。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提供研究咨询服务的国家高端智库，是智库建设的重点。国家高端智库要准确把握自身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在突出特色、创新制度、引领发展上下功夫，不断扩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
创新理念。***同志指出，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这揭示了以质量为要的智库发展理念，为我国智库迈向高水平、专业化、规范化指明了方向。国家高端智库应把提高研究质量作为生存之基、发展之本和繁荣之源，坚守科学专业精神，夯实政策理论基础，深入社会实践，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切实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提高决策咨询服务质量和水平。
不断开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新局面
近年来，我国智库数量不断增加，然而与新时代要求相比，智库建设跟不上、不
适应的问题仍比较突出。有的智库研究重数量、轻质量，有的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总体而言，战略谋划和综合研
判能力还不足，政策研究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制约了智库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功能的进一步发挥。要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在改革创新中不断提高智库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国家高端智库在其中应发挥好引领和示范作用，担负起更重大的职责使命。
坚定政治方向。国家高端智库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对智库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管智库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研究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角度客观公正地开展研究。国家高端智库的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确保智库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服务国家大局。国家高端智库应紧密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对新时代我国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略以及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持续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研究。强化问题导向，在做好全局性、综合性研究的同时，加强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注重提高政策建议对决策的实际应用价值，使政策建议更加专业化、更富建设性、更为切实管用。
深入调查研究。***同志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国家高端智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既到工作局面好
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也到基层一线、边远困难地区和风险矛盾集中的领域寻找短板弱项，解决实际问题。坚持决策需求导向，加强与决策部门的工作对接和信息交流，准确把握决策的目标方向、政策基础，积极推动有关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提高专业素养，加强研究方法创新和专业工具支撑，运用好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提高政策分析和对策研究的精准性。
创新体制机制。在目前的国家高端智库中，有不少是党政军系统的下属事业单位，在管理体制、机构性质、岗位编制等方面与时代要求还不完全适应，需要完善创新组织管理体制。深化研究体制改革，完善决策需求分析、研究选题、招标委托、科研立项、科研组织和考核、研究报告质量评审等关键环节的工作机制，健全政策研究、评估、解读以及重点领域建设等各项科研管理制度。深化经费管理体制改革，在科研经费预算编制和评估、直接费用的支出管理、间接费用的规范使用等方面，加大改革创新和问责监管力度。加强与决策部门的工作对接，完善智库在参与意见征询、方案论证、政策解读、舆论引导、效果评估等方面工作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机制，形成与决策部门的良性互动。
激发人才活力。国家高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在人才。要以开放视野、战略眼光对智库人才队伍培养作出
中长期规划，使国家高端智库成为高端人才的聚集地。着力培养智库领军人才，充分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为人才松绑，放宽人才引进、使用和退出的身份限制，推动政府部门、智库和企业之间人才有序流动，逐步形成人才“旋转门”
制度。加快职称评定、岗位聘用制度改革，建立专业能力导向的人才评价制度。培养国际化智库人才，同时加强研究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建设，培养一支能够担当时代使命、政策理论功底扎实、学术造诣深厚、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国家高端智库人才队伍。
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现状和趋势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严格遵循着从出口贸易、到海外生产、再到海外研发的渐进式发展规律。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与企业自身的盈利状况及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
日本跨国公司担负着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重任，大型跨国公司既是对外投资的力行者，也是组织者和引领者，并成为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习榜样。中国大多数企业正处于国际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只有少数企业进入了跨国经营的发展阶段。因此，研究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促进中国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历程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严格遵循着从出口贸易、到海外生产、再到海外研发的渐进式发展规律。
日本企业成功实现全球化经营的决定要素是技术和品牌。产品的出口市场决定了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方向，而非我们普遍认为的所谓经营战略。就海外投资发展的动力而言，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要大于主观因素的影响。日本企业的国际化严格遵循着从出口贸易、到海外生产、再到海外研发的渐进式发展规律。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与企业自身的盈利状况及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每阶段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投资的地区、投资方式等各不相同。
20世纪60年代为出口导向阶段。6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在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建组装工厂，主要以汽车组装及纤维、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20世纪70
年代为海外投资和生产阶段。开始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设立电器、机械工厂，投资金额不大。20世纪80年代为全球化发展初期阶段。金融、房地产等服务业投资显著增加，并开始在欧美先进国家建立研发机构，并购逐渐成为海外投资的重要手段。
1990—2000年期间为全球化发展阶段，中国成为海外投资的重心。21世纪为全球化发展新阶段。
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现状
日本跨国公司国际化的水平较高，近几年重新加快了对外投资的步伐。
近几年，日本重新加快对外投资步伐。2011年日本海外直接投资额为10万亿日元，是2004年的2.6倍，超过1999年的历史峰值。
日本跨国公司国际化的水平较高。2011年在世界全球化五百强中，日本企业占68个。日本很多企业的海外销售收入超过了国内收入，如本田和小松制作所的海外销售收入已占到八成，丰田达到七成，松下约为五成左右。本土化经营程度越来越高，2012年日本派遣到海外的员工占海外员工总数的比例为1.6%，海外现地法人中外国籍社长占29%，比2008年提高13个百分点（关于本土化经营的数据全部来源于日本在日企业协会发布的《2012年度“关于海外现地法人全球化经营的问卷调查”结果报告》）。
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的新趋势
第一，海外投资领域从制造业向非制造业发展。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调查对象不含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2010年日本海外现地法人数（海外现地法人指日本在海外投资10%以上的企业）超过18000
家，其中，制造业约8000家以上。2007年后服务业、信息通讯业数量有明显增长。另外，海外资源的投资开始回归理性（2012年12月29日《日经新闻》）。
第二，海外投资企业的规模从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发展。50人至999人的中型规模企业拥有的子公司数占海外子公司总数的一半，且呈上升趋势。
第三，海外投资地区从发达国家地区向新兴国家地区发展。2004年至2010年，中国、北美、欧洲是日本海外法人最集中的三个地区，其中，中国地区增长最快，制造业的海外法人比重从2004年的28.6%上升到2010年的36.6%，非制造业从18.5%上升到24.4%，而欧美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第四，海外子公司的功能由单一的生产向销售、服务等综合功能发展。
第五，并购成为重要的投资方式。2011年日本海外并购件数达到457件，是自1996年以来并购件数最多的，但并购金额为6.3万亿日元，比2006年和2008年低。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 “对外投资与促进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研究”课题组（执笔：马淑萍）
日本钢铁行业的并购模式和经验
联盟并购模式是日本钢铁行业的主要并购模式，它与通过资本市场并购模式完全不同。联盟并购又可分为软联盟并购（新日铁模式）和竞争型联盟并购（JPE模式）。钢铁产业横向、纵向的协作体制以及协调的政企关系是联盟并购模式形成的重要条件。日本钢铁行业的并购有以下特点：一是中早期的兼并与重组活动政府介入较深，二是以国内企业并购为主；三是企业在业务、技术、生产等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并购。当前，中国钢铁产业正处在严重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日本钢铁行业的并购模式和经验对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当前，中国的钢铁产业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我国政府为解决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在积极推进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研究日本钢铁行业的并购模式和经验，对解决中国钢铁产业当前存在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并购具有不同的特点。钢铁产业是日本工业发展的基础产业，与汽车、家电等下游产业形成了紧密合作的“共生”链条，这种成熟的垂直一体化分工体系，使日本的钢铁产业完全依赖于下游产业的发展，同时其产品的质量和技术也直接影响其下游产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而，这种密切的产业组织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本钢铁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必然影响着作为日本钢铁产业重要发展手段的并购模式。日本钢铁行业的并购有以下特点：一是中早期的兼并与重组活动政府介入较深。二是以国内企业并购为主。首先，相对封闭的垂直一体化分工限制了日本钢铁行业的跨国并购，其中，最主要的阻碍因素是汽车等下游企业害怕钢铁核心技术的外溢影响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其次，钢铁产业行业自身的特点，如高炉投资规模大、基础设施要求配套高等，也限制了钢铁企业到海外投资和并购。日本钢铁行业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铁矿石等资源开发上，以及钢铁产品的精加工业务。三是开展实质性并购。日本钢企的并购效果较好，并购后不仅提高了行业的集中度，还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日本钢铁行业的并购以合作为基础，无论是铁矿石资源的海外投资和并购，还是国内企业间的并购，都是在业务、技术、生产等方面进行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并购的。因此，通过资本市场运作的并购在日本钢铁行业接受度较差。
日本钢铁行业强调合作与竞争
尽管日本钢铁行业在每个时期的并购目标有所侧重，但并购活动自始至终都是为了加强行业的合作与竞争，提高日本钢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日两国钢铁企业并购最大的区别在于：日本的并购方与被并购方是积极、友好的关系，而中国的并购方与被并购方往往只是单纯的收购与被收购关系。
