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毛主席一生很少出国，但他绝不是闭关锁国之辈。他身在中国，却放眼全球，世界大局尽揽心中。他除了通过读书看报、收听广播等渠道接触世界之外，最直接最广泛的莫过于接待国外来访者。在这些络绎不绝的来华友人中，外国记者是毛主席喜欢的。也正是由于充满神奇的“第一次”接触，给外国记者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
一、关于毛主席的外貌气质及性格
毛主席传奇般的经历，博览群书、重视实践、精于思考、善于总结等等超常的文韬武略，铸就了毛主席非凡的风度，一种难以言状的极具震慑力、凝聚力和感染力的风度。
艾格妮斯?史沫特菜，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929年，她曾经作为《法兰克福报》记者，不远万里，满腔热情地来到中国，并于1937年初风尘仆仆到达向往已久的地方——延安。
她在其回忆录《中国的战歌》中，不惜笔墨细致地刻画了初次拜访中，关于毛主席的形象神态、气质和性格的综合美感体验：
“我掀开一个窑洞的棉门帘，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央一张粗笨的木桌上面点着一支巨烛，巨烛光在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着。一个人影，一只手按桌而立，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我见到一堆黑衣服上面盖着一件宽大有补丁的大衣。他站的地方高出其他部位，使他的身体显得更加高大。独一无二的烛光打破了洞中的幽暗，景物显得阴森静美，如同岁月侵蚀的古代壁画景象。个子很高、令人生畏的人物向我们移动了脚步，并且大声说：‘欢迎欢迎！’接着，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互不说话，互相打量着。他的前额宽阔而高，他是一个审美大师，且不说其他方面的造诣，他那风流倜傥的气质加上洞中阴暗的景象使我不知所措，以致当时说了什么，一句也听不清。”
图|1937年史沫特莱（右一）与朱德（中）、毛主席（左一）在延安游击队员基地
她明显地感受到毛主席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他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
1937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熊熊燃起不久，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慕名来到延安考察采访。碰巧军政大学第13期学员举行毕业典礼，他被邀请出席会议，有幸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仅仅几分钟的初始会面，就让贝特兰获得了颇觉意外的印象，这些印象与以往有关毛主席是“头脑疯狂的理想主义者”和“铁布尔什维克”之类的传闻大相径庭：
毛主席有着丰润、平展、不乏生气勃勃的脸庞，依然年轻的体态，像书生似的微微驼着的背，尤其是他那孩子气、顽皮而极有感染力的愉快心情。
图|詹姆斯?贝特兰
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白修德于1939年来到中国，1944年底到达延安，先后对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三个星期的采访。与毛主席的首次会见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独具魅力的威严风度。
他在其著作《探索历史》中谈到了对毛主席的初次印象：“（毛)在窑洞里接见了我。这个窑洞光亮整洁，泥土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桌上纤尘不染。此人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外貌，而是他那威严的风度。他身材结实健壮，头发往后梳去，上嘴唇上的茬茬依稀可辨，下巴上有一个黑痣，容貌并不英俊。他说话时声音低沉柔和，不像在讲台上的那副神气，也没有劝人的意见。他不尚空谈，对我所说的都是实际情况。他像一位诲人不倦的圣人，走动时，慢腾腾地拖着脚步，身体轻轻晃动，步态稳重。”
美国进步作家兼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6年7月，不辞辛劳地远涉千山万水，来到内战阴影笼罩下的中国，不久便踏上延安这块热土。在深切体验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后，她坚信自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并饱蘸深情地写下了《中国的黎明》、《中国人征服中国》等著作。
更令人感动的是，她于1958年9月22日，克服重重困难第六次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安了家。
那么，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中国之行，特别是对毛主席的访问，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她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的文章中作了真切的描写：“我在1946年夏天去延安的时候，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刚刚一年。第二天我坐卡车一路颠簸到了党中央所在的山沟——杨家沟。我们坐在土坪的一棵苹果树下，整个下午直到日落，远处的山都历历在目。……他穿的是普通的深蓝色棉布服，但比别人的要整洁些，保护得要好些。他的态度安祥而和蔼。他的话含义非常丰富，他的脸常常笑逐颜开，显出明朗的神采，但是他有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
