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农村中学调进城里那年，尽管已经三十来岁，但在明显老龄化的机关里，仍属小字辈。不知从谁开始，大家皆称我为“小张”，而不像其他没有职位的年轻干部一样，被尊称为“某老师”“某干事”或者热呼大名。
只有局工会的杨主席例外。每当碰见我，他总是未语先笑，笑声里呼出我姓名最后一个字且加带着四川方言的儿化称呼：君（儿）。
杨主席年长我20多岁，他对我的称呼，对于初来乍到、谨小慎微的我来说，不但没有觉得不适，反倒感觉有一丝亲切。
我那时在机关局办负责文秘、宣传、政策研究之类的工作，办公室就在新领导隔壁。
新领导作风务实，常常下乡。下乡不是调研就是督查，或者带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现场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全县上百个下级单位，没有一个他没亲自到过，每一个地方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讲起来更是如数家珍。
在单位，新领导对机关干部的内部管理也十分严格，但又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位干部职工，因此新领导在机关的威望极高，同事均对其敬畏有加。
新领导很少呆在机关，一旦他在机关，下面的十几个科室便都忙得不可开交。当他外出以后，整个机关便时有轻松惬意的气息在弥漫。
每当看到新领导的车一驶回机关大门，刚才还热闹着的各办公室顿时清风雅静，大家的工作又紧张忙碌起来啦。
只有杨主席例外，即使新领导走到他跟前，他依旧笑呵呵地，高嗓门把刚才没有讲完的笑话继续讲完。难怪他被大家称作“笑头儿和尚”，哪里有他在，哪里就有欢笑。
有一次，新领导从外面督查工作回来，一进机关大院就碰见杨主席旁若无人地站在办公室窗户前面练嗓子。新领导面无表情，急匆匆回到二楼办公室，随即命办公室主任去把杨主席请上楼来。
杨主席过来了。因为我的办公室位于新领导办公室的前面，他经过我办公室门口时，向里探个头，见我在，便侧身站在风口处，仍旧是笑着同我说些废话，好像一点也不紧张的样子。我使劲给他递眼色，他也完全不予理会，又说了几分钟以后，才不慌不忙朝新领导办公室走去。
隔了大约半个小时，新领导在里间高声叫我过去。
一进门，看见新领导和杨主席坐在长沙发的两端，一副相谈甚欢的样子。杨主席似乎刚讲了个笑话，把新领导也逗乐了。
新领导吩咐我，明天随杨主席下基层去调研一下，看杨主席有哪些招数，如何把工作做出成绩的。
出门，杨主席偷偷洗我脑壳：君（儿），领导安排你当我的监军了哈。
那次随杨主席跑了两天，感觉他的招数，其实就是庄稼把式的招数。
局工会所负责的工作其实也蛮杂的，什么老龄工作、退协工作、基层民主、政务公开等等，虽然看起来比不上业务工作重要，但却也并不轻松。局工会一共就两个人，一个是杨主席，另一个就是被他亲切叫做“成英妹妹”的老大姐。实在是人少事多。但杨主席采取分门别类的方式，慢条斯理地进行处置。再多的活，再复杂的事，桌上堆得再高的案牍，都难挡他的一招一式、有条不紊。
那时，全系统已有两千多名退休干部职工，资格老的有老八路，官职高的有刚从正局级岗位上退休的老领导，更多的是普通职工，其中难免遇到“老上访”。每个怒气冲冲来局里的上访户，只要是杨主席接访，离开时没有不心平气和的。虽然或许问题暂时还没有得到解决，但“老上访”刚来时的怒气却神奇地被杨主席给抹平了。
过了三年，在领导的关心和栽培下，我接任了机关办公室主任。因办公室与工会有颇多交叉的工作职能，我和杨主席的交结渐渐多了起来，同事关系也更为密切。
机关干部中，绝大多数干部职工的家都在机关大院的福利房里。杨主席因为属于机关老革命，也在这里分得有房子。但他从来没有居住过。他的妻子在十来公里外的合作乡当农民，而且还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因此杨主席把家安在乡下。
杨主席做农活，什么割麦子打谷子挑担子栽秧子种菜子等，可谓样样精通。每到“红五月”，他下班后直奔地头，把自行车朝田埂上一架，裤脚衣袖一挽，直接变成庄稼把式。
风里雨里，他都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他的车技，连年轻人也望尘莫及。远远地，刚传来一串响铃声，紧跟着车已经飘到了眼前。我亲眼见过他骑着自行车在逼仄的乡间小道飞驰的情形。
又过一年，杨主席老家的田舍被征用，他的妻子获赔了好几万块钱，成为失地农民。这回，妻子终于随他进县城，住进机关大院，正儿八经成为城里的市民。
杨主席搬进城里开始享受城市生活时，已年近六十。他更重养生之道，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不打麻将，早睡早起，游泳，散步，唱歌，清淡饮食，精神愉悦，是单位健康生活方式的标杆。
2009年，杨主席办理了退休手续。他离开单位后，机关里的笑声仿佛也减少了许多。
据说，杨主席的退休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他不仅参加了骑游队，歌唱队，还成为舞蹈队里新晋的“王子”。他把乐观和开朗带到了退休干部群体中去了。
杨主席退休一年以后，2010年5月的一天，凌晨四点半，我还在睡梦中，忽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接起来一听，是杨主席妻子打来的。电话里传来的哭腔和悲音，吓得我心惊肉跳。杨嫂子在电话里焦急地请求：我们老杨快不行了，请你到我家里来一下，他说非要马上见到你。
我脚耙手软赶过去。杨嫂子和他们的儿子、媳妇都在，他们把我迎进杨主席的房间。杨主席此时上半身靠在床头，似乎正在同家里人闹别扭。但其脸上的气色、水色、精神状态并无异常，看起来一点也没有“不行”的样子啊。
杨主席一向乐观爽朗，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他发怒，而且是对自己的亲人。
我问清缘故，哭笑不得。原来，杨主席半夜睡不着觉，便把家人都叫醒，对他们说，他要到那边去了，走之前想见一见他想见的人。
我就是他提出的第一个要见的人。嫂子与他理论，叫他不要深夜打搅同事休息，没事找事，老两口对抗了两个小时，杨嫂子不得已在天快亮的时候打电话把我叫来。
我坐在床边，紧紧握住杨主席的手，却怎么也做不出临终道别的状态（因为他一点也不像要去的人）。我安慰道：没事的，你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是不是遭梦魇了，是不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了？
嫂子在旁边向我述说委屈，说他前些时候胸口有些不舒服，去县医院看，医生是说肺部有点感染，输了液，打了针，吃了药，治疗一段时间，不见好。他就开始疑神疑鬼，儿子媳妇要送他到华西医院去看，他又死活不去，你说他折腾不折腾人。
天亮了。我的劝说并没有赶走他心里的魔。正不知道怎么办，他忽地用力拍了两下我的手背，口齿清楚地说：君（儿），天大亮了，你去上班嘛，总之你们都不要劝我了，我自己的病只有自己知道。你不信我会去那边，你也会遗憾的。我希望你记住，今天早上就是我和你老弟在人间相见的最后一面。
三天过后的中午，我正在外面参加一个会议，忽然接到机关办公室同事的电话，告诉我：原局工会杨主席刚刚去世了……
2016-08-22 00:07
（所有图片均我的学生和朋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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