——日本的并购更强调合作
在并购活动中，日本企业更偏爱企业合并。M＆A是英文Mergers（企业合并）andAcquisition（企业收购）的略称。在中国一般把它译为企业的兼并与收购（简称并购）。而日本把Mergers译为合并，企业合并是指经当事企业协商同意，并得到股东大会的认可，企业间进行的结合，它属于日本公司法管理的范畴；企业收购是指以获取经营权为目的，从各个股东方取得股权，在进行大量收购股权时，必须进行公开收购（TOB），它属于日本证券交易法或金融商品交易法管理的范畴。企业合并与企业收购有严格的管理界定，日本企业较之中国企业更偏爱企业合并活动。
日本对并购的理解更为广泛，有利于企业间的整合。日本的并购不仅包括一般的狭义概念，还包括不转移经营权的各种合作以及共同设立合资等广义概念，这对解放和开拓我国企业的战略并购思维很有借鉴价值。
——并购是日本钢铁企业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的重要手段
日本在二战前通过企业合并实现了完全由政府主导的钢铁产业。为了保障战时钢铁供应，解决民营钢铁企业经营不善等问题，1933年以官营八幡制铁为核心，联合六家财阀系民营钢铁公司，成立了日本制铁（简称日铁）。
二战后通过分拆打破了钢铁产业由国有企业独家垄断的局面。根据“战后盟军消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1950年将日铁拆分为八幡制铁、北日本制铁（后改为富士制铁）两家企业，从而使得日本钢铁产业由半民半官体制向民营体制转变，并形成国内两大一贯制钢铁生产企业，打破了由日铁独家垄断供应生铁的局面。同时，随着战后生铁价格的飙升，铁屑资源的枯竭，原为平炉企业的川崎制铁、住友金属工业、神户制钢也发展成为了一贯制钢铁企业，形成了日本钢铁产业六大高炉企业体制。
20世纪70年代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防止国外企业恶意收购，实施了积极的兼并重组。1970年八幡制铁与富士制铁再次
合并成立新日本制铁（简称新日铁），向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提出合并的理由是：第一，利于减少过度竞争带来的设备重复投资引起的浪费，并减少经济波动；第二，利于集中技术开发；第三，利于提高综合国际竞争力。其核心思想是减少过度竞争，倡导适度有效竞争。由于两家企业原本为一家，且产品和规模相近，因此，合并后的确达到了预期目标。自此以后形成了30年始终不变的新日铁、日本钢管、川崎制铁、住友金属工业、神户制钢所五大高炉钢铁企业体制。
日本钢铁行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止，成功地处理了钢铁市场垄断与竞争的关系。钢铁企业间形成了协调性竞争关系，即保持市场的适度有效竞争。具体地讲，在新日铁主导的垄断体制下，政府通过生产、价格、管制等一系列协调措施，在保证钢铁市场有序发展的同时，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以及开发新产品等手段，形成钢铁市场的充分竞争。日本就是在这种垄断与竞争并存的体制下，实现了钢铁总量的控制，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五大钢铁公司在生产结构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高炉装备的更新和产品技术的领先。
但是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韩国、美国钢铁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日本钢铁的国际垄断地位开始动摇，协调性竞争关系遭到了破坏。为了促进竞争和强化国际竞争力，日本钢铁企业开始新一轮兼并重组，目前形成了新日铁住金和
JFE两大钢铁集团。控股公司管制的放松、公司法和税制的改革也是加快日本并购活动的重要原因。
日本钢铁行业各个时期的并购目标略有侧重。70
年代的并购主要是为了防止国内钢铁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本世纪初的并购主要是为了加强企业间的合作与经营风险的分散；当前的并购主要是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希望通过扩大钢铁生产规模，重新夺回世界钢铁大王的位置。
形成了独特的联盟并购模式
——日本联盟并购模式利于实现实质性整合
世界钢铁行业的并购模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资本运作并购，通过在资本市场大量收购股份达到经营权的转移。如米塔尔收购阿赛洛，米塔尔通过资本运作实施了跨国并购，并在短时期内实现了规模扩张。但是，这种模式往往被视为恶意收购，易遭到被收购方的反对，更重要的是并购后整合难度大，难以实现并购的预定目标。
另一类是日本钢铁行业的并购模式即联盟并购，企业在资本、技术、业务等各方面长期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最终法律意义上的并购，它属于友好并购。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类：一是软联盟并购，通过非经营权转移的资本合作及业务合作（销售、生产、技术合作）实现非法律形式上的合并。目的是为了加强企业间的协作关系。如2002年新日铁与住友金属、神户制钢建立的战略软联盟；二是竞争型联盟并购，通过联盟企业经营权的转移实现法律形式上的合并。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与外部市场的竞争能力。如2003
年川崎制铁与日本钢管的合并。值得注意的是，软联盟并购可以发展成为竞争型联盟并购。如2012
年为了应对中国钢铁企业规模的快速扩张，新日铁与住友金属工业正式合并为新日铁住友金属的案例。
实践证明，联盟并购模式更有利于实质性并购，实现预定目标。如JFE钢铁的并购案，由于是在川崎钢铁与NKK多年战略合作的基础上完成的，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整合，企业不仅在并购后设备的满负荷运转率达到了世界钢铁最高水平，而且利润率和员工工资均得到大幅提高。
软联盟并购模式有利于灵活应对不确定的外部经济环境。阿赛洛米塔尔的市值在2008年6月之前是新日铁的4倍，达到了16万亿日元。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阿赛洛米塔尔不仅生产量严重下降，而且巨额负债还使其股价跌至2008年初的六分之一。而同期，由于新日铁实施了软联盟并购战略，受金融危机的冲击非常小，柔性化生产体制使其钢铁生产仅减产10%，并且与阿赛洛米塔尔的市值差距由最高时的11万亿日元缩减至1万亿日元）。因此，2008年以后，阿赛洛米塔尔对新日铁，已构不成恶意收购的威胁。
——联盟并购模式需要一些外部条件
一是建立横向协作体制。首先，日本钢铁产业形成了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行业协调机制。日本钢铁企业间的协作关系自新日铁成立以后得到加强。新日铁通过
产业结构调整（上新高炉项目必须同时淘汰旧高炉）、限产（为防止价格剧烈波动）、出口自律（对欧美出口实行自主限制）等一揽子协调措施，确立了以它为主导的协调型垄断体制。新日铁主导协调的领域涉及原料采购、生产、技术开发、销售以及劳资关系的处理等。它之所以可以发挥协调主导作用，与其和政府的特殊关系是分不开的。其次，钢铁行业组织在协调行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统筹管理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日本钢铁联盟、日本钢铁协会、日本铁源协会等行业组织建立了长效协调机制。如由日本铁源协会等牵头组织，形成了海外原材料共同采购、共同开发以及技术交流的机制。协会成员由产业界、政府官员、学术团体等联合组成。
二是建立纵向协作体制。在海外资源开发和销售上，钢铁企业与商社形成了多元化的互惠互利交易关系。钢铁企业与商社进行了合理分工：钢铁企业依托商社进行铁矿石、煤炭等海外资源的开发与采购；钢铁企业大部分产品的国内销售和出口委托商社经销；商社为钢铁企业提供各种商业信息和渠道。在与下游大客户的业务上，钢铁企业通过共同研发、长期合作协议等与它们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另外，通过参股、技术支持、人才交流等与关联企业建立了多层次的合作关系，形成了垂直一体化的产业联盟组织体系。
三是建立与政府密切合作的体制。日本政府的作用随着产业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已逐步从最初的直接介入到行政指导，再转向为市场服务。行业组织是企业与政府进行定期交流的最直接窗口，审议会是企业影响政策的重要渠道，日本政府还通过政府与民间人才的交流以及“下凡”等方式加强与企业协作的关系。日本钢铁产业的协作体制是在政府的指导和推动下建立的，政府在追赶期采取许可制管理行业、利用生产计划进行结构调整，这些干预措施适合当时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
软联盟并购模式——新日铁
2002年11月，新日铁与住友金属工业出资协议，形成了新日铁战略软联盟集团。
——实施的背景和特点
新日铁在经历了产业调整的教训和世界钢铁市场长期低迷之后，21世纪初对企业战略进行了调整。战略定位从单纯追求“量”（规模）转向追求“质”，即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投资和生产布局，走高附加值产品和高端技术路线。2001年日本进一步放松资本市场管制，法律上允许外资公司通过置换母公司股份收购日本企业。因此，新日铁为了防止阿赛洛米塔尔的恶意收购，采取了与住友金属工业、神户制钢所以及韩国浦项相互持股的对策。
战略软联盟的特点是：第一，成员企业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公司，经营完全自主；第二，通过相互交叉持股以及生产、技术、销售等方面的合作，提升成员企业的价值；第三，灵活的经营体制可以灵活应对多变的经济形势。在不扩大现有经营规模的情况下，通过成员企业间产能的调节，实现柔性化生产，从而避免投资过剩造成的浪费；第四，可以防止联盟以外企业的恶意收购。
——采取的具体措施
新日铁的联盟对象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国内大型高炉企业，主要为了灵活调整粗钢产量，住友金属工业、神户制钢是主要成员；第二类是国内电炉企业，联盟目的是通过高炉与电炉的混合生产提高生产弹性，通过铁资源的共享降低成本；第三类是国外高炉企业，如韩国浦项、中国台湾“中国钢铁”、巴西Usiminas以及中国宝钢。
与高炉企业合作的具体措施是：设备共享以及半成品供应和炼钢厂间的合作；子公司业务间的整合；环境资源的再生利用；资本市场的应对等。与普通钢电炉企业的合作措施是：互相接受委托生产和设备共享等。目的是使产品结构最优化，最大地发挥各自企业产品的优势，提高整个产品的竞争力，构建总量增长的生产体制。与特殊钢电炉制造商的合作目的是提高新日铁在特殊钢市场的存在感。
——实施效果
第一，建立了柔性化生产体制。为了减少设备的盲目投资，新日铁利用联盟成员的生产能力调节自己的生产规模，既保证了市场需求，又防止了产能过剩。第二，实现了全球化战略。新日铁一直以国内生产为主，是全球高端钢的“国际供应商”
。通过与国内外战略软联盟成员的合作，实现了全球化经营。如新日铁增持了巴西Usiminas公司的股份，产品将供应在南美和欧洲的日系汽车制造商。第三，进一步使产业组织合理化。新日铁在历次“合理化”改革中，培养了一批系列企业，使钢铁产业实现了流水化生产。软联盟战略进一步优化了这种产业组织结构。
竞争型联盟并购模式——JFE模式
2003年日本钢管与川崎制铁正式合并成立JFE控股有限公司（简称JFE），旗下设立JFE钢铁公司（简称JFE钢铁）。JFE钢铁的发展战略是生产、销售ONLYONE以及高附加值产品。
其产品出口比率高，占全部销售收入的40%以上。收益率是日本钢铁行业中最高的。
——JFE钢铁并购意义
首先，促进了世界钢铁行业的竞争与合作。JFE钢铁的诞生，改变了日本钢铁市场的竞争格局，形成了新日铁战略软联盟与JFE钢铁两大钢铁联盟集团。JFE钢铁的生产能力可以与韩国浦项匹敌。其次，造就了世界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有效的整合发挥了协同效应，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JFE钢铁高炉生产效率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整合后成立的西日本制铁所已成为世界钢铁企业规模最大的炼钢厂。
JFE
并购案的成功原因可归纳为：一、经营决策层具有优秀的领导能力：二、经营环境迫使企业整合，1999
年日本钢铁企业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联合是唯一出路；三、中国等新兴国家钢铁需求的快速增长为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并购措施和经验
川崎钢铁和NKK是两家优势互补的企业。川崎钢铁在管理运营上拥有优势，而NKK在设备和技术上有优势，两家企业的合并达到了优势互补和协同的效果。并购的具体措施和经验是：
第一，在组织、业务上进行合理分割。首先成立JFE控股公司，将原川崎钢铁和NKK纳入旗下。半年后再开始进行业务重组和整合，以原川崎制铁为主成立JFE钢铁公司，以原日本钢管为主成立JFE工程公司。
第二，对内部人员和组织进行实质性整合。为了防止形成企业派系，在整合中坚持“忘记旧公司，一切从新公司考虑”的方针，并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对近距离企业实行一体化管理；二是中高层管理人员实行对调；三是对生产和管理上选择最佳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以及人选；四是实行目标管理。
第三，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并购后的整合协调工作。JPE并购案从提出想法到实现实质性整合共花了6年时间。合并后成立整合办公室，负责对业务、人员进行整合。整合办公室的负责人由熟悉钢铁生产现场，并具有战略规划经验的人担任，现任JPE
总经理是整合办公室的负责人。具体工作是：一、论证保留谁的设备；二、讨论运用谁
的管理办法和技术（工作方式）；三、讨论整合工作的日程。这些工作涉及公司的各个部门，整合办公室需要进行大量协调工作。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马淑萍
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的经验
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发展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积累了很多经验，如建立不同阶段的海外组织治理
结构、重视合作研发和国际化领导的培养、加强海外企业的自律管理和社会责任、建立对外投资协调机制和政府支持体系等等，这些经验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根据需要建立不同的海外组织治理结构
日本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组织的治理结构，受企业战略、产品特点、市场地位、海外市场的重要性以及与当地企业的关系等因素影响。
一般来说，日本跨国公司的海外组织形式随着跨国经营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跨国公司海外发展的初期阶段是在海外设立销售公司，之后，随着海外业务、海外子公司的增加，开始设立综合管理海外业务的国际事业部。为统筹国内外业务的一体化经营，采用了事业部制。当产品多元化和海外业务扩大时，出现了矩阵式管理模式。为应对全球化经营、加强区域治理，出现了区域总部。此外，还采用服务外包的模式。