毛主席和她无拘无束地从中午一直交谈到深夜，好像老友重逢一样。她陶醉其中地继续写道：“主席送我走下山坡的时候已经快午夜了，他用马灯照路，一直送我到卡车旁。我们说了告别的话。”
二、关于毛主席的谈话内容性质及风格
与毛主席的谈话，确实是千载难逢的一种独特的享受。毛主席博古通今、引经据典的智慧思想，诙谐幽默、浅显生动的信手拈来，以及那别具一格、抑扬顿挫的口音腔调……在交谈中时时处处都闪烁着不同凡响的诱人光芒，让交谈者启悟颇多，受益匪浅，谈兴难止。
史沫特莱是一位跟毛主席无所不谈的记者。她提及第一次与毛主席的谈话情况时这样写道：“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的第一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被国民党杀害了。”
她大为欣赏毛主席渊博的学识、质朴的文风和行云流水般的谈话风格。她认为：
毛主席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养料，毛主席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时不时巧妙地引用《红楼梦》、《水浒传》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他很懂旧诗，而且就诗品而言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家的风格，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
贝特兰这样记忆犹新地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美好情景：“久经考验的军校校长罗瑞卿主持会议，几句开场白过后，便请毛泽东讲话。毛显然有些舍不得地熄灭了烟头，很随便地走上讲台，他敬了个礼把帽子往上推了推，然后将手反背在背后，平静而自然地讲了起来。我注意观察这位领袖人物的演说技巧，但他并没有使用什么技巧。相反，毛说话操着乡音，不断表现出农民那种生动的幽默，使用的是连为我们续茶的12岁的‘小鬼’都能听懂、直接了当的、实实在在的话语。我知道，对什么人讲什么话是毛泽东的特点。”
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实际上也是一种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到底的动员令和战斗檄文。贝特兰听着毛主席条理分明、环环相扣的这场讲话，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初次印象就给了他一种毛主席是位具有深邃思想、远大眼光、雄才大略的卓越之人的感觉。
白修德说起第一次采访毛主席的谈话情形时依然历历在目。白修德清楚地感受到毛主席知识渊博，其谈吐像一位兴之所至、博览群书的自学者，能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把土地归还农民的进步意义。
“在我恭聆他的教诲时，他又进而把我在延安所看到的中国情况，同一位外国记者在瓦利福奇会晤华盛顿所看到的美国革命情况相比较。他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年也许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取得胜利一样。他问道，乔治?华盛顿有机器吗？乔治?华盛顿有电力吗？没有。英国人虽然拥有这些东西，可是华盛顿胜利了，因为人民拥护他。他知道正确的政治思想能使人民拿起武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白修德从毛主席这番别有见地的分析中，信服地领悟到了他灵魂深处的熠熠灵性。
斯特朗在幸福地回忆起与毛主席的初次会谈时，用生动的笔触深情地描述道：“我们的谈话毫不拘束。翻译又是那样流利，毛主席自己的态度又是那样富于表达力，因而我并不感觉到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他的思路广阔无垠，考虑到古今中外的事件。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因为我是几星期前才离开美国的，而他20年来同国外连通讯的关系也没有。……他谈到缴获蒋军的美国武器的时候，把这称为输血，美国输给蒋介石，蒋介石又输给我们。”
斯特朗费力地回答完关于美国的问题后，提出了关于发生美苏战争的危险的问题，从而开始了后来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内的那次谈话。