根据行业特点及与客户关系的紧密程度，日本跨国公司对海外组织采取不同的管控模式。根据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以及本土化管理的程度，将管控模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母公司具有高度的管理、企划和开发能力，现地法人基本是执行者；第二类是母公司负责全面经营和产品开发，现地法人负责产品本土化改造；第三类是母公司控制经营和产品开发，现地法人同时具有很高的独立性。
日本跨国公司推进产业组织全球化。一些产业由龙头企业牵头，形成了多层次的产业分工，大企业通过业务外包、技术合作、人才交流等形式与中小企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些龙头企业“走出去”后，带动了一批产业配套的中小企业“走出去”。
重视合作研发
日本跨国公司重视企业全员参与研发。在明确研发目标后，除专业研发团队从事研发外，还鼓励现场技术人员、熟练工人以及市场营销人员一起参与革新和发明，与日常的改善活动相结合，形成了企业全员参与研发和技术活动的氛围。
日本跨国公司重视建立长期合作的技术联盟：一是重视跨行业间的合作。20世纪80年代在通产省的组织下，由各个行业协会牵头，跨国公司联合成立了重大技术研究开发的“技术组合”，对战略性基础技术的研究突破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研发。二是重视产业链企业间的长期合作，开展高效的并行研发工作。这种垂直一体化的研发模式，不仅提高了研发效率，还形成了长效的联合研发机制。
日本跨国公司重视整合全球研发资源：一是开展国际委托研发和与海外大型企业联合研发。20世纪80年代末期有35%
的企业与海外企业进行联合研发，或委托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研究。二是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目前一些日本大型跨国公司已在全球形成了研发网络，中国成为这些企业的亚洲研发中心。
日本企业的海外研发机构有两种类型：一是开发导向型，为本地市场进行产品开发，如汽车、电机行业。二是研究导向型，根据总部的国际研究开发战略，利用海外经营资源，进行最前沿技术的研究，以IT、医药行业为典型代表。日本最早以开发导向型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研究导向型为主。三是通过并购海外企业获取研发资源和技术。日本跨国公司希望通过收购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快速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重视企业国际化领导的培养
日本跨国公司重视国际化领导的培养，并对各类国际化领导的培养目标和要求制定明确标准。
所谓国际化领导是指能够从跨国经营的角度出发、有效利用和整合全球经营资源、为企业创造新价值的领导。国际化领导不仅包括海外子公司的领导，还包括事业部、主要职能部门以及区域总部等所有高管人员。
日本跨国公司重视在实践中培养复合型人才，海外工作是培养国际化领导的重要手段。跨国公司对每个人进行职业生涯设计，让他们在专业岗位上锻炼的同时，还通过轮岗等手段，有计划地培养多种岗位工作能力。
重视对外投资的自律管理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首先，制定海外投资行动指南以提高日本企业国际形象。20世纪70
年代初，日本海外投资急剧增加，一度使日本陷入外国的批判声中。以1972
年泰国学生掀起的抵制日货活动为契机，在日本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以经团联为主，会同日本商工会议所等民间团体联合签署了《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行动的指针》，成为所有日本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行动指南。日本政府在根据该方针推进对外投资政策的同时，还通过日本使馆及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部门对当地日资企业的行为进行规范化指导。该指针旨在倡导企业对外投资必须兼顾履行社会责任，为当地经济和国民福祉的提高做出贡献。日本对跨国公司提出了4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即长期愿景的确立，经营的本土化，对海外派遣人员的教育，与当地社会、业界的融合和环境保护等。1987年根据国际化进展情况，日本又制定了新的《海外投资行动指针》。
其次，建立统筹管理日本海外企业的长效机制。由日本主要经济团体发起，1974年成立了日本在外企业协会。该协会主要的职能是：负责对海外事业进行指导、咨询；向政府提供对外投资政策建议；提供海外事业调查研究信息；提供如何与当地社会、产业界、劳动关系部门融合的咨询；进行国内外人才的培养；支持日本海外企业之间的合作等。该协会虽为民间团体，但得到日本政府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在管理和运营上接受政府监管。
最后，积极主动解决投资和贸易摩擦问题。对外经济摩擦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日本自20世纪60
年代以来，贸易和投资摩擦持续不断，对此主要采取了4
个对策：一是开放国内市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如降低关税、进口自由化等；二是扩大内需，将经济规模做大，如采取政府采购等措施；三是忍受日元升值；四是调整经济结构，日本对产业竞争威胁带来的传统经济摩擦，采取了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或地区的策略以及缩短劳动时间等措施。另外，与投资和贸易国建立友好关系，通过援助基础设施建设、无偿出口技术、帮助当地解决环境治理和贫困等问题，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在企业层面，日本跨国公司建立了全面危机管理体系。为防止恐怖主义行为的发生、处理好知识产权纠纷诉讼事件，日本跨国公司逐步在企业内部实施了危机管理。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对外投资与促进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研究”课题组（执笔：马淑萍）
日本对外投资的协调机制及政策影响
日本对外投资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有许多教训，如海外投资过于谨慎造成机会成本损失、生产研发体制过于封闭、国内外投资失衡造成国内产业空洞化等。日本海外投资的协调机制特别值得中国借鉴，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是协作关系，中间组织发挥了政府与企业间的重要协调作用，日本独特的产业组织形态非常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协调。
日本对外投资的三大教训
——教训之一：海外投资过于谨慎造成机会损失
由于对市场前景判断的失误和过于考虑政治安全问题，错失了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最佳时机。如20世纪80年代丰田汽车与中国二汽合作的失败，20世纪90年代NTT与中国移动合作的失败，都反映出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新兴市场发展前景认识的不足。
另外，在经历了盲目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教训之后，日本企业对投资格外谨慎，特别是对海外投资。如日本钢铁企业经历20世纪70年代钢铁产能过剩后，一方面成功建立了全球柔性化生产体制，使得钢铁产能一直维持在1亿吨左右，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扩大海外生产规模的良机。防止技术转移也是日本海外投资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训之二：国际研究开发体制不够开放
20世纪90
年代以后，日本跨国公司面临的新挑战是：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开拓新的市场。因此，开放式研发对跨国企业的经营显得越来越重要，要求日本企业改变过去过于依赖内部研发资源的状况，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增加分散和流动型的研发行为。与欧美企业相比，日本跨国公司研究开发的国际化程度
（海外研究开发费用的比率）比较低。应该吸引更多的海外个性化优秀人才参与研究开发，增加活力。
一些学者还认为，近年来日本跨国公司的创新能力在下降。跨国公司的经营者开始重视短期经营效益，将注意力集中在新兴国家的市场开发和生产更便宜的产品上，这样导致研究技术人员把精力过于放在减少浪费和提高效率的技术工作上，而忽视了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结果造成日本企业缺少变革性的产品。
——教训之三：海外投资失衡带来国内产业的空心化
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例近年来不断提高，2011年达到18.4%，预计2016年将达到22.4%。与制造业同样发达的德国、美国、韩国相比，日本国内投资的增长速度严重滞后于海外投资的增长速度，从而造成国内生产和就业长期呈负增长局面。如何处理好内外投资关系成为今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日本对外投资的协调机制
——政府与跨国公司形成了长期协作的机制
日本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有充分自主性，在市场机制的前提下，政府发挥一定指导和支持作用。政府与企业是协调型关系，他们可以共同协商制定对外投资目标，并一起为之努力。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行为，依据法律制定规划，协调经济活动。这种政企关系有利于政策的科学制定和贯彻实施，还有利于引导市场的“有效竞争”。
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加深国际经济摩擦、过分重视大企业而造成竞争不公平、损害消费者利益等。为此，日本政府也通过强化市场作用、增加行政透明度、让国民参与决策过程等手段改善这种传统的政企关系。
——中间组织发挥重要协调作用
日本建立了具有不同协调功能的中间组织。日本政府通过审议会、各类正式或非正式研究会、恳谈会以及行业组织，实现与产业界的沟通，完成共同确立的经济目标。
审议会是政企交流、协商政策的最高平台。它是依法设立的依附于国家（政府）或地方自治体等行政部门的一种行政咨询机构，负责调查并讨论政府提出的政策和立法提案。行业组织是协调政府与企业及产业之间和产业内企业之间关系的重要机构，是推动日本对外投资政策的实施平台之一。
政府会出资或派遣相关人员参与一些重要的行业机构运行。行业组织通过参与重大政策决策、发布行业信息、组织共性技术研发、制定行业技术标准、参与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向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等活动发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调作用。
经团联、日经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等综合性行业组织是企业影响对外投资政策的重要渠道。经团联被称为“民僚”
，其会长可以直接与首相对话。审议会委员通常从经团联中选出，企业通过加入经团联来影响日本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
——大企业集团在产业组织中发挥了领军作用
日本的产业组织以大企业集团为特征，不同产业的大企业之间和相同产业的大企业之间以及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形成了密切合作的企业联盟，这种有机结合的产业组织形态非常有利于企业之间和政企之间的协调。
日本的企业集团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综合性集团，他们从过去的财阀发展而来，综合实力极强，业务几乎囊括所有产业，具有超强的产业组织和整合能力。他们可以对分散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整合与协调，如三菱集团、三井集团、住友集团、伊藤忠集团等。这类跨国公司是投资海外资源的主要企业。二是独立型集团，是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型大集团，产业相对单一。它们以产业为纽带，通过完全内部化或部分内部化（如采取战略结盟的方式）实现国际化，如丰田、本田。这两类集团在对外投资中不仅对集团内企业发挥组织协调作用，还对庞大的产业链起着重要的整合作用。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及其影响
——政策着力点是提高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手段之一是利用产业培育政策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的产业政策以培育和提高幼稚产业以及战略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在20世纪60年代发挥了巨大作用。如通过立法和“支持计划”等对重点产业进行特别扶持，对国际“寡占”体制起到了抑制作用。手段之二是阶段性地限制FDI。为了避免本国企业过早参与国际竞争，1949年、1950年日本制定了《外汇与贸易管制法》，当然，这两种手段也遭到了欧美国家的指责。
——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对外投资环境
日本建立了一系列对外投资的法律和政策体系。通过政府开发援助项目（ODA），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并带动大批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此外，设立专门的对外贸易投资支持体系，为企业创造海外投资机会，帮助企业减少海外投资风险。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贸易保险、国际协力银行是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支持机构，从提供海外投资保险和担保、海外投资信息以及人才培育等各个方面支持企业“走出去”。
——提供财政税收支持
通过减免关税措施保证日本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如2011年针对韩国电子产品，为确保日本产品在EU、美国等市场上的份额，日本政府采取承担部分关税的措施。此外，还采用海外支店资产特别折旧等制度。
——动态调整对外投资政策
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日本政府一方面开始对高端技术产业的跨国公司实施保护，另一方面为防止技术外溢、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也实施了对外投资的限制政策。同时，由于国内市场饱和，日本政府开始着力培育和支持中小企业向海外发展。为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在支持资源类企业海外投资的同时，也开始扶持消费类产业的海外投资，如时尚产业、文化产业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和工业园区基础产业，希望他们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对外投资与促进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研究”课题组（执笔：马淑萍）
产能过剩背景下如何设计企业退出政策
美日欧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主要有两类退出途径化解产能过剩。一类是政府不直接介入，由企业注销、终止、破产以及资本退出等市场化退出机制自动调节产能过剩的状况；另一类是政府在某些特定行业产能过剩时进行直接干预，利用财政、税收、金融、产业政策等，通过实施回购、推动兼并重组、扩大消费、限产、促进产能海外转移、淘汰落后产能等手段，化解本国产能过剩问题。
我国当前产能过剩情况严重，应借鉴国际经验，在完善市场化退出机制的前提下，进一步丰富退出政策体系，加强行业内部协调组织的建设，分行业实施有针对性的政府直接干预政策。
国际社会化解产能过剩的路径和经验比较
国际经验表明，美日欧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主要有两类退出途径化解产能过剩。一类是政府不直接介入，由市场化退出机制自动调节产能过剩的状况。市场化退出机制包括企业登记、注销、进入破产程序以及资本退出机制等，这些机制使得资源可以从不能有效利用的领域退出，参与到新的循环之中。在产能过剩状况下，低成本的、顺畅的市场退出机制能让企业将资金设备等快捷地从产能过剩的领域撤出，通过市场主体对自身产能及经营的调节，起到调整产能过剩的目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完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性机制。
另一类是政府在某些特定行业产能过剩时进行直接干预，利用财政、税收、金融、产业政策等，通过实施回购、推动兼并重组、扩大消费、限产、促进产能海外转移、淘汰落后产能等手段，化解本国产能
过剩问题。这些行业包括农牧渔等受自然资源约束的行业，也包括纺织、钢铁、造船、汽车等基础性工业行业。这些行业主要包括：一是投资规模大、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二是涉及国家安全、被政府保护的特定行业，三是难以通过市场简单退出的行业。
在政府直接干预的举措中，通过补贴来刺激消费不被看好，它被认为因透支消费需求可能不利于行业中长期的稳定发展；但实施回购、推进兼并重组、促进产能海外转移这些广义的退出政策体系和建立完备的市场退出机制等政策，一直被视为解决产能过剩的有效举措。
发达国家退出机制的主要特点
——产能过剩背景下多国已经形成有关退出的政策体系
综合各国产能过剩背景下的退出举措，可以发现他们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政策体系。首先是市场化退出机制比较
顺畅便捷。发达国家的企业登记、注销、终止或者破产以及资本退出等渠道都比我国丰富且成本低、程序简单。在产能过剩发生时，这些便捷快速的市场退出机制有助于市场主体在较短时间内进行自我调整。其次政府的干预手段丰富，注重配套以及行业特性。比如对农牧渔业实施回购，有详细的退出计划及资金安排，回购后有针对退出企业及员工的配套措施；通过海外转移化解汽车行业产能过剩时，日本有相应的组织及政策保障；钢铁领域的兼并重组也有相应的税收或者金融优惠政策。
——行业内部协调机制在退出体系里发挥关键作用
行业内部协调机制在退出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外行业内部协调机制主要通过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来实施。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多数具有较强的行业凝聚力，较高的专业化指导能力，是政府和企业间沟通的桥梁，在国家政策制定中也有较强的影响力。行业协会掌握全面准确的行业生产、市场及竞争等信息，通过和行业内企业的密切联系，在产能过剩情况下能较快寻找到适合本行业的退出措施，并进行内部协调，使得有关退出措施顺利进行。
除了早期OECD国家通过政府实施回购等退出措施外，以后各种退出政策的措施都建立在行业内部协调机制之上。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国通过行业内部协调机制确定采用何种退出政策，并通过行业组织来协助退出政策的具体实施。只有有效的行业内部协调机制，政府才能准确掌握行业状况，退出政策才能发挥实际效用。
——建立退出体系的事后评估机制
事后评估机制可以监督计划的实施，总结经验，保障计划实现政策制定的目的。英国对历次有关退出计划都有事后评估机制。比如英国曾经于1997年由农牧渔业部门对其在1993年到1996年实施的有关退出计划进行事后评估，以评判公共资金是否被合理使用。此外，英国2000年和2003年两次实施有关农牧渔业的退出计划，2006
年英国审计部门对上述几次退出计划进行审计并报告。美国则基本由审计署对有关计划进行事后评估。
国际经验对我国治理产能过剩的启示
——重视产能过剩背景下退出政策体系的完善
产能过剩问题本身需要制定一个系统性解决方案，从实践看目前政策重点多在淘汰落后产能和利用产业政策限制准入等方面，这些方面固然重要，能够让过剩产能退出的政策体系得到充分关注。但是，从现实看我国需要从两个方面完善退出体系：一是完善市场化退出机制，进一步简化企业登记、注销、破产及资本退出机制的程序，降低成本。二是参照国际经验，加强有行业针对性的、直接干预的政策制定。比如我国的农牧渔业的产能过剩是否需要通过税收、金融以及产业政策实现回购，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是否需要政策推动兼并重组，怎样的政策举措可以促进汽车行业的产能实现海外转移等等。
——退出体系要以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
政府的退出政策体系必须以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这意味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退出首先依靠市场机制进行。通过完善市场退出机制，降低企业退出成本，简便退出程序，丰富退出渠道，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退出环境，由市场主体自主自愿自行调节。二是政府在特定行业对退出的直接干预应尽可能依赖市场机制。确定政府干预要以市场主体的反应和利益诉求为依据。明确有关退出的政府干预措施后，具体实施必须更多依靠行业内协调机制进行。三是当前我国消除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生产市场对于化解结构性产能过剩以及减少政府干预有积极作用。
——退出政策要分行业实施
不同行业产生产能过剩的原因不同。产能过剩既有经济周期造成的，也有政府干预引起的。如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欧盟采取的统一农业政策，为保护欧盟农业，采取高关税和高价格保护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产能过剩。
发达国家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时，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有不同的应对措施。比如在农牧渔业产能过剩时，政府一般投入大量财政资金进行回购；在汽车行业产能过剩时，主要推动产业海外转移；在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时，重点通过兼并重组来解决问题，同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对于行业产能的变化及影响，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是行业内人士，对于政策的作用及效果他们的感受最深刻和最直接。只有建立有效的行业内部协调机制，并重视行业协调机制反馈的建议和意见，才能形成有效的退出机制。
发达国家有关产能过剩的退出政策措施
——实施回购
回购主要是指政府、非政府组织或者某些企业将过剩行业里的多余设备、基础设施或者某些企业全部买下来，不再进行生产，从而达到降低产能的作用。这种方式通常适用农牧渔业以及造船业，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都曾经采用过这种措施。
回购的实施方式通常有三种。第一种是政府直接出资进行回购，并由政府部门实施。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都曾经在渔业产能过剩、自然资源不能持续的情况下由政府直接出资回购多余的渔船。第二种是由行业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来实施回购，政府提供部分补贴或者优惠贷款。美国和日本在渔业产能过剩时也实施过这种措施。日本造船业产能过剩时主要通过国家提供资金，由行业协会来实施回购降低造船能力。第三种是由行业内的某些企业家设立基金实施这种回购。冰岛、爱尔兰、苏格兰和挪威的渔业都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企业家自行设立基金进行回购的例子发生在渔业领域，主要目的是保护野生资源可持续利用从而维护行业长远利益。回购的价格由四种方式来确定：拍卖、固定价格、一对一协商或者第三方估价。
回购实施前国家通常会有相关的退出计划。该计划通常由行业主管部门制定
在和行业协会密切沟通的基础上 ，主要测算为化解产能过剩有多少设施或者企业需要回购，可能需要有多少资金配合，回购由什么部门实施，以及回购后的企业或者设施如何处理等。
澳大利亚等国在进行船业设备
回购的同时，实施与回购相关的配套措施。一是为上岸渔民提供商业建议、新创业资金补贴或者优惠贷款；二是为渔业公司提供人员安置资金，为其顺利解决职工赔偿等问题提供帮助。
——推动兼并重组
许多国家在国内发生产能过剩时通常推行兼并重组，通过行业大洗牌调整结构，从而达到减少供给数量、提高供给质量的目的。推行兼并重组的原因：一是减少产能存量和调整结构，通过兼并手段对新企业产能进行重新调整，淘汰掉落后产能以及重复投资的设备，从而达到部分企业或产能退出目的；二是控制增量，从行业长期发展看，提高行业集中度有利于市场有序竞争，减少重复投资，抑制新增产能；三是行业集中后有利于实施限产计划，限产措施不改变现有存量，是短时期内解决周期性产能过剩的最好办法。
日本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后期经历两次造船行业大萧条时期，大力推动行业兼并重组来削减过剩产能。70年代通过兼并重组削减了造船业35%的过剩产能，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通过设备自动化等措施，提升了日本造船行业的国际竞争力。1986年重组对象是建造5000万吨以上的船舶制造厂，通过合并、系列化和业务合作等形式，将原来的21家企业减少为8家企业集团，同时削减了20%的过剩产能。
韩国在20世纪80
年代也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为实现专业化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韩国大力整顿经营不良企业，并进行企业间的合并分三个阶段进行 。在调整过程中，韩国政府对投资重组企业和并购企业提供大规模资金支持。
1992年欧盟为了消除农业过剩产能，除了采取休耕、价格补贴外，还对农地进行了重新整合，从而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钢铁业产能过剩时，美日欧以及澳大利亚等OECD成员国也采取了兼并重组措施，以化解产能过剩。此外，这些国家在渔业、农业、纺织、造船、钢铁等多个领域都使用过限产措施。具体运作办法是：成立由企业、行业协会、自治体、政府等相关利益方组成的协调机构，该机构可以是临时性的也可以是长期性的组织，主要负责制定和落实限产计划、业务转型指导等；政府对协调组织和协调活动给予补贴。目的是通过行业自律行为解决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也就是因暂时的需求不足而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
——促进产能海外转移
将产能转移国外也是化解国内产能过剩的有效办法之一。所谓的产能转移是指将国内过剩产能行业的产品或产能出口或转移到海外，从而消除或者缓解国内的产能过剩状况。OECD资料显示，汽车行业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汽车行业产能过剩时，OECD
国家最常采用两类方法。一类是促进消费，通过财政补贴或者税收优惠促进消费者更换新车或者购买具有新技术特征的车；另一类方法就是产品及产能出口。美国、日本、德国在本国的汽车行业产能过剩时都尝试推动产品出口以及在国外建厂将产能向国外转移。
日本和韩国很注重通过产品或产能的海外转移化解国内的产能过剩。如20世纪90年代，日本造船业陷入第三次大萧条，为了应对全球化竞争，在进一步提高行业集中度的同时，采取加快海外生产的措施。为此，日本设立了专门对外贸易投资服务机构，全方位地帮助企业“走出去”。如设立了负责贸易投资服务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解决贸易和投资风险的日本贸易保险，还有负责海外投融资的国际协力银行等，以上三个机构均为政府授权或出资。此外，还利用政府开发援助项目ODA ，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帮助大批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和贸易。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行业将产能转移国外并非容易之举。如钢铁行业的高炉生产，由于高炉建设投资高、回收周期长达15年、基础设施配套要求高等特点，很难轻易将过剩设备转移到海外生产，只有依靠产品出口来化解过剩产能，如在海外延伸业务链发展精加工或扩大钢铁产品在海外的销售等。
——对过剩设备处理实施税收优惠
日本对废弃过剩设备实施优惠政策。如1999年10月实施了《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简称“产业再生法”
），它是临时措施法。主动处理过剩设备的企业废弃超过企业总资产5%的设备 ，经有关政府部门审核，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内容是：企业可以从次年度起减少纳税额，可以在5—7年内从企业收益中抵扣掉废弃设备的损失费；或者企业可以选择从上一年度缴纳的法人税中返还部分设备损失费。这些措施虽然在过去也曾实施过，但没有产业再生法实施的政策优惠力度大。另外，在内阁府下设立了产业再生机构。除了一些公共法律，针对特殊产业的产能过剩，日本还出台了相关产业临时法来应对。
——市场化退出机制
除了上述有较强政策性的退出机制外，对于一般行业或企业来说，主要通过企业自行注销、进入破产程序以及资本退出机制等市场化退出机制让市场主体进行自身调整，将可能过剩的产能淘汰或者转移。发达国家一直沿着降低注销成本、完善破产程序以及建立资本多渠道退出机制等方向，帮助企业顺利退出，加快产业的新陈代谢。
日本通过不断完善破产法来便于企业退出。在日本，一般企业的退出主要依据《破产法》，2005