她还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到这次谈话中毛主席首次提出的“纸老虎”：“ 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毛主席帮助译者把他的话准确地译出来。他最初谈反动的统治者是纸老虎的时候，这个词译成了'Scare- crow'。毛主席立刻打断谈话，要我告诉他'Scare erow'是什么东西。我回答说，那是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在田里来吓唬乌鸦。他立刻表示这样译不够好。他说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是实际上是硬纸板做成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在这以后，毛主席就自己用英语说‘纸老虎’这几个字，他说，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沙皇看起来很强大、很可怕，可是二月一阵大雨就把他冲走了。希特勒也被历史的暴风雨冲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纸老虎。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都会遭到同样的下场。”
她一语中的、深有体会地赞扬：“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1947年2月的一天，加拿大著名记者马克?盖恩与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促膝长谈。谈话从午后不久开始，一直持续到翌日凌晨。
他在《在延安会见毛主席》的文章中，深情地记述了这一切：“毛泽东谈到赤眉、黄巾、义和团，也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农民起义最后都失败了。毛泽东在侃侃谈论过去的社会革命时，都反复强调他领导的这场革命不会失败，因为这场革命有好的领袖、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和英明的政策。他使人相信毛泽东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农民起义者，因为当他击败敌人建立一个公正的国家时，便不再会有农民暴动。那天谈到晚上，天色黑得很快。我们一道进餐。但吃不多久，我们又一道分析国际形势。他预料美国的工农劳动群众会起来革‘华尔街帝国主义’的命，成立一个民主政府。”
接下来，盖恩十分钦佩地分析毛主席精明的智慧和深邃的洞察力：“延安那台残旧的收音机，每天都把美国的广播送来，包括华尔街股票市场行情等等。毛泽东研究了股市行情后，便预见美国即将发生的经济危机，将有助于美国人民觉醒过来。”
三、关于毛主席的思想威望及人格
史沫特莱这样评价毛主席：“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他的许多著作和小册子使他进入伟大革命作家的行列。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 等光辉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
在她看来，毛主席不像某些人写文章、作报告时，以惯于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中的长篇大话为荣耀。他写文章作报告也引经据典，但他更擅长实事求是地以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丰富历史为根据，立足于本土，立足于现实，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阐述道理，是普通常识和高度智慧的有机综合，焕发着他光辉超凡的才智。
白修德这样评说毛主席：“他的经历、他所领导的战役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跋山涉水，南征北战、饱经忧患。他的第一个妻子、妹妹和两个弟弟被国民党杀害。在我见到他的前一年，即1943年，他的二弟被新疆省主席绞死。毛为他人树立了榜样。”
白修德更为毛主席的坚强意志力和伟大思想所深深折服：“他发明了现代的游击战学说，在这种战争中，人们是否穿军装是无关紧要的，男女老少不管是否出于自愿，必须卷入斗争和造反的洪流，没有保持中立的余地。他的学说就是不断革命论——他比同我谈话的其他领导人都更了解他的人民。用极其简单的历史术语来说，他不是在进行一场反对蒋介石的运动，而是在进行一场反对孔子和两千年来的旧思想的运动。他决心要根除那些思想，以他自己的思想取而代之。”
他还谈到后来又多次见到过毛主席，但强调说：“而我和毛的首次会见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足智多谋，既能掌握枪杆子，又能迫使历史的发展适合他的想法。”
加拿大记者盖恩深有感触地写出他对毛主席的看法：“当时我想，一个有意志忍受延安这种困难和危险的人，是不会失败的。突然间，我感觉到，一个巨人就在我的面前。在延安的年代里，毛泽东就意识到他是中国历史这个剧中的一个重要的演员。他熟知中国的帝王和哲学家，好像人家都是老朋友一样，同时他又熟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作为一个记者，我见过不少成为伟人的人物，但只有一次我感觉到自己是跟一位真正伟人的人物在一起——在那严寒、荒凉的窑洞里。”
“毛泽东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是革命家、军事家，又是政治家。他有压倒一切的令人无法形容的伟大人格，他有令人觉得不是初次见面的那种吸引人的平易近人的态度。”一位日本剧作家在描述与毛主席那激动人心的第一次会见时如是说。
其实，这一评价道出了几乎所有坚持真理、主持正义、追寻和平的国际友人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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