年日本实施了新的破产法，使得企业破产的程序更加简单，企业退出更加容易。此外，美日欧等国多设有个人破产制度。个人破产制度可以保护企业主在企业破产时仍能保障自己相对体面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私有企业主申请破产的后顾之忧。如日本为了保障中小企业经营主经营的安全，设立以行业或地域为单位的互助共济性质的保险制度，企业每年按照一定比例缴纳安全保险金，企业破产时企业主可以领取一定费用，来保证其家庭的日常生活。
为了使日本企业更顺利地实施业务整合，日本在产业再生法中还制定了支持措施。首先，简化公司分立手续，在《商法》中设立特别措施，承认具有认定资格的会计师、审计师、律师出具的企业资产评估结果，使公司分立手续由过去的3个月至1年缩短到1个月；其次，制定业务转让便利化制度，规定大企业收购资产不足本公司总资产5%的小企业，不需要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等；第三，扩大员工持股范围，允许子公司的股东或员工持有母公司股份；第四，金融机构所持企业债务可以股权化，即债转股；第五，对设立公司、增资、合并等登记税实行减半等。但是，享受以上政策需要主管部门的认定，并规定股东资本收益率必须在计划实施的三年内达到增长2%的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产能过剩背景下如何建立和完善企业退出政策体系研究”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李志能 王继承 马淑萍 范保群
亓长东 王怀宇 周燕 朱鸿鸣
执笔：王怀宇 马淑萍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产能过剩背景下如何建立和完善企业退出政策体系研究”课题组（执笔：王怀宇 马淑萍）
从日本麒麟公司看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共同治理
年初笔者参观了日本麒麟啤酒横滨工厂，重点了解了麒麟控股公司资源再生利用和节能环保等方面的经验，就工厂的质量监督和环保处理等方面内容进行了交流和探讨。作为日本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麒麟控股公司2013年实现销售收入22545亿日元（其中：海外收入占30.4%），利润1428亿日元，旗下拥有280多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并在中国的北京、珠海、广州等地设有独资公司，全球共有员工4万多名，已发展成为集饮料、啤酒、医药生物三大产业为主体的著名跨国公司。横滨工厂是麒麟控股公司的发祥地，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是麒麟啤酒的重要生产、物流和研发基地，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尤其在90
年代，有效应对产业公害和城市生活公害，并荣获了日本“环境大臣奖”。同时，开展节能环保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节能环保事业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
一是减少排放，构建低碳社会。大力引进节能设备和技术，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66%。例如：引进燃气锅炉系统，将燃料用油由重油改为天然气；引进燃气发动机热电联产系统，有效利用余热建自备电厂，不仅解决公司内部用电，还向社会供电；引进厌氧污水处理法，即利用啤酒残渣等有机物体中产生的沼气（可再生能源）作为热电联产设备的燃料，不仅达到了节能目的，还实现了碳中和；建立风力发电站；引进二氧化碳提纯设备等。
二是实现工业废弃物再生利用，构建循环性社会。对发酵酒糟等副产品以及工业废油等所有工业垃圾，首先进行严格分类，然后通过引进设备和利用社会资源相结合的办法实现再生利用，1994年废弃物再生利用率已达到100%。为了减少资源浪费，还不断开发和使用环境低负荷的容器和包装，如轻型啤酒瓶等。
三是努力构筑与自然共生的社会。麒麟控股公司把争当企业市民、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使命。与当地NPO组织共同组织市民和员工开展城市清洁活动和义务植树活动，并建设绿色生态园式工厂
作为市民休憩之地向社会开放。与政府机构和大学合作举办公益环保讲座，宣传和推广环保经验。企业之所以重视环保的另一原因是企业认识到食品行业受益于大自然的恩惠。
当然，日本企业开展节能环保工作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如日本经济产业省下属的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与麒麟啤酒合作开发太阳能发电系统，使得工厂二氧化碳排放大大减少。还有，政府通过加强与企业的交流，了解企业诉求，有效制定和落实政策。如日本农林水产省派遣一名官员到麒麟公司短期工作，目的是深入基层了解行业情况，帮助企业与国家研究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
为保障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健全环境保护机制。一是要加强政策引导，在加快资源价格改革的同时，形成企业开展节能环保改造可降低经营成本的激励机制，使节能环保事业成为企业发展的驱动力量。二是要鼓励企业引进资源再生利用和节能环保设备和技术，支持产官学合作，研发和推广环保技术。三是要开展全民环保运动，支持环保NPO组织发展，形成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可以从孩子抓起，加强环保教育工作和宣传。以学校、社区和企业等组织为单位，彻底实行垃圾分类处理管理。
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定机制是有效推进环保工作的基础。借鉴日本立法经验，可从程序上规范政策的制定。一是建立审议会制度，对政府部门提出的法案和政策进行事前审议。审议会委员由学者、有识之士、媒体、消费者和产业界人士等构成，目的是听取相关利益方意见，使得政策制定更为合理和科学。二是建立部门间政策协调制度。法案或政策内容，必须征求相关部门意见，防止政策内容不一致或矛盾。三是加强政策顶层设计，以保持政策的一贯性和公平性。最后是加强政府与企业的直接交流。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马淑萍
应建立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国有企业由于股东的特殊性，信息披露比一般企业显得更加重要。许多国家要求国有企业向社会公众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治理、财务状况、重大经营事项、重大风险事项、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信息，将信息披露作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关键内容和重要基础。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国有企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表现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建立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应成为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信息公开披露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民作为股东拥有知情权。现代公司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东知情权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础。我国的《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全民作为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当然拥有国有企业的知情权。
充分的信息披露是加强企业外部监督的基础。政府代表全民对国有企业行使股东权力，不仅存在激励不足的问题，还可能被企业内部人俘获，因此要防止国有企业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有国有企业充分披露信息，各类社会机构、各类财金专才才能够对企业的战略决策、薪酬体制、资产处置、关联交易、小股东利益保护等方面进行有效监督。
充分的信息披露有利于减少不当行政干预。行政干预过多，将侵害企业经营的独立性，最终导致权力不清、责任不明，是国有企业面临的突出矛盾。将政企关系公之于众，让社会公众进行评判，是改进行政管理方式和改善公司治理的有效手段。
加强信息披露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骨干力量。但国有企业仍然遗留了计划经济的部分体制机制，承担着大量的历史包袱，企业经营的效率有待提高；少数国有企业负责人出现了重大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对国有企业的信任。国有企业加强信息披露，充分展示国有企业的成绩，也不回避企业在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才能继续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理解，从而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重视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披露
经合组织囊括了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该组织的报告显示，其成员国都高度重视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相关经验值得借鉴。
(一)将信息公开披露作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
经合组织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分为法律和监督框
架、国家按照所有者行事、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利益相关者关系、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董事会的责任六大部分，信息披露是其中基本内容之一。该指引提出：“
国有企业应该像上市公司一样遵循高质量的会计和审计标准，大型国有企业应该按照国际上认可的高质量标准披露财务和非财务方面的信息”。国有企业应重点披露的信息包括：公司目标及其实现情况；所有权结构和选举权结构；重大风险及公司采取的主要措施；来自国家和其它国有企业的扶持等等。
据经合组织的调查，越来越多经合组织成员国要求国有企业按照上市公司标准披露信息。例如瑞典政府规定：“由于国有企业最终属于瑞典人民，所以公开且专业地披露信息和保证透明度是一项民主诉求，因此政府认为国有企业至少应该像上市公司那样透明”。
(二)信息公开披露的内容和质量要求较高
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国有企业一般都要公布年度报告，通过公司网站或国资管理部门网站发布。年度报告的内容和质量通常在公司法、相关法规或者专门针对国有企业的法规中规定，一般至少包括企业过去一年经营的主要成果和财务状况。部分国家的国有企业也要公布半年报，少数国家的国有企业公布季报。
越来越多的经合组织国家要求国有企业提交董事会报告，其内容通常包括：公司运营和主要活动回顾；影响公司
发展的重大环境变化；可能的发展前景；董事会成员信息和董事会履职报告。一些国家要求国有企业提交公司治理报告，其内容包括：董事会构成和任命程序；董事会的外部咨询资源；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成员薪酬计划及制定程序；任命外部审计人员的程序；风险管理；伦理政策等等。有的国家还要求，国有企业的年度股东大会要向公众公开，为公众作为最终股东质询国有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提供机会。
(三)高标准的会计和审计是信息公开披露的前提
经合组织国家一般都要求国有企业遵循上市公司的会计准则。一些国家如英国、日本等，对国有企业因公共服务获得的财政补贴，一般要求分离账户，以提高政府资金使用的透明度。经合组织国家绝大多数都要求国有企业接受外部审计。有些国家如法国、挪威等由公司审计委员会选择外部审计者，有些国家如比利时由政府和企业共同选择外部审计者，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由政府审计机构进行外部审计。另外，各国政府的审计部门都拥有审计国有企业的权力。
我国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尚未建立
(一)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披露的法规不完善
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有企业向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报告的制度。首先，相关法规提出了基本原则，如《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设
置会计账簿，进行会计核算，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向出资人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会计信息；《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财务状况、生产经营状况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其次，各级资产管理部门依据相关法规进一步强化了信息报告制度，企业报告的信息涉及到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包括发展战略和规划、投资计划、境外投资并购、非主业投资、对外担保、资产转让、年度工作总结、高管持股等等，其中一些还需要备案或审批。
尽管国有企业和国资监管部门都拥有大量的信息，但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企业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有关法规确实提及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但都是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执行标准。如《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布国有资产状况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信息公开实施办法》也规定国资管理部门主动向社会公布所出资企业生产经营总体情况、所出资企业国有资产有关统计信息、所出资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营业绩考核总体情况。但是，政府有关部门一般只公布国有资产的加总数据，社会公众根本无法真正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因而也无法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
(二)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披露的水平和质量都很低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国资监管部门，自身缺乏信息公开披露的动力。由于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至今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都处于较低水平。我们
对央企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初步统计。截至2015年8月底，在111家央企中，94家央企的官方网站可以正常访问，另外17家央企的官网无法访问。
央企普遍不重视年报披露。从可以访问官网的94家央企看，年报披露的比率始终在10%左右徘徊，多数央企都没有披露年报。在已经披露年报的企业中，披露的标准也不同。个别企业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披露了详尽的财务报告，包括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以及股东权益变动表；多数企业披露的财务信息不完整，离上市公司的标准存在较大的差距。
央企相对比较重视社会责任披露。从可以访问官网的94家央企看，2011—2013年，央企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比率约为70%左右，但2014年大幅下降到40%左右。从披露的内容方面，央企都会重点介绍绿色环保、社会贡献、员工发展、慈善捐助、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各领域的企业还会结合业务特点介绍相应贡献，如电力、能源类央企会披露能源供应方面的贡献，核工业、兵器工业会披露国防建设方面的贡献，航空、通信类则会披露客户服务方面的贡献等等。
央企在信息披露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选择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信息披露的动机。央企重视社会责任的披露，希望公众认可央企对社会的贡献。央企不重视年报的披露，则表现出一定的内部人控制的特征。
建立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的建议
(一)采取尽快启动、逐步规范的方式开展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披露工作
加强信息披露，建设阳光国企，不仅仅是反腐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需要，更是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基础性条件。通过信息披露，让社会大众参与公司治理，国有企业的发展和改革将会获得人民大众无穷无尽的支持。
提高国有企业透明度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落实行动才是关键。考虑到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建议采取“先铺开、后规范”的方式，加快改革步伐。具体而言，先要求所有政府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定期披露公司治理、财务状况、重大经营事项、重大风险事项、关联交易、企业负责人薪酬等事项，对披露标准暂不做规定。在实行两年以后，根据社会公众的反馈意见进行评估总结，再制定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
(二)参照上市公司制定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披露标准
借鉴经合组织国有企业治理的经验，国有企业参照上市公司制定信息公开披露标准。国有企业的最终股东是全国人民，所以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既是义务，也是获取股东支持的条件。
证券市场的灵魂在于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我国在过去二十多年的证券市场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定了比较完善的规则，对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的内容作出了明确要求，对信息披露的责任也进行了详细规定。这些保护投资者的规则多数可以直接借鉴。
由于大量国有企业资产已经上市，如央企大约70%的资产已经进入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参照上市公司标准开展信息披露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只须将信息披露从核心资产扩大到集团母公司。
也要妥善处理好商业秘密和公众监督的关系。商业秘密和信息披露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企业不应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必要的信息披露，也不能为信息披露而随意泄露商业秘密。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需要全面权衡各方利益。
(三)完善独立审计与内部审计相结合的监督体系
首先要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内部审计具有信息优势，是企业风险控制的关键环节。从国有企业实践看，改进审计的重点是加强董事会对审计的领导，提高内部审计的相对独立性。通过加强内部审计，为企业内部监督和制约提供客观信息，为改进管理层的工作提供合理建议。
其次要加强外部审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有企业的外部审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社会审计机构能力不足、独立性不强，加上企业自身公司治理不完善，出现了外部审计没有做到独立、客观、公正的问题。未来应结合国有企业改革，逐步强化外部审计，保障信息披露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四)完善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披露的法规
国有企业和国资管理部门都缺乏信息披露的内在激励，必须依靠法规来推动信息披露的落实。建议国务院制定国有资产管理的信息公开披露条例，国资管理部门制定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披露的管理办法，依法依规推动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披露工作的规范化。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马淑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廖博
寻找失传的“工匠精神”
“苦练七十二变，才能笑对八十一难。”六小龄童的猴王精神，应用在企业发展亦或就是中国曾经拥有后又失传的 “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在德国、日本都有百年传承的历史，也正因如此，这两个国家不仅拥有众多百年老字号企业屹立至今，其产品更是在全球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
究竟“工匠精神”的精髓是什么？德国和日本为何能够将这种精神传承百年？中国也曾经拥有“工匠精神”，为何会失传？在现代喧嚣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又该如何打磨这种精神？
中国经济时报：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和其后的多个场合，李克强总理都提到国人要学习德国、日本的“工匠精神”。怎样理解工匠精神的含义？工匠精神的精髓是什么？
马淑萍：我曾经问过丰田公司负责生产管理指导的高管，是什么原因能够把产品做到这么好，他告诉我是“匠人文化”。
我总结 “匠人文化”的精髓是精益求精、追求完美，不断创新、挑战自我，让社会和客户更加满意。“匠人文化”狭义对象指继承传统手工业的工匠。日本喜欢用“匠人气质”评价企业或人，他们的特点是对自己的技术有自信，倔强而老实，拥有极强的自尊心。匠人以“平生一工匠”为荣，一些匠人成为日本的“人间国宝”。江户年间手工业最为发达，匠人气质定型，形成民族性，并形成了传统的匠人文化。“匠人文化”被全社会所承认，被整个日本社会接受和发扬。日本企业的“现场主义”、“持续改善”、追求独有技术等理念以及员工认真敬业的工作态度处处都能表现出匠人精神。
周民良：我个人的理解是，工匠精神追求精益求精的完美境界，是一种专注、执着、敬业、守规
的精神，体现专业化的职业操守和向社会提供尽责服务方面的不懈追求。企业界追求工匠精神，体现技艺极致、产品精致、风格别致、言行一致的企业目标，在成人之美、让顾客满意中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达到美美与共的市场目标。日本、德国都有许多生存期达到百年以上的企业，长期传承着精益求精的产业传统，以好的质量、好的品质、好的标准和好的顾客口碑，赢取顾客的信任和货币选票，就体现出行胜于言的工匠精神。
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很好的工匠精神，比如，同仁堂、王麻子剪刀，都是很好的老字号，此类工匠是民族瑰宝，应该在市场经济下发扬广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社会存在着极度浮躁的情绪，对工匠精神的发扬与传承极为不利。
***总书记多次大声疾呼建设制造强国，尤其强调树立质量、标准、品牌意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明确提出 “开展质量品牌提升行动”，一直到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工匠精神，在党中央的决策目标中，弘扬工匠精神、倡导质量、标准、品牌观念是夯实长期发展基础的重要一环。
传承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研究日本发展的资深专家，您觉得为什么日本的工匠精神能够传承下来？
马淑萍：日本“家社会”为“匠人文化”提供了土壤。江户时期日本将地位、权力和财富实行分散，形成了“家社会”
，藩主是一家之主，拥有最高地位，武士阶层是藩的实际统治者，武士对藩主绝对忠诚。日本企业与江户时代的藩体制很相似，企业像个家，社长是藩主、企业的精神领袖，工匠、技术人员相当于武士。整个社会由家单元构成，形成了和谐、有序的社会，这种社会体制利于“匠人文化”的发展和“匠人精神”的发挥。日本战后政治经济社会体制通过土地改革和财阀解体等，进一步实现了民主化，追求公平、安定的社会成为发展目标，日本目前是世界中居民收入差距最小、中产阶级占主流、高福利的“社会主义”国家。
日本社会提倡有序竞争和协作。从产业发展看，产业间建立了比较合理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减少了过度竞争，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是有序的。日本产业发展相对连续，利于技术传承和发展。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明确的专业化分工为中小企业做专、做精创造了条件。小企业不会为了市场与大企业竞争，大企业也不必做全，因此诞生了大批中小企业世界隐形冠军。日本也是世界长寿企业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创业200年以上的企业共5586家，日本多达3146家，占了近60％，远高于排在第二位的德国（837家）。
从企业角度看，日本多数企业受“家社会”
文化的影响，把员工利益放在第一位，其次是企业利益，最后是股东利益，因此企业可以从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企业提倡集团主义，员工团结合作，企业家责任感强，敢于承担经营失败责任。另外，日本企业实行长期雇佣，很多企业仍然坚持传统的师徒制度，专业技术人员和现场技工的地位较高，技术人员成为社长的现象较普遍，这些与匠人文化有关。
日本匠人文化和匠人精神也受到过冲击。日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经济繁荣，同时追求规模扩张的大规模、大批量的生产方式和过度竞争，造成大量产能过剩，中小企业经营陷入困难。这个时候日本开始反思建立新的市场秩序。政府为了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出台了例如《大店法》等一系列保护中小企业的政策。同时，企业自身也意识到协作的重要性，如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让钢铁市场从无序竞争变成了有序竞争。钢铁企业和钢铁商贸企业的分工合作，使得钢铁企业能够专注生产和研发。丰田公司经过多年实践，摸索出的精益化生产方式，不仅被日本企业广泛学习，也得到世界各国企业的推广和发扬光大。另外，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为持续研发和匠人精神的传承，创造了好的环境。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中国曾经有的工匠精神没有得到传承？
马淑萍：中国在明末清初，工商业发达的江浙一带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也曾拥有“匠人文化”
。但后来由于战争，尤其是文革运动，破坏了匠人文化，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倾向。企业官本位主义严重，特别是国企讲行政级别，专业技术人员的地位没有管理人员高。这些均不利于匠人精神的发挥。
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目前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我们很多产业规模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我们产品质量提升的空间很大，自有技术还不够多。我们目前缺少匠人精神。
周民良：我认为，工匠精神应该是一个全社会普遍追求的精神，社会分工不同，但是信守职业追求和尽责服务社会应该是不变的社会追求。政府部门信守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操守、企业家信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企业家的要求，普通民众在各行各业尽心尽责地服务。如果全社会能够普遍信守工匠精神，这样的社会就会是一个蓬勃向上的、不断进取的、人尽其才的社会。
但是，工匠精神的养成首先需要政府部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为全社会树立起职业操守的表率。比如，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低通胀、高就业是各国政府共同信守的目标。泡沫经济不仅导致资源的错配、剥夺民众利益，与任何美丽辞藻堆积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都不兼容，也背弃了政府自身应该信守的工匠精神，导致全社会工匠精神的普遍沦落、下沉，甚至可能出现政府失信百姓、企业坑蒙用户、研究机构随意整治员工等普遍性的反工匠精神现象。我个人认为，如果行政部门追求短期利益、不计成本甚至把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工匠精神也就是“浮生半日闲”的嘴上功夫，甚至就是一阵风而已。
落地
中国经济时报：怎么做才能让工匠精神从口号变成实际？
马淑萍：实现工匠精神并传承下去还是应该从根本上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逐步建立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完善产业分工协作关系，加强产业间的合作。二是企业要建立以人为本的雇佣体制。如实施员工培养计划，为保证管理和技术传承，可以实施师徒制度，减少技工流动性。建立鼓励团队合作的考核办法等。最后，建立和谐发展社会，它是基础。
周民良：首先要认真学习研究德国、日本的工匠精神究竟都
体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能够传承下来，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工匠精神没有得到传承或者消失了，我们的社会究竟缺少什么？我认为，工匠精神无论对政治家、企业家、研究人员、街头摊贩，都是需要的。就是专业务实、不装样、不做假、不口是心非、不坑蒙拐骗，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的领域里追求工匠精神。
其次，创造好的条件让工匠精神得到发扬。学习德国和日本的工匠精神，既要学习企业风格、企业做派，也要借鉴德国与日本政策、法律、法规等国家规制。通过制度设计，以保障工匠精神运行。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措施，形成企业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评判体系。对于违反工匠精神的企业行为，一定要有制衡性的举措。当然，建立制衡的社会制度，才能更好满足全社会普遍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如果政府缺乏制衡，就会出现政府不像政府、政府官员自利性行为扩大、政府言而无信等现象，体现不出政府官员的工匠精神。
第三，弘扬工匠精神，需要自上而下的行动。中国共产dang是一个富于创新精神和不断实现目标的政党，在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都采取过一些为民谋利的重大举措。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顺应人民的要求，在从严治党的基础上从严治政，使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在具体的行政行为上与广大民众的呼吁相一致。为此就需要积极落实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等重大路线与政策。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房地产税制度，而日本用两年时间就实施了房地产税，我们许多年只喊口号不见落实。为何有些部门抵制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落实？为何有些报纸还称房地产税为恶税？政府和媒体的工匠精神都在哪里？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马淑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周民良
日本应对老龄化的经验借鉴
日本应对老龄化的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增加消费税，提高财政收入，改善社保收支平衡。2012年通过社会保障以及消费税一体化改革相关法案，决定上调消费税至10%。目前消费税已调整到8%。
第二，实施老年人雇用对策。2013年开始实施。一是确保60—70周岁以下老人受雇；促进老年人再就业，规定企业有义务废除招聘年龄限制条件，政府对实现老年人再就业企业给予奖励；设立老年人才中心提供临时、短期等就业机会。
第三，政府推进养老产业。具体措施包括：减轻居家养老负担；配置大量特殊养老设施，以及附带保健医疗功能、面向老年人的住宅；培育护理人员并确保其不离职；制定相关制度，做到工作与护理两不误。
第四，民营企业致力于养老产业的发展。日本是老龄产业最发达的国家，目前市场规模已达到50万亿日元。在日常生活领域，有专门生产面向老年人的手机、自行车、饮料以及送餐、百货店等服务。此外，老年健康产业也很发达，利用IT技术实现预防促进健康。为了解决护理人员不足问题，医疗护理用机器人和生活支援型机器人产业成为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马淑萍
以渐进式创新提升我国创新实力
渐进式创新重视内部资源，对企业发展和产业格局破坏小，利于现有企业的长期发展，在传统产业是主要创新方式。我国创新基础比较薄弱，应该更加重视渐进式创新。建议国家进一步改进创新政策，激励企业持续渐进式创新，通过量变实现质变，提升国家整体创新实力。
尽管我国企业可能在少数领域成功实现突变式创新，但我国总体创新基础相对薄弱，需要通过渐进式创新进一步夯实技术基础。改进创新政策，激励企业持续渐进式创新：要进一步落实税收激励；加快科技体制改革，重点建设一批服务中小企业的应用技术开发机构；要鼓励产学研合作，促进联合创新。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和物联网的兴起，电子商务、智能制造对传统的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带来了新的技术革命，全社会将创新焦点转向这些突变式创新，往往容易忽视渐进式创新的重要性。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渐进式创新是基础，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渐进式创新与突变式创新
渐进式创新指利用现有资源、不断改进技术、主要服务现有用户群的创新方式。如手机制造商在新型号手机上添加新的硬件或软件，增加手机的服务功能。突变式创新指
采用新的技术导致企业原有生产资源沉没或者主要用户发生改变，如数字技术导致胶片相机的生产资源沉没，电子商务吸引了大量商场消费者，等等。
渐进式创新与突变式创新带来不同的效果。渐进式创新重视内部资源，依靠全员创新，对企业发展和产业格局破坏小，投资风险小，利于现有企业的长期发展，但企业发展相对缓慢，产业结构调整能力相对弱。渐进式创新在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非模块化技术领域是主要创新方式。突变式创新重视外部资源，依靠少数人精英创新，具有颠覆产业结构能力，企业容易出现爆炸式增长，但投入风险大，不确定性强，容易破坏现有产业体系，造成大量企业退出、员工失业。突变式创新容易出现在技术进步快的新兴产业，特别是模块化技术广泛应用的领域。
从全球各国实践看，美国始终处于突变式创新的前列。十九世纪以来，美国企业在发电机、电灯、火车、电话、塑料、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给全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德国、日本等国家经济也处于世界前列，但突变式创新相对较少，企业主要还是渐进式创新。比较各国实践可以看出，企业创新路径的选择与区域创新系统和企业的特点密切相关。
首先，区域创新系统为不同创新路径打下基础。美国的国家创新系统具有鲜明特点：重视基础研发，科技水平全球领先；重视专利保护，企业投资创新积极性高；风险资本发达，为新创企业提供充裕资金；证券市场活跃，为风险资本循环提供通道；创新网络完善，各类创新
资源快速聚集。这些因素都为美国的突变式创新提供了良好环境。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的创新系统更加有利于渐进式创新，对突变式创新的支持远不如美国。
其次，企业的特点是企业创新路径选择的重要依据。德国、日本的企业重视员工的技能和技术研发，如德国的“双元制”培训体系为企业提供了高技能工人，日本的“精益生产”管理方式倡导员工参与的持续改进。德国、日本的企业特点成为企业选择渐进式创新路径的重要依据。
渐进式创新与突变式创新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渐进式创新为突变式创新打下坚实基础。渐进式创新积累了先进技术和各类生产要素，培养了用户群，为突变式创新创造条件，渐进式创新与突变式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是“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因此突变式创新很少出现在经济落后国家，一般出现在渐进式创新基础较好的国家。另一方面，突变式创新提高了渐进式创新的起点。突变式创新发生后，创新进入新的周期，推动创新不断改进完善。总体上，渐进式创新是常态，突变式创新是偶然现象。
更加重视渐进式创新
（一）我国创新基础薄弱，需要更加重视渐进式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但总体上仍然处于全球中游水平。《全球创新指数（2016
）》评估体制机制、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企业成熟度、知识和技术产出以及创意产出在内的国家创新活动，中国排列第25位。《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评估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准备度、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和创新等重要方面，中国排在第28位。2013年科技部启动国内外技术竞争调查活动，参与专家主要来自国家863计划、支撑计划、国家重大专项课题承担专家、千人计划、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和管理专家等。通过问卷调查判断，我国技术水平总体上相当于美国技术水平的68.4%，总体技术水平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为9.4年。
尽管我国企业可能在少数领域成功实现突变式创新，但我国总体创新基础相对薄弱，需要通过渐进式创新进一步夯实技术基础。以工业4.0和智能制造为例，我国企业在许多领域尚未掌握主要部件的核心技术，80%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70%的汽车制造关键设备、40%的大型石化装备以及绝大部分高端、精密的试验检测设备和数控机床控制系统要依赖进口；我国多数企业信息化基础薄弱，购买的主要管理软件（ERP、MES、CRM等）相互独立，存在信息孤岛和数据整合问题，供应链也没有打通，无法形成人、机、料、品的动态联动。这些问题都是工业2.0、工业3.0
时期的问题，需要长期积累才能解决。由于积累不足，制约了工业4.0的发展。
（二）改进创新政策，激励企业持续渐进式创新
一是要进一步落实税收激励。我国采用国际通行的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费用制定了150%的扣除比例，在世界各国中属于较高比例。2015年进一步放宽了享受优惠的行业范围和费用范围，简化了费用核算管理，减少了核准程序，对激励企业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该政策由税务部门管理，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一般执行比较到位，财政状况不好的地区容易出现研发费用核算管理过紧的现象。另外，中小企业研发项目立项和管理不规范，导致中小企业享受政策比例过低的现象比较突出。建议税务部门进一步提升能力、加强服务，通过落实政策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提高创新能力。
二是加快科技体制改革，重点建设一批服务中小企业的应用技术开发机构。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创新领先国家都高度重视应用技术开发体系建设。美国在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简称“NNMI计划”）中提出组建15家以上的应用技术研究所，帮助新的制造工序和技术从基础研究过渡到制造应用，重点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日本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80多家产业技术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交易、产品实验、测试检测等服务。德国史太白基金会拥有750
家分支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技术评估、人员培训等服务。我国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给予一定的投入，采用市场化机制，构建服务中小企业的应用技术服务体系。
三是要鼓励产学研合作，促进联合创新。美国、日本、德国等创新领先国家都重视产学研合作开展联合创新，如1976—1979年，日本政府支持富士通、日立、三菱机电、日本电气和东芝5家主要的日本半导体公司组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发合作产业联盟（VLSIconsortium），帮助日本企业在1980年代实现技术赶超。1987年美国13个主要半导体公司与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组建半导体技术研发合作产业联盟，帮助美国半导体企业重新回到了世界第一的竞争地位。北京中关村在促进企业联合创新方面也取得了许多经验。建议国家创新资源要进一步向产学研合作和联合创新倾斜，打造产业创新生态。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马淑萍
优化产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在继续优化。一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和9.2%，高于规上工业增长水平，特别是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且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的同比增速高于整体投资水平，因此，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均说明我国的产业在向高质量发展。二是伴随万物互联智能化的发展，高技术生产服务和新兴服务业的快速成长优化了服务业结构，一些优秀的生产型企业在向综合服务提供商转型。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一些产业和产品在全球已拥有一席之地。钢铁产业是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无论规模还是装备水平，单位能耗以及硅钢、第三代汽车板等部分产品的技术水平已领先世界；我国的光伏产业通过技术迭代，光伏发电成本大幅下降，已逼近煤电成本，在制造规模、技术和成本上在全球具有压倒性优势；消费电子和家电产业从制造向智造转型，智能手机、家电产品等的全球市场份额不断提高，如华为、oppo、vivo智能手机的销量已挤进全球前五强，我国家用空调、电视机、冰箱等占到全球销量的30%-45%，京东方的液晶面板销量挤进了全球前五强；更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不仅推进传统产业升级，还催生了新业态，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产品、新技术的试验田。
但是，必须承认，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国内经济不确定性增强以及国内大规模消费市场向个性化消费市场转变的新经济形势下，只有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整体而言，可从四方面着手。
一是坚持改革开放道路，增强企业经营信心。积极遵守国际规则，坚持合作共赢原则，鼓励企业与跨国企业合作，打造世界一流企业；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加强社会保障基础建设，减轻企业经营负担；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给予企业更多自由、独立的空间，激发企业活力。
二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加快新旧动能的转化。倾斜性的产业政策在我国经济追赶期发挥了一定效果，对特定产业实现大规模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我国目前进入了创新时期，政府没有能力确定新的产业发展目标，只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政策目标应从重视经济目标向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目标转变。产业政策的作用应向引导市场和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转变。
三是加快落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工作，促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可以通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实现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利用市场手段，实现战略性重组。
四是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目前，材料、装备以及关键零部件和技术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这些领域的突破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运动式”
的鼓励政策会适得其反，政府和企业都需要“耐得住寂寞”，尊重科技规律。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马淑萍
以产业结构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
从最新的经济数据看，我国的产业结构在持续优化。一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和9.2%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水平，特别是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实现了两位数增长，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亦高于整体投资水平。投入和产出两方面均说明，我国产业正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二是伴随着万物互联及智能化的发展，高技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快速成长优化了服务业结构，一些优秀的生产型企业正在向综合服务提供商转型。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一些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拥有一席之地。钢铁产业是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无论是产业规模还是装备水平、单位能耗，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光伏产业通过技术迭代，使光伏发电成本大幅下降，已逼近煤电成本，在制造规模、技术和成本上在全球具有较强优势；消费电子和家电产业积极从“制造”向“智造”转型，智能手机、家电等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不断提升；互联网、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传统产业升级，而且催生了诸多新业态。但也要看到，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传统重化工业占比较大，服务业发展质量不高，工业内部结构的升级空间还很大。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国内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全球技术进步加快，智能化、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正在推动产业变革，我国消费结构、企业生产方式等也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新形势下，必须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
对此，一是持续深化改革，增强企业经营信心。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减轻企业经营负担；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给予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激发企业活力；鼓励我国企业加强国际合作，打造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二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让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电力、石化等行业竞争；依法加快出清“僵尸企业”，更好引导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三是加快落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工作，促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可以通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实现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利用市场手段，实现战略性重组，同时做好对国有企业重组的反垄断审查。
四是尊重科学规律，强化基础领域研究。目前，在关键材料、关键装备以及关键零部件领域实力较弱已成为制约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这些领域的突破需要长期的研究和技术积累，对此，各方都需“耐得住寂寞”，持之以恒地付出努力。要让更多的优秀制造业企业获利，使其有持续投入研发的能力；建立长期的开放式基础研究平台，可考虑依托国家研究机构、龙头企业的研发平台，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联合攻关，研发成果由成员单位共享；同时建立宽松的研发环境和容错机制，允许研发失败。
五是促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协调发展。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关系。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具有先进的技术装备、雄厚的实力和坚实的基础，这为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技术、人才、市场等有利条件。同时，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等与传统产业融合，也能加快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对此，一方面要关注钢铁等传统产业的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化解过剩、转型升级进程；另一方面要通过开放式创新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更好发展新兴产业，推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互为促进、共同发展。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马淑萍
提振企业信心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投资、结构调整维持经济平稳运行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前三季度的统计数据看，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特别是大型企业效益增长快。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表现最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
，高于外资和民营企业。从行业看，制造业增长较快，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最快，同比增长37.5%。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6.2%。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具体表现在：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高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所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8%和8.6%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贸易结构在优化，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占比提高，如机电产品出口增长7.8%，占出口总额的58.3%。
实现经济平稳运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1）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一些地方推进了基础设施和大项目的投资，同时一些新兴产业投资项目带动效果显现，如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54.8%，集成电路增长11.7%；（2）削减产能、市场回暖等因素，使大型钢铁、煤炭企业的经营收入大大提高；（3）债转股、不良资产剥离等改革措施降低了部分企业的负债率，企业财务成本下降，盈利能力提高；（4）营商环境有所改善。
做好过冬准备迎接内外挑战
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更多得益于外部市场需求刺激因素。随着中美贸易摩擦负面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受新旧动能转换接续压力的加大，外部投资能力和作用效果递减等因素影响，将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为了提振企业信心，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建议如下。
一是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解决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研究“对等开放”
诉求，有序推进国内市场的开放，促进国际贸易投资环境的改善；加快推进上位法的修订和完善，适应简政放权提高市场化管理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产权保护，维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利，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的直接干预，特别是防止实施一刀切式的强迁、限产、停产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二是切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资本利用效率。研究落实国有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推进专业化重组提高协同效果，推进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有序退出，退出资金可用于充实我国基础性研究和社保，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我国的整体创新能力，还可以加强社会的稳定；重点推进可以加快产业升级的混改。
三是企业强身健体提高竞争力。“打铁还需自身硬”，企业只有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首先全社会共同努力打造“中国造”品牌，支持企业生产销售高质量、安全的优质产品，使消费者信赖国产品，改变出国“爆买”现象；其次不断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满足个性化需求，甚至引导消费需求。目前，我国总体消费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如果我们的产品能够满足国内消费市场，那么我国的经济一定能够健康发展。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马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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